这个被批斗的人，也很英俊，那不屈的神态，也叫她钦佩，敬仰。
况且，小学三年级时，这个人被请到学校，向她们作过长征报告，当时，她感动得泪流满面。
女孩子也不知道看了多少小人书，知道很多革命故事。她佩服那些在战场上，在监狱中，在敌人的法庭上的英雄。她并不知道什么“文化大革命”和“走资派”是什么，她感到现在站台上的是一个英雄。她想表示一下自己对英雄的崇敬，可是一时不知道如何表示。她几乎是下意识地向主席台上跑去，一面跑，一面摘下自己头上的红线帽子。她跑到台上，把那个红线帽子，戴在那人头上，这可以遮遮大风。这行动，女孩子自己完全是没有准备，甚至是在下意识中做出的。在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女孩子就跑下台，冲出了会场。
主持会议的刘吉有愣住了，主席台上的造反派头头们愣住了，全会场的人足足愣了有两分钟，鸦雀无声。
还是刘吉有反应得快，他想了想说：“同志们！这个女孩子，年纪小，觉悟高。她是在揭露张敬怀这个反革命分子呀！别看张敬怀戴着红帽子，他是一副反革命黑心肠呀！她揭露了张敬怀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
会场上这才又响起震天口号：“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张敬怀！”
“彻底揭穿张敬怀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貌！”
第六章 走出炼狱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一九六七年夏天，也就是所说的“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时候，正是“文攻武卫”和“全面内战”最激烈的时候。从南方的天涯海角，到北方黑龙江边陲的漠河，从东海的明珠上海，到西方的帕米尔高原，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各省、市、地、县，为了夺权，全都分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各派都为自己起了正常的（如“延安”“井岗山”、“大联合总部”）或者奇怪的（“如”屁派“、”好派“、”轰派“等）名字。在”全面内战“高潮时，也正是”打（内战）、砸（砸监狱、党政和政法机关）抢（抢军队的武器）“的时候。双方都说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也都攻击对方是”保皇小丑“等等。所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打得你死我活；”延安造反兵团“和”井岗山造反兵团“拚个不共戴天。他们喊着同样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和保皇派血战到底！“因为双方都抢了军队的武器库，连大炮、坦克都用上了。……这种怪现像，无论在中国或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无古人“──恐怕也不会”后有来者“了。
到了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刘吉有为首的省委造反派，联合各省直机关，成立了一个名为“革命到底”造反兵团。其对立面是号称二十万大军、由各中专技校组成的“长征红卫兵”。这帮“红卫兵小将”，在武斗中最为凶狠。有一次攻击省委办公大楼，死伤了数十人，仍然不肯停止进攻。和解放战争中四平的攻坚战十分相似。
经过十多天的攻击，刘吉有眼看守不住了，和“兵团”的头头们商量，要把“部队”转移到某个和自己有同一“观点”大学校园内死守。那里筑有坚固堡垒，易守难攻。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后，随即商量对他们掌握的省委走资派的头头们应如何处理？当时因为忙着“内战”，很长时间没有批斗他们了。但是他们认为，手中握有这批“走资派”，是一笔“财富”，现在由他们批斗，将来建立“革委会”的时候，再由他们“解放”、“结合”。刘吉有提议：暂时把他们送到监狱里关起来，将来建立“革委会”时再说。
那时，公、检、法机关，都被“砸烂”了，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长、法庭庭长，个个被批斗、关押，他们的“罪状”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想揪谁就揪谁，想斗谁就斗谁，真正是无法无天的日子。刘吉有给属于“一个观点”的市郊某监狱的造反派头头，写了个条子：（按照当时写任何文件、信件的“格式”先引了一段语录）：
最高指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
反革命方面，就是反革命派。
宋高潮革命战友：
现将省委大走资派、彭德怀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敬怀暂时寄押你处，
等待以后批判处理。
谨致
文化大革命敬礼！
革命战友刘吉有年月日
没有任何法律文件，就这么一个纸条，张敬怀进了监狱。因为监狱只管关押犯人，不管别的。这样，张敬怀在监狱里，一直关着。当时全国农村公社书记以上的，工厂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百分之八九十，都打成“走资派”，当时的“敌人”也真多，有一句顺口溜可以说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外加一个“臭老九”（知识分子），一共九种敌人。成立的专案组，千千万万，张敬怀的案子，只是千千万万之一罢了。从一九六七年的“全面内战”，“你方唱罢他登场”的夺权，后来号召全国造反派大联合，建立革委会，谁还记得“张敬怀”这个案子呢？
这样，他在监狱里一关就是九年。没有人开他的批斗会，没有人要他写“交待材料”，也没有人审问过他，他周身是伤，也没有医生给他看病。每天“放风”时见见太阳是最幸福的时刻。
为了看到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收场，张敬怀决心活下去。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人的生命有时候很脆弱，有时也很顽强。几个月后，他居然能站起来走动，慢慢恢复健康了。但是，最使他难于忍耐的是时间太难熬煎了。他住的房间，窗户全用报纸糊死了。他向看管人员要求看书看报，得到的是一顿训斥。他熬过时间的方法，一是在室内做操，二是面壁默默数数：“一，二，三，四，五……”一直数下去。有时数到一百或二百，忽然发现数乱了，再从头数，按一秒钟数一个数，一小时数三千六百下，有一次居然数到一万二千五百三十四个数，都没有乱。为创造了这项“新纪录”，他高兴了大半天。他常常追求创造更高的纪录。
他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事，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也不知道哪天是几月几号，更不知道星期几。他和外界完全隔绝。可是每过一天，他早晨就在墙壁上画一个道道……时间就这样流淌过去了。
他也经常问问：“什么时候审判我？”
看管人员只是狠狠地训斥他两句话：
“你老实点！”
“不准乱说乱动！”
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罪行”的法律文件，监狱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只负看押他的责任，连一次谈话要他交待问题也没有过。原来住的监狱，他已经记不得住了多少天。据说是因为武斗，后来他又转移到了另外一个监狱。他仍然每过一天在墙壁上画一道。可惜他不记得在以前的监狱中，画了多少道道了。好像“断代史”似的，这真是一大遗憾。
令他想不到的是：形势急转直下了。
有一天，两个军官模样的人突然向他宣布：“张敬怀，你可以回家了！”
事情来得太突然，他一时反应不过来，问：“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知道，叫你回家，你回家就是了。还问什么？”顺手递给他一个释放证。
张敬怀迟疑的问：“我到哪里去呀！”
“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
张敬怀不再多问。他来监狱的时候，两手空空，现在出监狱，仍然两手空空。
那床破被褥，还是监狱借给他的，从来没有拆洗过。他没有可以向谁告别的，他惟一的一件事是要再数一数墙上画的道道。他数了好几遍，才清楚：啊！二千九百二十一道杠！是八年，八年抗战呀！八年，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在这里数了八年数！这八年，他好像被世界忘记了。他这个“大案”，“要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张敬怀出了牢房，向门外走去，他这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内有几十座平房。一圈很高的大墙上，绕了电网。他走出大院时，把释放证给警卫看，警卫一点头，表示认可。他通过狭窄的小门，走出院子。他回头。又看了一眼那院子，忽然想起，凭印像，这是座早年他也带领部队参加修建过的监狱，那时哪里会想到，自己要在这里住八年呀！
他走了一段路，站定脚步，往上一看，天怎么这么蓝呀！难道天是蓝色的吗？不，天并不总是蓝色的。他有时会阴云密布，有时会电闪雷鸣，暴雨瓢泼。但现在天上飘着几片白云，分外美丽。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白云。空气怎么这么新鲜呢？他深深呼吸了几口。怎么也呼吸不够。
“总会过去的。”这是八年中鼓励他活下去的默念的口号。
监狱的大门外是一条小街。他见墙上贴着许多标语：“沉痛悼念毛主席！”
“庆祝粉碎四人帮！”
“打倒王、张、江、姚反党集团！”
“哦！形势已经大变了！”他想。那些标语，经风吹雨淋，已经斑驳不清，可见这些形势的大变化已经发生好久了！
他不知道在这八年，外面世界发生的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怎样一个过程。
中国政坛演出了怎样的悲剧，喜剧或闹剧。
他问了过路行人，才知道自己是在顺阳市和省会海天市之间的郊区。这里距省会不到五十公里。过去是有长途汽车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坐过。他又问过路行人，打听到汽车站，他身上还装有以前每月发的几十元生活费，买票上了公共汽车。汽车向省会海天市驰去。
汽车进入海天市区，他在长途车站下了车，看着那纵横交错的街道，穿梭般的车流，张敬怀像进入迷宫那样，连方向都辩认不清了。从他参加解放这个城市起，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甚至不知道怎么买票，也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法。他问了过路行人，才明白回到他家要换两次车，到一座大商店往右拐，走一段胡同，然后就是他的家了。
他按照人们的指点，果然看见了他住过的四合院。然而却面貌全非了。
院墙已经破败不堪。隔着不高的院墙往里看，四合院已经一分为二，在正当中，砌了一道墙，门也分成两个。房子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修缮过了，房顶的瓦楞上长满了草。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应。原来过去为了保卫张敬怀的安全，附近五十米内没有盖房子，也就没有邻居。他回头走到五十米开外的一座平房门前，敲开一家老百姓的门。他忽然想起来了：他刚搬进小院的时候，有两三次吧，在春节时，他去向邻居拜年。有秘书，警卫员陪着。他没进屋时，人家热热闹闹的，他一进屋，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官，便十分拘谨，大家都忽地站起来，像一群塑像似的，纹丝不动，他觉得尴尬，以后也就不去拜年了。
随着轻轻的敲门声，那个他曾经拜望过的近邻的门打开了。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一见他就认出来了：“呵，……是你，你回来了？进屋坐，坐！”
这老太太没有像造反派那样对他“怒目金刚”，令他十分感动。他没有进屋，急切地说：“我们家里的人呢？”
老太太说：“都下乡了，听说是走’ 武器（五七）道路‘。你那房子，在夺权时候，两派头头，还发生过武斗。吓得我们不敢出门。你喝水，喝水。”试着很麻利地为他倒了一碗水。
他觉得这位老人家不会知道很多情况，喝了碗水，便告辞出来。他想，既然监狱释放我时，让我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我当然是应当先到省委机关报个到。问问确切情况再说。
他走了有三十分钟的路，到了省委机关，门外挂着“革命委员会”的大牌子。
两个卫兵分立两旁。他向卫兵询问，卫兵示意他到收发室。
收发室老头认识他，也很热情：“你回来了，请稍等，我给单主任挂电话。”
不多时，单主任出来迎接了。好像十年中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一样，他热情地说：“啊，你回来了。张主任知道你今天回来，叫我在这里等你呢。跟我来。”
“张主任？哪个张主任？”他问。
单主任说：“就是以前的张环友书记，建立革委会时，结合’ 进革‘ 的。现在是省革委会的副主任。”
张敬怀明白了。这位张环友同志，是原来一位副书记。因为对一把手有意见，“文革”前，长期不上班，基本上是处于“靠边站”的状态。“建革”时，原来主持工作的省委领导人凡是有水平有能力的，都被打倒了。按照“建革”的“三结合”原则（造反派、解放军、老干部），总要有一个老干部参加。对于原来的当权派，到底结合谁，各派难于达成协议。张环友这些年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错误。有人还说：张环友是受旧党委迫害的好干部。他在“文革”中又没有参加任何派别，有人一提出他作为结合对像，各方很快达成了协议。张环友便捡了个“新生红色政权”省革委会的副主任。
单主任领着他往大楼里走，有许多认识他的干部，有人感到惊奇，有人走到对面，却转过脸躲着他，也有人问：“你出……回来了。”
单主任把他领到一个大办公室。原来的张副书记，现在的张副主任，正在批阅文件，一见他就问：“你回来了？好！”很热情的样子。又接着问：“身体怎么样？”
“还可以，还可以。”他随便答。
单主任马上给他倒了一杯茶。
张主任告诉他：“敬怀同志”
这位现任革委会的领导，居然称他为“同志”（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没有人这么称呼他了）这使他甚为感动。
张环友诚恳地说：“你的问题不归咱们省里管。上边叫放人，我们就放人。
至于以后的事，只好等上边下了文件再说。你先住在招待所等吧！你到财务处把工资领出来。我这就给你开个条子。还有，最近要开’ 三种人‘ 的批斗会，你可以参加。”张主任回头，向单主任交待，“给敬怀同志一张门票。”
张敬怀沉吟了一刻：“我的问题，……怎么个说法？”
张主任说：“现在问题一大堆，你的专案材料也不在省里。耐心等着，看上边是怎么个说法吧！”
“我爱人和孩子呢？”
“艾荣同志和孩子走’ 五七道路‘ 了，现在都在乡下。我们已经做了安排，先让她们回来。我估计，一个星期就到。”
办公厅单主任说：“走吧！咱们先到财务处把工资领出来。先解决吃饭要紧。”
张敬怀便和单主任一起到了财务处。现在的财务处长，是原来的一个老会计师，姓孙。张敬怀过去从来没有和财务处的人打过交道。但孙处长认识他，一见面也问：“你回来了？”
张敬怀点了点头。
他又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开什么会，每次都要读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是十年过去了，到底什么是“走资派”，也没有定个政策界限。他糊里糊涂被“打倒”，糊里糊涂被关押，又糊里糊涂被“释放”，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