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说：“我的奶水不够，你能不能想法给孩子搞一点奶粉或炼乳”。
“你不会到‘ 军人服务社’ 去买吗？”mpanel（1）；
夫人说：“你也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了。军区的‘ 特供点’ ，过去买肉是不限量的，现在已经改成每月四斤了。而且只有你一个人的份儿。四斤肉，全家吃，够塞牙缝的吗？……至于买牛奶炼乳什么的，你异想天开吧。”
“那就买代乳粉嘛。”
“买代乳粉也要粮票的。你只会当首长，连目前生活的普通常识都没有！”说着气哼哼地出去了。
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之后，国民经济的频于崩溃，已经看出一些苗头了。可是不管多么困难，党的高级干部都有特殊供应点。军队则有“军人服务社”，买食油、肉类，香烟等一般不受数量限制。可是随着主副食品越来越匮乏，“特供”也不能不受影响。
张敬怀半天没有言语。他是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之后，从一个老战友那里借到彭德怀“上书”的全文的。在借这份“上书”时，老战友一再嘱咐他：我是违反纪律的，你千万可不能给别人看呀！他答应了。
他细细阅读着彭总的“上书”，越看越感到彭德怀老总的正确和勇敢，同时也越觉得自己的软弱和卑微。那时，彭德怀老总就预见到，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等，会给国家、人民、党，带来严重后果。现在的事实应验了。另外，从“大参考”上反映出来的情况看，饿死人的事件已经发生，看来，它还要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呀！
这时，警卫员小周低着头，脚步迟慢地进来了。
“首长，我，我犯了错误……”
对这个警卫员小周，张敬怀有着极其特殊的感情。那是一九五三年春天，抗美援朝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为了战俘遣反问题，停战协定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在板门店一次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代表说：“既然在会议桌上，我们达不成协议，那么就让大炮发言吧！”
中朝首席谈判代表说：“好，就让大炮发言吧！”
那时，张敬怀还在某师当政委，他们这个部队的守备阵地是西线的大德山一带。美军进攻时，炮火之密集，后来人们用“炮弹一响，土松三尺”来形容。山上的树木被轰没了，草被烧成灰烬。每抓起一把土，就会同时抓起几块弹皮。连指南针放在地上都会失灵。在这样密集的炮火中，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就是一只蚂蚁，都难于存活下去。
那天，张敬怀到前沿阵地拿着望远镜正向敌方阵地观察，忽然一声刺耳的“啾……”传来，有战斗经验的人，从声音可以判断，这个炮弹的落点就在身边。
守护在张敬怀身旁的一个战士，没容分说，就猛然把张敬怀推倒，并且俯在他身上。这个战士牺牲了。另一个青年战士叫着：“叔！叔！叔呀！”接着放声大哭。
他把这个青年战士带回指挥所细问，原来在抗美援朝前夕，叔侄是一起自愿报名参军的。这个青年战士的父辈有兄弟三人，就守着这根独苗。张敬怀感动了，“给他们周家留一枝根苗吧！”于是便把小周在身边当了他的警卫员。一直到如今，七八年了。
看着眼泪汪汪的小周，张敬怀不相信这个纯朴的河南农村孩子会犯什么错误。
亲切地问：“你犯什么错误？你能犯什么错误？”
小周含着眼沮说：“我偷了首长家里三斤鸡饲料。”
原来因为主副食品极端缺乏，军区特供点的鸡蛋，也由原来的不限量改为每月三斤，而且只有张敬怀一个人的份儿。这样，夫人就自己在院子里搭了个鸡窝，养了四只生蛋鸡，把剩菜剩饭当鸡饲料。剩饭菜不够养四只鸡的，又走后门从一个粮站买来些糠皮什么的做饲料。
张敬怀听了，叹口气，问：“你拿鸡饲料干什么？”
小周眼泪汪汪地说：“在自由市场……托人……托人，三斤鸡饲料可以换一斤粮票……家乡来信，我爹，爹饿死了！……我娘也……”说着大哭起来。
张敬怀忍不住转过身，哽咽半天说不出话。转身把夫人叫过来：“把现有鸡饲料给小周！让他换成粮票寄回家，都饿死人了，还吃什么鸡蛋！”又从内衣口袋中掏出五十块钱：“去，到邮局，给家里寄去。”
小周哭着不肯接，张敬怀硬是给他塞进口袋里。
小周回身又把五十元扔到桌子上，并且从身上掏出一个旱烟袋，说：“首长，我犯了这样的错误，已经没有资格当解放军的战士，更没有资格当首长的警卫员了。我请求退伍。但无论到哪里，我始终会想念首长。这是我叔叔牺牲时，我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一个旱烟袋。留给首长做纪念吧。”
这只旱烟袋，短杆，有四五寸长，可以装在军衣的口袋中。装烟末的皮袋，原来是黄色的，现在油黑油黑，可是角角楞楞已经磨白了。从这个烟袋，张敬怀又想起那个在炮弹将要落在他身旁，扑在他身上挽救了他一命的老班长。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念物，更有价值呢？张敬怀含着眼泪，接过烟袋，几乎是命令的说：“你没有拿过我家的什么鸡饲料，你也不存在什么退伍问题。以后不许再讲这些话。听到了没有？”
小周没有回答，转身退出。已经走过西厢房了，张敬怀还听到了他的哭声。
张敬怀关起门来，实实在在的抽泣了一阵，内心呼叫着：“我们这个革命，怎么走到了这个地步！”
过了一刻，把眼泪擦干，向外边喊了一声：“毕秘书！”
只过了几秒钟：“到！”毕秘书站在他的面前。
这个毕秘书，是个标准军人，跟他有四五年了。戴副浅度近视镜，一脸知识分子气质。他博览群书，很有学问。他为张敬怀起草的讲话稿，发言稿，工作总结、报告之类的文稿，几乎不用修改。他为人又正派。作为张敬怀的秘书，从不乱说乱道。也从不向他讲别的首长的这事那事，更不向张敬怀提出这样那样的个人要求。他从当军政委时，就跟着他。首长就是首长，秘书就是秘书。他们一直保持着这种上下级关系。他们从来没有谈过心。现在他觉得，有点对不起毕秘书。
凭毕秘书的水平，起码，应该放到团里当个政治部主任。如果当时他说句话，是很容易办到的。可是，因为在他身边工作，同时也觉得，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毕秘书魄力差一些，所以，一直没有安排，他觉得对不起毕秘书了。现在，即使他有心提拔他，自己已经没有这个权力了。是他耽误了毕秘书的前程。现在，他觉得应该和毕秘书谈谈心了。
他亲切地说：“你坐下。”
毕秘书在他身旁的沙发上坐下。
他想了一刻，缓缓地说：“毕秘书，过去，我是上级，你是为我服务的秘书。
中央、军队的大事，我们不能随便议论，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又没有议论的时间。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和你谈心太少，我现在要走了。我们作为同志，谈谈心好不好？”
毕秘书说：“好。”
作为他这样的高干的秘书，除了不能参加他们这个阶层的会议之外，从秘书整理的上报材料中，从中央、中央军委、军区党委发来的文件中，什么情况秘书不知道？像他受彭德怀问题的株连，他所受到的批判，连他的检讨的草稿，都是毕秘书替他起草的。有时他自己起草的稿子，也征求过秘书的意见。对于毕秘书，他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张敬怀想了想，说：“毕秘书，现在我要走了，我们要分别了。你有什么话，无论是想说的，不想说的，该说的，不该说的，能说的，甚至不能说的。你都讲给我听好不好？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正确理解你的，你相信吗？”
“相信……好。我说，我说。”毕秘书坦然说。
张敬怀又补充：“我首先觉得对不起你。我早就应该把你放下去，可是总是舍不得。我觉悟晚了，想纠正也来不及了。是我在你的问题上太自私，总是怕人们说闲话……”
毕秘书说：“首长，你不要这么说。这一年多，你自己日子也不好过……”
他一直感到这位秘书是了解自己的，这话使他十分感动。
“那么，你有什么话，就说吧。特别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毕秘书想了一刻，缓缓地说：“我和首长要说的话，其实也不多。首长比我的水平也不知道高多少倍。我只是想说：真理和权力，有时候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只这一句话，张敬怀就被震动了，他没有想到毕秘书会想得这么深，这么富于哲理性。
张敬怀微微点了点头，不语。
毕秘书继续说：“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张敬怀又一次被震动。
毕秘书接着说：“所以，我劝首长，对问题想开一点，看远一点。不要苦闷，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是，是，你说的对。认识一个真理，大概需要历史和时间的验证，需要一个过程的……”
“历史是最无情的。”毕秘书接着说“还有，首长到了地方上……地方，比军队要复杂得多。像你单枪匹马的，到一个人生地疏的岗位，无论是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首长熟悉的军队环境，都相差甚远。地方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有许多事，都不能按部队的习惯处理……”
“你说得很对，十分对！”他没有想到毕秘书在这个时候能够说出这些话来。
他感到原来对毕秘书的认识和估计还是太低了。
“至于……”毕秘书停了一下“我的工作，也不用首长再操心了。组织上已经决定让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了。”
这句话使张敬怀吃惊不小。他提高了声调：“为什么？你还年轻嘛！什么时候定的？”
“前天组织部找我谈的话。只说是工作需要，让我服从分配。”
“是不是你没有揭发我？没有和我划清界限？是我株连了你？”
“我不能这么想，首长也别这么想……”
过了半天，张敬怀“唉”了一声。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张敬怀换上便衣的第三天，就到省委报到了。省委书记杨同理，还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杨书记向常委们介绍了新来的省委副书记，称他为“张敬怀书记”，并表示热烈欢迎。
杨同理书记说：“张敬怀书记，是从部队来的，部队在革命化方面，是我们地方的榜样。张书记来我们省委，会给我们这个领导班子，带来革命化的思想作风。”
张敬怀绝对相信，省委领导层都会知道，他是因为“沾”了彭德怀问题的“边”，被调到地方的。这是些客气话而已。
在座的常委们热烈鼓掌。
会上研究常委们的工作分工。
张敬怀说：“我刚刚到地方，什么情况也不了解。目前想搞点调查研究，是不是暂时不要给我分配什么具体工作了？”
杨同理书记说：“在工作中熟悉情况嘛。”
大家议论结果，让张敬怀分管“文教”这一摊。张敬怀只好接受了。
经过一个短时间的体验，他发现同志们对他还是很亲切的，并没有谁“歧视”他。他也知道，地方上在那次“反右倾”斗争中，也曾经定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人还从侧面对他表示同情，这使他得到许多安慰。
会后，省委办公厅单主任找他请示：他作为一位省委书记，没有从部队带来秘书，单主任提出，由办公厅物色几个秘书人选，由张书记决定。
对配秘书的事，从张敬怀和毕秘书的关系，他越来越感到选择一个秘书，需要十分慎重。他说：“不忙，不忙。我刚刚来，工作也不会太多，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说吧。”
张敬怀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开任何会议他几乎都是一言不发。他每次下基层，办公厅都是从政策研究室临时给他抽调一个秘书。又是每一次换一个人，他观察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以做他的秘书的。
张敬怀的思想、感情、性格以至作风、气质，是他们这一代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生活经历铸造成的：就是他对政治、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右倾”的后遗症，很快便暴露出来了。从“大内参”不断透露的情况看，那套极左路线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危害，越来越清楚了。饿死人的消息在内部刊物有越来越多的报道。河南省有的地方，由支部书记集体组织出外讨饭，全国的浮肿病患者，据不完全统计，以亿人的数目计算。这时，他想起了他换便衣那天，毕秘书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语言：“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公共食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大跃进”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农村两千万人，被“敢想敢干”破坏了的各项制度，逐渐恢复。那种“革命浪漫主义”所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呔，我来了！”为求实作风所代替。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和各条战线纷纷制定“小宪法”式的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条”，“文艺八条”等等，陆续出台。张敬怀理所当然地想：是因为极左路线那一套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壁，吃了苦头，“物极必反”的规律起作用了，虽然谁也不那么说，实质上是纠正极左的错误。在各种会议上都提倡调查研究，政治空气开始松动。在“反右倾”运动中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陆续“平反”，摘“帽子”。人们开始敢于讲些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了。这时，张敬怀不断深入到各市、地、县、公社，了解情况。原来他觉得自己对地方情况不熟、不懂，不敢具体抓工作，现在开始进入他的副书记角色了。
可是，为他配秘书的事，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虽然单主任为他找了好几个，没有一个是他中意的。他选择秘书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品质好，一是文笔有才气。品质好的标志是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文笔好的主要标志是，有文采，文字表达能力强，根据他的意图起草各种稿子，不用自己再大改。
有一天，办公厅秘书处送来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报刚刚出版的内部刊物，名叫《求实》，实际上是一份供省委领导看的“内参简报”，他先浏览了目录，有一篇标题《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饶有兴趣的读着。那文章一开头的几句，就颇具理论色彩。文章说：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是我们制订一切政策、方针的基础，实事求是，也是马列主义的灵魂。……”
接着论述道：
“我相信，没有一个群众没有听说过‘ 实事求是’ 的，没有一个干部没有讲过工作中要”实事求是“的。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做起来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
接着作者举出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事例，来证明自己“最常说的，最难做的”的观点：
“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们没有调查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