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来给自己撑台子、撑门面。阳货要孔子做官，或许有这意思。
其实，孔子还真不是中看不中吃的葫芦瓜（匏瓜），他老人家也是懂政治的。这可以用《论语·季氏》中的一个故事来证明。前面说过，孔子所在的鲁国，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国君被大夫架空，大夫又被家臣挟持。鲁国的大夫中，势力最大的是季孙氏。阳货，就是季孙氏的家臣。孔子，也做过季孙氏的家臣。季孙氏的当家人，先后有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阳货犯上作乱，就是在季桓子的时代。不过阳货的图谋，后来并没有得逞。所以鲁国的政权，还是落在季孙家族手里。
大夫势力太大，国君当然不愿意。所以，季孙氏与国君的矛盾很大，双方都想设法干掉对方。于是，到了季康子执政的时候，他就想出了一个削弱国君的办法──攻打颛臾。颛臾（音专鱼），在今山东省平邑东，是一个风姓的古国，很小。按照当时的制度，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小国，不能直属天子，只能依附于大国，叫“附庸”（请参看《孟子·万章下》）。颛臾就是鲁国的附庸。季康子为什么要打颛臾呢？待会我们就知道了。
季康子打算攻打颛臾，这是大事。于是，在季康子手下做事的两个学生，就去报告孔子。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子路，还有一个是冉有。冉有长于政治，善于理财，当时的职位是“季氏宰”，也就是季康子的大管家。子路，也在季康子那里做事。不过，冉有和子路虽然是季氏家臣，有事还是要向孔子汇报。于是，冉有牵头，子路跟着，去见孔子。
孔子听说后，就批评冉有了。孔子说：阿求，这难道不该归罪于你吗（无乃尔是过与）？颛臾，那是我们鲁国存亡与共的藩属呀，为什么要去攻打（何以伐为）？冉有说，这是老板的意思（夫子欲之），我们两个都不同意（吾二臣皆不欲也）。孔子一听，就知道冉有是忽悠，便反唇相讥说，老板要犯大错误了，你们都不管，要你们这些助理干什么？冉有只好又说：颛臾的势力不小了，离老板的封邑又近（固而近于费）。现在不拿下，只怕对子孙后代不利（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说，阿求！君子最痛恨的，就是装腔作势不说实话。明明是自己有想法，还要找托词。你们说忧患，那我就告诉你们是什么忧患吧！依我看，你们老板的忧患，恐怕“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萧墙，就是宫内的小墙或者屏风。人臣见人君，看见它便肃然起敬，因此叫“萧墙”（肃墙）。所以，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季孙氏真正害怕的，并不是颛臾，而是国君。“祸起萧墙”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
三 君子固穷（4）
孔子这话，击中了季康子的要害，也说明孔子很懂政治。实际上，季康子要攻打颛臾，就是害怕将来鲁君收拾他们的时候，颛臾会帮忙，这才要先下手为强。那么，季康子后来攻打颛臾了没有呢？不清楚，因为史无记载。但孔子因此而发表的一些政见，却流传千古。孔子对冉有和子路讲，我孔丘听说，诸侯也好，大夫也好，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如果能够做到这三条，则本国人安居乐业，外国人心悦诚服，就不会有忧患。自己的事情搞不掂（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却去琢磨发动内战（谋动干戈于邦内），怕是不行吧！
这段话很有名，问题也不少。许多学者都认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和寡，错位了。这个说法有道理。什么是“贫”？就是贫困。什么是“寡”，就是稀少。贫困是经济问题，稀少是人口问题。均，是均衡；安，是安定。因此，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执政者应该忧患的，不是经济贫困，而是分配不均；不是人口稀少，而是人心不安。人心不安，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分配不均，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还是要闹事，恐怕闹得还更凶。相反，均衡，就不怕经济贫困；和睦，就不怕人口稀少；安定，就不怕政权危险。这就叫“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这话，不少人听了很受用，还不时拿来说事，甚至用来主张“吃大锅饭”，平均分配。其实孔子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的“均”，不是均匀，而是均衡。所谓“均衡”，就是按照不同的身份、地位、级别、名分来分配，即康有为《论语注》所谓“各得其分”。具体地说，就是级别最高的分配最多，级别最低的分配最少，既不能僭越，也不能弄得底层一点没有。儒家是主张等级制的，所以才先要“正名”，以便“按名分配”。至于“大家一样”的“平均主义”，对不起，那是墨家的主张，不是儒家的。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现在的问题是：孔子一门心思想做官要从政，而且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还懂政治。那么，他当上官了吗？
可以说当上了，也可以说没当上。孔子做过官的国家，一共三个：鲁、卫、陈。鲁国的官做得最大，一度以大司寇（公安部长）的身份摄行相事，但时间很短。从做中都宰算起，前后只有四年。在卫国做官时间最长，先后两次，加起来七年（卫灵公三年，卫出公四年）。在陈国就只有三年。做什么官，也不清楚。这样算下来，孔子做官的时间，共十四年，占他成年后生命的四分之一。孔子到过的国家，除了鲁、卫、陈，还有周、齐、宋、曹、郑、蔡、楚。他做过官的国家，约占他所到国家的三分之一。看来，他是做官的时间少，碰钉子的时候多。更何况，即便做了官，他做官的三个目的（实施政治蓝图，实践学术主张，实现人生价值），也一个都没达到。更多的时候，是失望地离开。在鲁国，在他国，都如此。
这样一路钉子碰下来，结果是子路发脾气，孔子发牢骚。孔子六十一岁那年（公元前491年）曾经到陈国做官，六十三岁那年（公元前489年）离开陈国去蔡国，半路上被人围困，断了粮，一行数人都饿得爬不起来，当时子路就发脾气了。据《论语·卫灵公》，子路“愠见”，对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这里要说明一下。穷，是没路走，不是没钱用。在古代，没钱用叫“贫”，有钱用叫“富”；没地位叫“贱”，有地位叫“贵”；没出路叫“穷”，有出路叫“达”。达，就是通畅；穷，就是困窘。穷与达相对应，贫与富相对应，贱与贵相对应。贵贱、贫富、穷达，是三组概念。愠见，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见”解释为见面的见，则“愠见”就是气冲冲地去见孔子。一种是把“见”解释为表现的现，则“愠见”就是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总之，子路怨恨地对孔子说：君子也会走投无路吗？
子路发脾气，孔子怎么说？孔子说，君子当然也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君子固穷），但君子不像小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就歇斯底里，胡作非为（小人穷斯滥矣）。很显然，孔子这话是批评子路，也是给自己和学生们打气。是啊，君子任重道远，岂能指望一帆风顺？因此“君子固穷”。问题是不管遇到什么困境，也不能自甘堕落，不能没了君子风度。这叫什么？这叫倒驴不倒架。
其实孔子也是有怨气的，而且还被别人看出。那是孔子在卫国时的事情。据《论语·宪问》，有一天孔子在室内击磬，门外有个挑草筐的汉子听见了。汉子说，击磬的这个人有心事呀（有心哉，击磬乎）！听了一会又说，你这样乒乒乓乓地敲，也太俗气了吧（鄙哉，硁硁乎）！你那点心思，不就是抱怨人家不了解你吗（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水深，就穿着衣服过河；水浅，就撩起衣服过河嘛（深则厉，浅则揭）！这话什么意思？李零先生的解释是：世事的深浅，你又不是不知道，干嘛非得死乞白赖要别人理解你？孔子听了，只好说，他说得如此果决，我就无话可说了。是啊，说什么呢？承认也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啊！
孔子有怨气，也发过牢骚。据《论语·公冶长》，有一天孔子忽然大发感慨：我的主张行不通呀（道不行）！真想坐只木筏子，到海上去漂泊（乘桴浮于海）。跟着我走的，也就是阿由吧（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说，喜出望外，心想自己真是老师的得意门生。老师漂洋过海，不带别人，就带我。没想到孔子接着又泼了一瓢冷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这句话也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子路这人也太勇敢了，这就不可取（杨伯峻的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子路倒是比我还勇敢，可惜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李零的解释）。我比较倾向于李说。前面说过，子路和孔子的关系，有点像李逵和宋江。他口无遮拦，常常挨骂，很像李逵。忠心耿耿，近于盲从，也像李逵。老师说到哪里去，他连想都不会想，就会跟着走。孔子说“从我者，其由与”，是事出有因的。可惜“乘桴浮于海”，只不过说说而已。子路当了真，孔子哭笑不得，又不能说穿，就只好打圆场，说是“无所取材”（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
海外，其实是去不得的；海内，则徒然让人伤心。这就是孔子的状况。
那么，他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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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头号教书匠（1）
好在孔子想得通。不能“从政”，那就“为政”。
什么叫“从政”，什么叫“为政”？从政，就是实际做官；为政，就是影响政治。其实“为政”一词的本义，是从事政治。据《论语·为政》，有人曾经问过孔子：“子奚不为政？”这话直译过来，就是“先生为什么不从事政治”。其实他的意思，是“先生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尚书》不是说了吗？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风气推行到政治上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这就是从事政治呀（是亦为政），还要怎样才算从事政治（奚其为为政）？于是，“为政”这个词，在《论语》中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即不但是“参与政治”，也包括“影响政治”。只要能够参与政治，或者影响政治，就是从事政治，也就是“为政”。做不做官，倒不一定。
实际上孔子一天都没离开过政治。前面说过，朝廷有什么事，那些在朝的学生是会报告孔子的。比如季康子打算攻打颛臾，冉有和子路就到孔子那里去请示汇报。这可能是规矩，可能是习惯，也可能是要向先生讨教，或者希望得到先生的支持。总之，做官的学生经常会向不做官的先生汇报工作。据《论语·子路》，有一次，还是冉有，也就是当季孙氏大管家（季氏宰）的那个，下班回来见孔子。孔子问他：怎么这样晚（何晏也）？冉有说，有政务（有政）。孔子说，是事务吧（其事也）！如果有政务，我虽然不在朝（虽不吾以），也会知道的（吾其与闻之）。可见，孔子即便不从政，也能为政。
这就好像有点问题，因为孔子还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话。这话在《论语》中记载了两处，一处在《泰伯》，一处在《宪问》，好像与“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矛盾。其实“不谋其政”的关键词，是“谋”。谋，就是谋划，即进入操作层面。不谋其政，就是不越位操作，也不超出自己的权限来考虑政事的处理，但不等于不“思”（关心政治），不“施”（影响政治），不“为”（参与政治）。所谓“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怎样才能参与政治或者影响政治呢？
也有两个办法，一是游说君主，二是教书育人。游说的对象，包括国君，也包括执政的大夫。据钱穆先生《孔子传》和李零先生《丧家狗》，公元前517年，即孔子三十五岁那年，他到过齐国。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到公元前484年（孔子六十八岁），周游列国十四年。出国的目的，一是“从政”，二是“为政”。也就是说，如果有可能，孔子希望能在某个国家做官，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做不了官，则希望能够游说执政者，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我说，孔子如果活到今天，肯定会上“百家讲坛”，或者在网上开博客。这实在比东奔西走到处游说效率高多了。
孔子第一次出国，见了齐景公；第二次出国，在卫灵公、陈涽公、卫出公那里做过官，见过楚国的叶公，还打算见赵简子和楚昭王。但孔子的官做得并不开心，事也办得不顺。据《史记·孔子世家》，齐景公想用他，被晏婴拆台；楚昭王想用他，被子西拆台。齐景公原本是要把尼谿（尼溪）之田封给孔子的，晏婴如此这般一说，齐景公就变了卦，对孔子就敬而远之了（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后来干脆客客气气地把他打发回去。齐景公的做法也很绝。他先是谈待遇，说季孙氏那样的薪水寡人可是开不了。然后是找借口，说寡人老朽，没法用先生（此事《论语·微子》也有记载）。孔子只好回国。同样，楚昭王原本是要封给孔子七百里地的，子西头头是道一说，楚昭王就变了卦，孔子也只好离开楚国。晏婴和子西为什么要挡横呢？兹事体大，我们以后再说（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总之，孔子转了一大圈，还是没有出路。这可真是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难怪有个郑国人要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本国让他痛心，别国让他伤心，孔子岂非丧家？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 头号教书匠（2）
从政不如意，为政碰钉子，孔子还有路吗？
有。什么路？育人。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的学生培养出来，让他们去从政、为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仍据钱穆先生《孔子传》，孔子授徒设教，应该是在他三十岁那年（公元前522年）；而据李零先生的研究，孔子招收的学生，可以分为三批。第一批是在他三十五岁之前，住在鲁国的时候。第二批是在他五十四岁之前，自齐返鲁后。第三批是在孔子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之间，周游列国之时。这三批学生，我分别称之为“黄埔一期”、“黄埔二期”和“黄埔三期”。此外还有年代不可考和不见于书传的，一大堆。
这样算下来，孔子的学生一共有多少？很多。历史上的说法，是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等于一个人又办北大又办清华。这还是在册的，此外还有编制外的。比如陈亢（音刚），我怀疑就是“编外粉丝”。陈亢，字子禽，生于公元前511年，比孔子小四十岁，陈国人。他在《论语》中出现三次，三次都是提问题，一次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两次问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子贡的两次，一次记载在《子张》，是他问子贡：先生对仲尼恭恭敬敬（子为恭也），难道他老人家真比先生您强吗（仲尼岂贤于子乎）？这口气，很不像孔子自己的学生。其结果，当然是被子贡驳回，说他老人家生得光荣，死得可惜（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岂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比得上的（如之何其可及也）？还有一次记载在《学而》，是他问子贡：孔夫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是他自己问来的（求之与），还是别人告诉他的（抑与之与）？子贡说，这些情况，是靠他老人家的温和、善良、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