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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纲还注意到，爱妻说她刚才打赏时用的是“鹰洋”，让他感觉非常奇怪，中国这时候不是有自已铸造的“龙洋”了吗？为什么还要用被称为“鹰洋”的墨西哥银元呢？
马告诉他，中国现在的货币制度其实很混乱，大宗交易用银两每次都要计重，验成色，非常麻烦，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一般都用银元，因为银元制作精巧，大小及成色基本一致，计数论枚，比称量白银要方便很多，所以，人们都愿意用十足成色的白银兑换含银九成多一点的银元使用，这样一来，外国的银元就大量的流入中国，在中国广泛使用，她用墨西哥银元打赏也就不奇怪了。
马说，其实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的远不只这一种，她见过最多的除了鹰洋，还有西班牙银元“本洋”，以及俄国、法国、英国甚至是日本的都有。许多人看到了货币制度混乱带来的危害，提出中国自铸银元，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奏准朝廷在广东购买外国机器，聘用外国技师，自铸机制银元“龙洋”，与“鹰洋”并行流通，后来各省仿造，但因为质量没有统一标准，版别混乱，在民间流通并不顺畅，有时候甚至于只能按重量计值。所以现在中国的货币制度，仍然是“两元并行”的混乱状态。
“你要是能和老头子们商量个办法，改变中国货币制度的这种混乱状态，对国家和老百姓的好处可是大大的。”马一本正经地对孙纲说道，
爱妻的话提醒了孙纲，当对俄和谈结束，中国进入和平发展建设时期，很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有这个货币制度在里面。
“钱”的问题，对哪个国家来说，都是重中之重。
“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可是“万万不能”的。
孙纲想起来了，现在因为自己的关系，袁世凯已经死了，他弄的那个著名的“袁大头”银元，也就没有出现的可能了。现在，弄一种新货币，改变中国混乱的货币制度的“重担”，已经历史地落在了他这只“小小蝴蝶”的身上。
改革中国的货币制度，扫除商业流通领域的障碍，让中国的商业繁荣起来，一种新的货币的出现，是必不可少的！
这件事，自己现在就应该留心了。
“逛街”结束，回到了自己的居所，孙纲让北洋军情处“驻京办”收集一些关于“钱”的信息，并让马利用她的关系，征求一下各省商会和部分主管官员的意见，准备想办法把这个问题尽快解决。
100年1月8日，中国和俄国的谈判终于结束了，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正式结束了这场两国之间的“非正式战争”。
《中俄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一）俄国归还中国新疆伊犁斋桑湖东南、霍尔果斯河以西、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东南和阿赛克河源等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二）俄国将库页岛及其周围附属岛屿归还给中国。
（三）俄国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等黑龙江东岸土地归还给中国。
（四）俄国向中国赔偿军费3000万卢布（折合白银1500万两）。
（五）俄国在“虾夷共和国”的一切权益，中国都享有同样的权益。
（六）俄国在美国订购的战列舰将不再作为“军用船只”建造，具体改造事宜同美国商定，俄国保证不再将万吨以上的军舰从欧洲调往东方。
（七）海参崴将在三年内改为不设防的商港。
（八）乌苏里江以东为中俄两国居民的共同渔猎场，两国居民拥有平等的权益。
（九）中国交还从伯力到海参崴的铁路给俄国，由俄国另付500万卢布“赎回”。
（十）为了保证俄国“履约”，中**队将“暂时”占领伯力。
这个条约比起以前清廷和俄国签订的那个《北京条约》，中国收回了大量的主权，并从俄国取得了赔款，带给中国人民的利益，要远大于对日本所取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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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八十八）以点带面
签约的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腊月初八，俗语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因为北京的天很冷，孙纲没有去参加签约仪式，而是在自己的居处，和妻儿一起共享这片刻的休闲时光。
天气如此的寒冷，但北京老百姓乃至全中国人民，这一天在心里，应该不是冷的。
毕竟，这是步入近代的中国少有的扬眉吐气的时刻。
孙纲可以肯定的是，俄国人此时的心情，应该是和北京的天气一样，冰冷冰冷的吧？
孙纲没有多想俄国人的反应，也没有去管俄国人这时可能对他的咬牙切齿，他的心思，其实已经转到即使要开始的国家建设方面去了。
如果按中国只有五年的和平时光来算，需要完成的事情还是很多，他不想象康有为那样的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决定有重点的，先把最紧要的工作做好，剩下的，可以一步步的循序渐进。
有些事情，是急不得的。
而最紧要的，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先把海陆军的实力进一步提升起来，在下一次战争到来之前做好准备。
因为他知道，俄国人这次虽然输了，但绝不会就此善罢干休的。
在俄国人向东方的扩张中，他们从来就没有遭受过如此严重的失败。
按孙纲的估计，他们在这段以屈辱的条件换回的和平时间当中，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和中国进行“军备竞赛”，并且会加紧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一旦俄国人觉得准备的差不多了，一定会迫不及待的向中国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
那时，如果中国没有准备好的话，恐怕就不仅仅是无法守住夺回的国土的问题了。
俄国人这次肯这么大方地“退一步海阔天空”，打的就是这种算盘。
这一次俄国人的“军事冒险”之所以失败，一是对中国国内形势估计不足（他们根本没想到有一只“中国蝴蝶”会“变”出一支强大的陆军出来）；二是战前准备不充分，在欧洲的舰队无法东来。西伯利亚铁路没有完工，欧洲的陆军也无法东调；三是同时和中国及日本作战，两线同时用兵，犯了兵家大忌。
孙纲不敢想象，如果西伯利亚铁路全线贯通，俄国陆军主力打了过来，以及在欧洲的舰队全都开到东方来，光凭他手中现在的力量，能够挺多久。
一旦和俄国人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话，面对俄国人的庞大陆军和舰队。中国现有地海陆军能够支撑到什么时候，还真是不好说。
孙纲和爱妻马说的，五年内拉起50万新式陆军（海军的实力也得增加一倍）。并不是在和她开玩笑。其实，把陆军地队伍拉起来。相对于海军来说，还算容易的。
海军想要扩充，人先不说，船地问题就很难解决。
中国的造船工业规模有限，想要一下子造出他想要的足够数目的各类战舰。目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孙纲能够选择地途径，除了国内全力自制以外。就是向海外订购了。
一开始孙纲还担心钱的问题，但是从李鸿章要他拟一个扩建海陆军地条陈的样子来看，象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他的心能略略放了下来。
后来是聂士成来拜会他，从聂士成的话里了解的，他才知道，原先户部的国库虽然经过“己亥之乱”被乱民哄抢损失了一部分库银，但聂士成部武毅军进驻北京之后，查点户部库房，还有库银6000万两。如果想要扩军的话。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孙纲这才想起来，因为历史的进程已经发生了重大地改变。中国避免了两次灾难性地对外赔款（甲午战败对日赔款和“庚子赔款”），国家的财富因此没有大量流失，国民经济一直在缓慢地发展，没有陷入停顿。
这些没有白白流失地财富，为孙纲的扩军计划，可以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证。
这个“蝴蝶效应”的影响之深远，其实远远超出他自己的想象。
钱的问题既然不大，那么买船就有了保证。
中国海军，很可能迎来继“海防塞防大讨论”后的第二次购舰**！
但这一次，因为有了他这个对海军船学炮说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造诣”的穿越者，中国海军的购舰计划，应该不会象上一次那么盲目了。
上一次的海军购舰计划，因为中国海军处于初创阶段，对国外的情形大家都不甚了解，因而买回来的舰船花费巨大，但并不适合中国海军，比如说一开始买回来的英国伦道尔式炮艇，船小炮大，被称为“蚊子船”（真是太形象了），虽然有巨大的火炮，但却不能在海上和巨舰交锋，后来的“超勇”级巡洋舰虽然经过了改良，但也没有脱去“蚊子船”的影子，而且缺少防护，以至于在后来的大东沟海战中悲壮战沉。
中国海军的拓路者们后来吸取了经验教训，以后从英国购进的“致远”级巡洋舰总体性能还算不错，从德国购进的“定远”级战列舰、“经远”级巡洋舰和“济远”级巡洋舰的性能在当时都算得上先进了，只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中国海军的经费断绝，发展陷入了停顿，连炮弹都不买了，船就更别说了。
而现在，中国海军将不会再有这种悲惨的事情发生了。
孙纲的计划，在中国自建新式战列舰的同时，将设计好的图纸提供给外国的造船厂，让外国的造船厂按照自己的要求，给中国生产战列舰。*****
北洋舰队巡洋舰分队在佐世保港外同俄国舰队的海战表明，拥有良好防护，可以进行快速突击的大型装甲巡洋舰在海战中起的作用非常大，而中国海军的巡洋舰队目前大都是快速巡洋舰，只有几艘4000吨级的装甲巡洋舰，想要迎接未来俄国海军的挑战，必须拥有大型的装甲巡洋舰。
除了把从俄国人那里弄来的“留里克”号和“阿斯科尔德”号巡洋舰改装入役，给中国海军配备大型装甲巡洋舰，不管是买还是造，孙纲都必须抓紧时间。
孙纲决定尽快完成的第二项工作，就是将中国各省的铁路连接起来。
这次抗俄之战已经表明，铁路在战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中**队如果不是依靠东省铁路进行快速机动，迅速向俄军发起反击的话，面对十余万的俄军，想要以有限的兵力对俄军进行各个击破，是根本不可能的。
反过来讲，如果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在这个时候贯通的话，得到国内支援的远东俄军很可能会挽回败局。
中国目前各省的铁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如果能够建成全国性的铁路网，不但会方便中**队的行动，对商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
看看东省铁路给东北地区带来的变化就可以知道。
而铁路的兴建，不可避免的会促进中国钢铁工业甚至是重工业的发展。
西方国家所谓的“工业革命”，实际就是从铁路开始的。
而孙纲认为还需要尽快完成的工作，就是组建中国自己的科研团队，努力吸收国内外科技方面的人才，为中**事工业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铁则。
孙纲是眼看着中国海军在自己的手中一步步发展壮大的，但毕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人的第一艘自制战列舰，是在法国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完成的。
当时如果不从法国引进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设备，制成中国自己的战列舰的话，北洋舰队在第二次对日作战时，面对日本的两艘战列舰，很可能就会败北，而中国海军一败，就意味着制海权的丧失，没有了制海权，中国将不可能战胜日本。
现在，中国终于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把中国最需要的科学技术引进来并加以“消化”转化成生产力的话，中国仍然很难在未来“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当中生存！
还有其它的好多方面，千头万绪，他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全都抓起来，只能先从重点的地方下手，“以点带面”了。
而现在，中国的国体还没有正式确立起来，也是很让他闹心的。
“这次签约，恐怕老头子他们只能在条约上面签字，而没办法盖公章了。”马对孙纲说道，
孙纲明白她的意思，大清朝已经没有了，代表大清帝国皇权的“天子二十四宝玺”当中的任何一枚印玺，都没法子用在这次的对俄和约上。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国玺都被认为是君权和社稷的象征，而新的中国，目前国号未定，这个“国玺”当然也就没法弄了。
“只不过是个象征而已。国家的兴亡，不是一方印玺就能够决定的。”孙纲说道，“这个章就算是不盖，俄国人现在也不敢不承认这个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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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八十九）国徽和国玺
马说的这个关于“国家公章”的事提醒了孙纲，眼下的新中国毕竟还是在原先的清王朝的底子上建立起来的，在一些涉及到传统文化的方面的事情，在无伤大局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适当的“适应”一下。
在中国传统政治当中，国玺向来为中国历代君王所重，孙纲记得，从秦始皇用和氏璧做的那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开始，这枚“国家公章”就成了群雄共逐之鹿，被看成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随着中国朝代的更替，“传国玺”也不停地变换着主人，并伴随着一个个血雨腥风的故事。在孙纲看来，这枚“传国玺”不但不能称为“祥瑞”，恐怕称为“祸根”要更恰当一些。
因为无论是谁上台，都要想方设法把这个“传国玺”弄到手，这枚从秦代开始流传下来的“国家公章”历经无数次你争我夺，在唐末五代时终于“下落不明”，这枚宝玺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中国一千六百二十多年的历史，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吉尼斯纪录。
按理说“传国玺”没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上台就不“合法”，可宋朝的众位皇帝并没有说因为“国家公章”没了就不玩活了，“白版皇帝”照样当得很“滋润”。可见一枚“国家公章”，仅仅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之一，而并不代表国家政权本身。
宋代以后至明清两朝，“国家公章”就全改成自己弄了，可能是为了弥补“缺憾”，明朝的嘉靖皇帝和清朝的乾隆皇帝给自己弄的这些个御玺竟然达到了二十四方之多。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弄这么多印章干什么用，有那么多盖的地方吗？
由于这个“传国玺”情节在中国人地心里“根深蒂固”，据后世史书记载，袁世凯称帝时还曾经向清室索要这个“传国玺”。等拿来一看，是“皇帝之宝”，上面还有满文，没法用，他只好花了十二万现大洋给自己又弄了六方“御玺”出来，可惜皇帝梦才做了几天就蹬腿西去，这些“御玺”的最大“贡献”是又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增添了几件“文物”。
由此可见。国家的兴亡根本不取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