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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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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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节:柏贵:绰号〃匹克威克〃(2)         

  总之,面对近代化敌人,咸丰像他爹那样,爬到封建皇家的垃圾堆里,扒拉出一些千年垃圾,编制些不靠谱儿的指示,希望变废为宝,将注定是没有成效的。而且,他给柏贵的附加指示,跟他爹当年给林则徐、琦善等的指示一样,是一个天朝特色的两难选择:办理此事,不可失之太刚,像叶名琛那样,激成事变;也不可失之太柔,叫夷人瞧不起咱们。①这道题,天朝灭亡之前都没有人能够解开,遑论德才都平庸的柏贵了。   

  2月1日,咸丰第二次下谕,着柏贵与在籍绅士罗惇洐等秘传各乡团练。如果夷人悔过,退出省城广州了,那么咱就原谅他们;如果仍不老实,那么咱们就调集兵勇,联成一气,把夷人撵出城外,让他们不敢轻视我中国。   

  2月4日,咸丰看到了粤海关恒祺奏折:柏贵屡与夷酋会面,〃词气慷慨,大义凛然〃,该夷并不敢轻视俺们;您就叫柏贵先办夷务吧。待钦差来了,再叫他俩〃和衷共济〃。咸丰批曰:好的。我已经将叶名琛革职了,这么大公无私,夷人也该感悔了吧。   

  2月9日,咸丰收到了四川巡抚骆秉章的奏折,内中意思如下:夷人袭居省城一事,传闻纷纷,臣老家花县,距省较远,遂派在湖北做生意的粤商取其广州号店来信参阅。叶名琛被夷人掳走未归,广州的将军、抚臣、都统等曾被夷人邀往观音山,那么他们所发的奏折,是否在观音山所发,就不可知了。老奸巨猾的骆秉章是在暗示咸丰:广州地方官员给您拜发的奏折,已经不可信了。除此之外,他的奏折中,还夹附了那封广东来信。信中云:将军巡抚从观音山回来了,但有夷目领夷兵同住巡抚衙门;现在广州的夷兵,真夷兵仅有3700人,汉奸2000人;夷目中其他人尚可,唯巴夏礼熟悉中国情形,起衅调度皆出其手,最为难制。看了骆秉章的奏折,咸丰这才意识到,柏贵可能被英方控制了,从柏贵那里可能得不到确切消息了,于是他命令骆秉章,以后听说了什么消息,赶紧汇报哦。   

  2月15日,咸丰看到了穆克德讷与柏贵的联奏,内中意思比较丰富:   

  第一,广东民夷还比较安静,我们也不敢有所动作,怕一动作,画虎不成,省城数十万生灵尽归涂炭(这一手跟自己前董事长道光学的,打不过了,想投降,就说为了人民什么的)。第二,恐怕土匪乘机起事,咱就更难办了(这一手,提醒咸丰呢,攘外必先安内,只有内贼,才是咱的终极敌人)。第三,夷人现派领事官驻粤,毫无苦累百姓之心,唯愿商民安心,早日通商(借夷人之口,劝咸丰跟外国和好呢。不过夷人若执政广州,可能真的就成民意政府了,真的唯民意是瞻了)。第四,奴才柏贵连日接见该领事,还比较〃驯顺〃(咸丰不等着夷人悔过吗?说他们驯顺,皇上心里可能得到些安慰)。除此之外,穆克德讷附奏:叶名琛的夷务文件全被夷人抢走了。抚驭之事,动关机密,让他们知道后就不好办了。以后凡给我们的谕旨,不要明发;我们的奏报,也不要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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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节:柏贵:绰号〃匹克威克〃(3)         

  穆克德讷是对的,这些夷务文件被抄走后,英方就发现耆英,那个璞鼎查的干亲家,当面跟璞鼎查卿卿我我的,背后在折子里骂人家是犬羊畜生。做人不能这么两套语言系统,可是中国的官吏,夹在咸丰与夷人之间,必须这么玩儿。所以,文件绝对不能给夷人看,否则,像耆英那样,就是要命的事儿了。此是后话。   

  咸丰看了穆克德讷与柏贵的联奏之后,连下三道谕旨,一道给穆克德讷,问:叶名琛辱国殃民,被夷人弄走,生不如死,况已革职,你们还有什么顾忌的,为什么不调兵驱逐?今省城失守,广东人民并没有出手救援,肯定是叶名琛刚愎自用导致人心散漫的。柏贵现在夷人掌控之中,不能抽身出城,那为什么不激励绅民伸讨呢?倘粤东人民出面伸讨,柏贵等不要禁阻,等绅民们闹得差不多了,柏贵出面调停,夷人庶可就我范围。   

  第二道,密谕前户部侍郎罗惇洐、前太常寺卿龙元僖、前工科给事中苏廷魁等三士绅:听说柏贵不但允许通商,还贴出告示,夷务已有办法,勿许妄动云云。看来是被夷人挟制了。你们三个不要听柏贵的,按我一贯的指示,办理团练,把夷人撵出省城。   

  第三道,密谕骆秉章:把我的谕旨秘密转给三士绅,千万不要让夷人知道。   

  咸丰又开始玩他的阴阳两手及民为邦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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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节:广东三绅:将团练进行到底(1)         

  4.广东三绅:将团练进行到底   

  由绅士组织的、地方上的自卫力量,叫做团练。广东的团练,并不是起于三元里事件,它们是有传统的了。对于广东民众,日常生活中除了对付传统的中国叛乱之外,还要对付沿海的盗匪以自保身家,所以团练组织自古有之。三元里事件后,广东的团练大大发展。但是政府对于团练,心态是矛盾的:既希望它为自己的社会稳定出力,又怕他们与叛乱分子结合,甚至担心他们自身就会发展成为不稳定力量。   

  鸦片战争结束后,有个名叫田润的御史向道光上奏,建议大力发展团练,既可御侮,还可节省政府的国防经费。于是道光下发折件,让大家自由讨论。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回复说:英夷虽然就抚,但团练似不可废。只是团练的经费需要大家摊派,乡下愚民,斤斤计较,如果团练头头们再不公正,那就累官病民了。所以,经费让他们自己办,头头让他们自己选,官方不管,也许差不多。   

  两广总督祁贡回复说:粤民原先勇于私斗,现在把他们引到公义的方向,既能固藩篱,又能节经费,何乐而不为呢?三元里民众歼灭英夷,就是明证。民为邦本,民心坚定,则国势日张,英夷之所惮者在此,咱们之所恃者也在此。接替伊里布到广州做夷务钦差的耆英虽然没有参与讨论,但是把广州1842年11月8日火烧夷馆者之流统统称作〃无赖游棍〃,即民间俗称的〃烂崽〃,对于民间的排外情绪明显持反对意见。凑巧的是,大讨论的前后,刑部与道光正在处理钱江案呢。   

  钱江,浙江失意文人,鸦片战争之后,发现做团练事业可以名利双收,于是在广州四处忽悠,据说广州火烧夷馆之事就是他领导干的。但是这人是个爱国贼,不但把大家的捐款用于喝酒嫖娼了,还以团练首领的身份闯入总督衙门要挟祁贡总督封他为更大的官。祁贡与巡抚程矞采以造谣生事、煽惑人心、大为地方之害等罪名,把他逮捕并上报道光。道光一看,团练除了用来唬夷人,还可能影响政局……团练,原来它是个双刃剑啊,遂不再倡议团练,但团练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成为广州反入城的主要力量,以至于耆英夹在民夷中间左右为难,1848年,他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代替他的,是徐广缙。徐广缙不是傻瓜,他知道耆英成了〃广州暴民的牺牲品〃,①于是他采取了与耆英相反的政策,从儒家传统思维出发,试图利用这种团练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在现代敌人之前,是虚幻的,更是自残的。正如魏斐德所言:〃排外的情绪散布开来,徐广缙试图去驾驶它,而在它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圆明园废墟上摇曳的火光〃。②幸亏徐广缙后来也离开了两广总督之职,否则就轮不上叶名琛身败名裂了。徐广缙之后,叶名琛继承了这种儒家衣钵,结果把自己给继承到英夷手里了。   

  问题是咸丰看不到叶名琛失败的真正根由,正如他看不到清政府对付不了英夷的真正根由一样。他以为,叶名琛失败就败在刚愎自用,没有充分利用民心民力。现在,他想利用民力了。现代化战争,跟民力无关,只跟国力与民心有关。   

  国力的体现是多方面的,既有硬力量,也有软力量,清政府软硬都没有,没有现代化武器,没有现代的民意政府,没有普世的价值观,整个一三无政府。它靠什么来抵抗外夷呢?   

  议会的通过就是民心的表现,问题是清政府没有议会,就连传统的民心也不剩多少了。1850年,广西太平叛乱,广东的凌十八支部跟着起义;1854年,广东红巾起义大爆发。按叶名琛自己所说,亲自下令处决了十万叛民。在这种战乱中,团练为了保卫身家,重新兴起,而且官方也开始重新支持团练了。它最冒险的举动,就是打破了回避制,直接让官员回自己老家做团练大臣,利用血缘及关系网,组建团练。后来的湘军、淮军就是按这个套路来的。这个时候的咸丰,把希望寄托在了广州三绅身上。   

  第一绅是龙元僖,一直做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来着,1853年,被任命为家乡顺德县团练大臣,到家后很受百姓欢迎。问题是,团练的维持需要长期的捐款,百姓的欢迎与支持是有限度的,而绅士们的热情也是有限度的,到最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前,捐款早已变成摊派甚至勒索了。以至于魏斐德认为〃战争的迟来削弱了官方的团练运动〃。也许是这样,1857年底,英法进攻广州时,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正规官兵本就不指望,但是团练的力量也没有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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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节:广东三绅:将团练进行到底(2)         

  第二个团练大臣是龙的同学兼同乡罗惇洐,从翰林院编修一直做到刑部侍郎,这会儿正在家服丧呢。   

  第三个团练大臣是龙、罗的同年兼同乡苏廷魁,1835年入翰林院,与龙、罗同事。1854年,他丁忧在籍,也没闲着,既热心帮助政府镇压广东的红巾起义,还组织团练前往广西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于是,这三人顺理成章地成了咸丰在广东驱逐洋人的三根支柱。三根支柱本想设局东莞,可是东莞离广州太近,遂选在了离广州100余里的比较远的花县,这样就安全多了。   

  他们所能做的事,就是敌后骚扰:第一,对外国人头制造了赏格;第二,制造恐怖主义,不时的杀人放火;第三,利用宗族势力与宗法,勒令那些在广州、香港为英夷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们自动回家,否则您全家就都是汉奸了,后代还不让参加高考。如此高压之下,光香港就有两万名打工者被迫回家了。没有人侍候,英国人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这就是广东三绅的团练运动。但是,它离驱逐英夷还远着呢。   

  广州的英夷没有驱逐,这边,天津的大沽又要开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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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节:俄国公使狡猾:最先换了约(1)         

  第六章换约换来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1.俄国公使狡猾:最先换了约   

  俄国大大地狡猾,抢在英法之前率先和清国互换了天津和约。他们的换约使节是新任驻北京东正教会监护官彼罗夫斯基(P。N。Perofski)。   

  提到沙俄驻北京东正教会监护官,我们这里得补充两句。中俄关系在当时,相对于其他西方列强有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别的国家在北京既没有东正教会,更没有监护官。沙俄能弄这么个驻京办,着实占尽了先机。那么沙俄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17世纪40年代起,乘大清入关之机,沙俄开始侵入黑龙江流域,占领尼布楚和雅克萨等地。期间,沙俄政府也不断的向中国派出商团与使团,要求中俄建交通商云云。但由于沙俄在黑龙江的非法侵扰;由于沙俄拒不引渡出逃俄国的偷渡犯……居住在嫩江流域的索伦部头人根忒木尔;更由于清政府只认朝贡外交……对俄使拒不叩头却要求亲递国书的执拗很恼火,所以双方总是谈不拢。   

  虽然有些使团代表回去后向政府汇报:拥有大炮、火绳枪的中国,并不懂得按照军事科学的要求行动,因此,一支不大的欧洲军队就可以把他们制服。但是,大清毕竟是个新生的政权,军队战斗力还是可以的,何况沙俄当时在南方正忙着夺取克里米亚,在西方正准备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人力物力有限,在中国边境投放的侵略人马那是相当的少,一支侵略人马,少者二十来个人,多者六十来人。   

  著名的1685年的第一次雅克萨(俄方称雅克萨为阿尔巴津)之战,沙俄方面顶多一千人马,清方出动三千人马;1686年的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沙俄方面八百来人,清方出动二千人马。①除了人力悬殊之外,当时双方的武器也不相上下,虽然当时的沙俄已普遍使用火枪和手榴弹,但是清方除了刀、矛、弓箭,除了一手拿藤牌一手拿刀片的英勇无敌的福建藤牌兵,它还有红夷大炮……明末由葡萄牙人、荷兰人贩运到中国的16至19世纪之间的英式前装重型滑膛炮和康熙年间清方仿照红夷大炮所制造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所以跟俄方的大炮清方的大炮是一个水准。何况攻城略地看重的就是大炮呢?所以,中俄之间当时的会战,大清政府还是挺占上风的。   

  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后,俄方六百多俘虏被清政府放归,可是还有四五十人愿意留在清朝,于是他们被迁入北京。在康熙皇帝的亲自授意下,把他们编为最嫡系的部队……八旗满洲镶黄旗,编制为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史称〃俄罗斯佐领〃(俄国史籍称他们为〃阿尔巴津人〃)。康熙当时这样做,有自己的考虑……这些人在以后的中俄战场上将会有用。康熙把他们送往黑龙江前线,让他们侦察敌情和招降俄国士兵。所以俄国人提到〃阿尔巴津人〃,在某些特定场合,意为〃俄奸〃。   

  1689年中俄两国结束战争,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东段疆界,准许俄商前来北京贸易,又规定在此之前,凡在中国的俄国人和已在俄国的中国人均不必遣返。于是这些〃俄奸〃得以在北京留居下来。据清代学者俞正燮考证,雅克萨战争前后留居北京的俘虏和他们招降过来的以及主动投奔过来的东正教徒,合计已有百人。他们被安置在属于镶黄旗地面的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清朝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优厚,和旗人一个标准,供给他们住房、衣食,发给他们年俸,准许他们与中国人通婚,将步军统领衙门收押的女犯配予他们为妻,还给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匹配了大户人家的女人。他们与其他旗人一样,以当兵为基本职业,并领有粮饷。一些人被授予官职,一些人则在衙门中担任翻译工作。   

  这样的生活,比当初做俄兵或者武装移民享受多了。宗教信仰方面,清政府对这批俄奸俄俘也是相当的宽容,竟然给他们信仰自由。   

  他们中有一个叫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的,是教堂司祭。康熙皇帝把胡家圈胡同内一所关帝庙赐给他们作为临时教堂,还授给列昂季耶夫七品官衔,让他主持教堂活动。当时,中国人把俄罗斯人称为〃罗刹〃,这座小教堂遂被称为〃罗刹庙〃。列昂季耶夫从雅克萨城带来了圣尼古拉的神像,所以,这座教堂也称为尼古拉教堂。   

  由于尼布楚条约规定,俄商可以前来北京贸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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