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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天朝君臣民们往往把情绪投诸一种更加不良的行动：第一，条约是被逼的，咱就理直气壮地不予遵守。咸丰云：〃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一句话，咸丰认为这种条约，本就是哄夷人玩的。中国传统，大信不信，要约不信。这传统的发扬与光大，跟孔老师有很大的关系。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子还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但是孔老师之信有前提条件，即〃道〃。无道之信，那是没有价值也不需要遵守的。至于啥是无道，那就看你自己理解了。
这方面，孔老师亲自给大家做过表率：某年月日领着学生周游列国做国际访问学者的孔老师路过卫国的蒲邑，适逢公孙氏在蒲邑聚众闹事，被孔老师知道了。几个闹事者抓住孔老师，对他说：〃你必须答应我们不去卫国都城，不把这里的事传到那里去，我们才能放你出城。否则，你就只能老实地待在这里。〃孔老师答应了，但是一出城门就毫不犹豫地把车往卫国都城的方向赶去。按《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得意门生子贡看不下去了，责问他的老师：盟可负邪？孔老师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要盟也，神不听〃。一句话，被人要挟、强迫订下的盟约，神都不听的。结果，孔老师不但到了卫国都城，把公孙氏之事告诉了卫君，还建议他出兵征讨去。
卫君没有出兵，但孔老师的所作所为，一定让他的学生大开眼界，更让后世的国人全都学会了：只要您逼俺订约，俺就有权利不守。问题是后世的咸丰君臣只学会了孔老师的一半。孔老师用假承诺欺骗蒲邑造反者，那是他知道，人家没机会找他算账了。而咸丰君臣只知道不守条约，却不知道不守条约的资本他们根本不具备。如果不具备，那么下一回的挨打，只会更重，下一回的盟约，也只会更加苛刻。第二，对于战争结果，中国人普遍不服。牛鉴、伊里布、耆英等议和大臣在与鬼子打交道的过程中，既佩服鬼子的军事力量，还佩服鬼子的诚信不贪。总之他们爽快地与鬼子签了约。在他们的忽悠下，道光皇帝算是勉强接受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光心里面接受，其他地区其他官员更是如此。
马士说：〃撇开亚洲人本来就不承认任何决定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不谈，当时却也看不出有什么非要中国屈膝不可的情由……中国政府已经议和，但是全国各地却仍认为有权不理或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限制。〃
说得太对了，一部中国近代挨打史，中国人似乎从没服过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了，不是咱打不过，而是昏君道光不会用人，比如撤了主战派林则徐之职，换上了主和派琦善云云；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了，广东那边，都怨那个叶名琛一味强硬了；天津那边，都怨僧王战略失误了；上海那边，都怨那帮官员成买办了；北京那边，都怨王公大臣们开门揖盗了。此后的中法战争，主要怨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和张佩伦的临阵逃跑主义。再后的中日战争，还是怨李鸿章投降，此外还有段汝贵贪污军饷、叶志超临阵逃跑云云。最后的八国联军战争，都怨老太后，亲自给洋人抛投降的媚眼不说，还把屠刀对向了义和团。至于东南督抚们，不但不帮北京政府抗八国，居然与洋人策划个东南互保，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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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条约虽然签了，但俺们都是被逼的（2）
蒋廷黻先生曾经表示，希望林公不要被罢。认为，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却是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将与叶名琛相等，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国人则皆服输，服输则会低下头寻找战败的真正原因，中国的维新就可提前二十年。先生想得太美了。林则徐还没打，就成替罪羊了。如果继续打下去，顶多做个叶名琛的前辈。叶名琛不就是个最大的替罪羊吗？一句话，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擅长找借口、找替罪羊进行自慰的族群了……所有的失败都是偶然的或者人事上的，谁都别想让俺中国人服！
第三，输得不服，执行起条约来当然勉强。既然输得不服，那么执行起条约来当然心力有限了。何况条约制度的建立，对习惯朝贡制度的天朝来讲，首先是一种心态上的折磨。万国来朝的中华优越感，就这么被撕碎，天朝君臣民不适应啊。心力的有限和心态的不适，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西方国家已经把条件强加于中国，中国却试图尽量缩小并抗拒他们。〃〃他们拒绝接受这次战争的结局，继续批评这个条约并且敌视条约中的各项规定。〃他们〃利用解释条约的办法来收回在谈判中失去的东西〃。
由于《南京条约》之后的其他条约，都是耆英完成的。所以，帝国臣民对条约的敌视一部分转移到了对耆英本人的敌视上。耆英当初订约时，有两个希望，既希望己方守约；又希望对方守约。不说对方如何守约，单说己方的守约，耆英就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他发现〃自己丧失了一切的支持，被迫自食前言并且背反他的立场〃。他试图信守条约的行为，〃不仅受到了民众、以前的行商和每个下级官员的反对，而且还遭到了北京一个势力日益强大的派系的反对〃。按马士的说法：〃整个帝国都在反对他〃。
耆英当然发现了信守条约的阻力，他夹在中英之间，实在难受。比如英人入城问题，其他五口都已准入，就广州坚决不让。没有办法，只好接受手下的建议，在1847年4月6日与英人约定两年后解决，然后他赶紧想办法内调，离开了广州这个是非之地。
夷人也不傻，发现条约虽然定了，但是清政府君臣们能拖就拖能扯就扯。1848年春天，耆英内调回京，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由徐广缙继任。1852年10月，〃中国也可以说不〃的典型代表叶名琛接替徐广缙之职。夷人先是发现徐广缙远不如耆英这个老好人好说话，后发现叶名琛更是不如徐广缙，每遇诸国照会，不是略回几语，就是干脆不回。于是他们想起了《望厦条约》中的一项条款：和北京方面的公文来往，除了专办外交的钦差大臣，还可以通过两广、闽浙或两江总督代达。〃于是他们开始北上，找两江总督，但是两江总督告诉他们，皇上只让两广总督代理夷务。于是夷人再找两广总督，两广总督说，他只是中国的钦差，没有西方所谓的便宜行事之权，所有的事情都得皇上恩准。但在密折附片里却不忘告诉皇上：夷人有什么事，只管往广州推、推我身上好了。夷人投奔天津，希望直隶总督代他们投书皇上，皇上再请直隶总督代回夷人：夷务全归两广总督管，请南下找两广总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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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条约虽然签了，但俺们都是被逼的（3）
于是乎，夷人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之间就像皮球似的被踢得滚来滚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约翰·包令博士也不傻，向国内报告说：〃如果以为道光皇帝、大学士穆彰阿、谈判人耆英和伊里布，或帝国任何其他官员把条约看作进一步交往的踏脚石，那就是再大没有的错误了。相反，他们把条约当作这种交往的栅栏，是防止而不是便利相互接触。〃
法国人也发现了这一点，比如驰禁天主教是他们在《黄埔条约》之外争取到的一项最大胜利，道光于1844年11月11日不情不愿地批准了，但是实际上并未执行，天朝百姓也根本不知道政府有了宗教驰禁令。1845年8月，法方强烈要求中方公布驰禁令，并且在上海、宁波等地做实地考察，考察之后，再一次向清政府强烈要求并且以战争相威胁，道光这才于1846年2月20日下令：各地官吏不得查禁天主教。这种种情况，让法国当代学者断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签的条约，理论上使中国既对西方贸易开放，也对基督教开放〃。事实上，《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的大多官员根本不知其内容，条约文本一直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而且并未颁行，后来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曾向咸丰奏报过：〃历来办理夷务诸臣，但知有万年和约之名，而未见其文，以致误将通商章程作为万年和约〃。
问题是像何桂清这样比较明白的大吏，天朝根本没有几个（就连何桂清本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还被咸丰他媳妇儿、慈禧太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时候杀鸡给猴看了），政府也不稀罕。总之，天朝链条上的某个臣子与鬼子打交道多了，可能清醒些，但是他挨不住天朝整个政治系统的无知与偏执！如此情形下，还有什么样的故事不能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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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英国傻佬：高兴得过早了（1）
3．英国傻佬：高兴得过早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高兴啊。
英国首相皮尔（Sir Robert Peel，托利党领袖，1834…1835年、1841…1846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宣称：这年的好收成和中国条约的消息，把英国从困难和痛苦的可怕境遇中拯救出来。殖民大臣史丹莱（Stanley）向维多利亚女王报告说：〃把中国商务开放给英国人经营，其范围之广大，几乎不能预见。〃璞鼎查宣称：他已为英国的纺织业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广阔，以致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它一省的衣料。
在公共集会上和新闻报道上，英国人也都在谈论着这个新市场的美丽远景。大家畅想，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消费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么英格兰现在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英国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资本家们更是〃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
发疯的结果当然是碰头。英国一个商行，向中国输出大批刀叉；另一家商行，向中国输出了大批的钢琴，结果后来所得利润，居然不够抵偿运费。至于纺织品，除了上海，其他地方也没有什么销路。十年之后，英国人发现中国人消费的英国产品还赶不上荷兰的一半。英国七千万镑的生产总值中，中国只接受了两百万镑。他们对中国的胃口本来是两千万英镑的。中国作为英国的一个顾客，其重要性竟然比不上西印度殖民地、意大利诸国和附近的岛屿，或是一个大一点的欧洲国家。
马克思甚至认为，英国1847年的经济危机都是中国的这种需求不足导致的。他说：〃1842年的条约，不但没有使美国和英国的对华输出扩大，反而只是加速和加重了1847的商业危机。〃中国人为什么对英国商品需求不足，马克思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鸦片贸易的影响。马克思说：〃中国人不能同时购买商品与毒品；在现实情况下，对华贸易的扩大变成了鸦片贸易的扩大，而鸦片贸易的增大与合法贸易的发展是不能相容的。〃
我觉得，马克思这一点分析不是很正确。当时的鸦片贸易虽然不是合法贸易，但对中国人来讲，鸦片恰属正常的日用消费。中国人民就爱这一口，买不到鸦片，省下来的钱也不会买钢叉和钢琴的，更不会买睡帽睡衣。中国人民可没有恁傻：两根棍吃饭就吃得上下翻飞，堪比功夫熊猫和他师傅了，为什么要舞叉弄刀呢？一片树叶一根竹管就能吹出美妙的乐曲，为什么要花钱弄家一个笨重的大怪物呢？还有，光肚肚睡觉觉，省钱又舒服，为什么要穿睡衣戴睡帽呢，那不跟脱裤子放屁一样好笑吗？
第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阻碍。马克思说：〃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认为，中国的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节约，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马克思这一点比较正确。因为大工业产品在流通中增加了各种非生产费用，而中国农民们的劳动力与劳动时间根本不值一个钱。他们就用人的不值钱来抵抗机器工业品的廉价。你再廉价，抗不住我这边不值钱。典型的自己动手，自衣自食，外来商品无从侵入。
除此之外，一些英国人模糊地发现，中国人根本没什么需求：〃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代代相传，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他们祖先以前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概不需要〃。我觉得，这才是接近真理的发现。一句话，你工业品再便宜，挨不住我们不需要；你鸦片再贵，挨不住我们就是需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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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英国傻佬：高兴得过早了（2）
问题是，一般的英国人，既没有马克思的头脑……有此头脑也不认此理，也不认同个别英国人的发现……有此发现也要用其他法子弥补。1847年，英国下院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中英贸易情况。调查报告承认：〃贸易上困难的发生，不是由于中国对英国制造品的需要不大，也不是由于别国日益厉害的竞争……鸦片烟款的支付……吸收了银两，这就对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大有妨碍。〃他们承认，鸦片贸易损害了中国人的正常消费能力，但是这并不构成英国禁绝鸦片贸易的动力，相反，政府中一直有人主张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中国学者一般的解释是，鸦片收入占英印政府收入的很大比例，所以政府不会主动断绝鸦片贸易的。此种解释并不通情达理，当时的条件下，鸦片贸易顶多会遭遇教会组织及教会人士的道义上及舆论上的谴责，政府不会、也不能运用权力进行任何干涉。正如当时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所言：英国既不是鸦片贩运的原始根源，也没有权力能对它进行根绝。其原因在于：第一，英国当时流行自由贸易主义，政府即使有心，也没权禁止大家的贸易自由。第二，禁毒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并为各国政府所相继立法。就拿鸦片贸易来讲，美国直到1885年才立法禁止其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至于英国，1868年制定了《毒品药店法案》，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了一般性限制，1914才真正禁止。
英国政府权力的有限与英国人心智的有限，导致他们只能滑向如下思维……既然鸦片贩运没法根绝，那么贸易的发展问题就只有从中国方面考虑了。中国方面有什么问题呢？他们认为：《南京条约》确定的范围过于狭窄，让步过于有限。还有，英国人在中国做生意，遭遇了中国的歧视和反抗，清政府鼓励他们猜忌排外，从而秘密地间接地抗拒外国制造品的推销。某种程度上，调查委员会对于中国供求不足的研究存在盲人摸象般的偏差，没有直接摸到根儿上。也难怪洋人，咱们改革都叫摸着石头过河，人家大老远地跑过来远征，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更是摸着石头侵略了。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家英国方面摸的也不算太离谱：希望在中国多开几个口子，肯定有利于贸易的增加吧？清政府官吏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