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管理脱下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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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管理脱下洋装-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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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涉及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仅仅在春秋战国时代,其众多的思想家留给后人的那些思想——从管理价值形成到推论,从理论素养到操作技巧都为我们准备了足够的营养,若是讲管理哲学的简约、朴素和举重若轻,莫过于《道德经》;讲管理中的民本思想的缜密、厚重,莫过于孟子;讲管理谋略的周详、具体和可操作性,莫过于《孙子兵法》;讲管理的苛严、制度治理,莫过于韩非子、申不害的言论;讲兼爱、非攻思想,莫过于墨翟;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自我修养,莫过于《论语》;而讲到斗争艺术,毫无疑问莫过于鬼谷子的纵横术。仅仅一个短短的春秋战国,却也奠定了后世的中国管理基石。
  在管理实践中,我们的祖先和今人更是把它演绎得有声有色。且不说秦皇汉武、宋元明清的先皇先贤们开疆拓土、建国富民的政治智慧和宏图伟业,单从明清商帮徽商、晋商、宁波帮、潮汕帮等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老字号如北京的同仁堂、全聚德、六必居等的经营之道,均无不自觉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运用于管理实践,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智慧。
  近百年来,海内外华人企业家在自己的工商业活动中也总是努力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工商业结合起来,提出过各种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比如近代民族工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源,一品三代封典巨贾王炽,近代工商业先驱郑观应,民族工商业巨子刘鸿生等人。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国内涌现出了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海尔、华为、联想、TCL、太平洋、新希望、蒙牛等一大批富于自主创新能力和影响力的优秀民族企业,涌现了张瑞敏、柳传志、李东生、任正非、严介和、史玉柱、刘氏三兄弟、牛根生等一大批创业型和创新型企业家,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热点话题,大中华经济圈渐露端倪,海外华人经济群落更是异军突起,难怪外国学者们惊呼“全球化实际上是中国化”,这一切无不凝聚着中国和谐文化的深邃智慧,无不彰显着和谐哲学实践者龙行天下的魅力。
  可见,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是阻碍中国前进的绊脚石,而且是未来的希望。中国管理的现代化,应当是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化。企业管理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文化,它应该是民族文化在企业行为中的表现。忽视民族文化、片面模仿西方管理的必然结果就是邯郸学步,不仅学不好西方的管理科学,最后连自家的珍宝也会丢失,给企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我们只有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契合起来,这才是我国管理工作的根本出路。管理模式若不和本民族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是断没有生命力的。因为现代社会中的人并非机器,而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科学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我国有着长期的历史积淀,人的心理观念、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多元多变,人们的社会利益关系多种多样,这些因素构成了我国人文背景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常常与科学管理制度要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文化在我国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很大影响,研究传统文化对我国管理方面的影响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一个人的人生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那么,在博大精深的国学中有哪些最具指导原则的思想呢?我们可以概括为
  (1)全局观;
  (2)辩证观;
  (3)以人为本观;
  (4)天人合一观;
  (5)伦理道德观。
  而这些原则的核心,就是和谐。
   。。

国学在今天重新兴起的深刻原因
国学现在再一次在中国兴起,有人简单地归为某些媒体的炒作,也有人认为是暂时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地进行分析,这绝不是偶然的。
  1。社会的整体浮躁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期最大的特点是: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另一方面却是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空虚与迷乱。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人们思想的多元化。这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社会民主化的一种标志,但是这在不同程度上的确带来了整个社会心态的浮躁,这种浮躁导致了五大危机,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的心灵的冲突以及文明间的冲突。君不见为了片面追求所谓GDP的增长,我们的环境在迅速恶化,一盆盆净水如太湖、滇池已浑浊不堪,这怎么符合我们老祖宗说的“天人合一”?你不尊重大自然,自然就要遭到天谴!再如,现代社会人与人的交往增多了,但是彼此之间的防范与斗争也随之加剧,有心理学家分析,现在2/3的男人有攻击性的心理或行为。这种种矛盾其实又都来自人们内心的无穷矛盾:不少人整天和自己过不去,“身为心所役”,处在前所未有的苦闷、焦虑与空虚中;还有就是不同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文化冲突,造成了人们之间的代沟、误解与指责,这些冲突在西方发展的进程中也出现过。那么如何引导人们走出浮躁与空虚,确立健康的人生观和目标?有人借助于心理辅导,有人借助于宗教,但人们最终发现,还是我们老祖宗的教诲起到了净化人们心灵和稳定社会的作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使“一般陷于现代社会心理病态的人们能够求得一个解脱的答案,建立一种卓然不拔,矗立于风雨艰危中的人生目的和精神”。
  所以说,国学在当前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当人们表现出他们喜好什么的时候,这个社会看来就缺少了什么。当今之世界,我们最为缺乏的不是豪宅香车和看似时髦的理论,更缺的是:面对着诸多不平衡的愤怒与攻击心理,面对着光怪陆离的诱惑,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构建和谐美好的人类家园,这是一个社会大问题。费孝通先生说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很难想像一个人心浮躁的社会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的滥化
  国学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谓MBA的泛滥与人们对此的某些失望。如果说,在二十多年前,MBA刚刚传入中国时,确实让国人耳目一新,长了不少见识。可是人们后来逐渐发现,一旦用到实践中时,有不少理论与中国的现实严重脱节。不少书籍除了一些令人激动的概念和噱头外,实在是缺少实用价值。不少学员听完课后常常给老师一句无可奈何的评价:“老师,您讲的都对,可就是在实践中用不上。”这委实让人郁闷!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某些宣传一些时髦理论的人,在自己的管理实践中却不去用它,这怎么让别人信服?于是培训方开始在教学方式上煞费苦心地折腾:从互动到课堂游戏,从沙盘模拟到拓展训练。接着又把那些讲了无数遍的内容重新组合,再冠以新的名称,MBA不过瘾,于是又来了什么EMBA等,但结果仍然是让听众听完后连呼上当。当一轮又一轮的MBA课程如魔方一样被组合得了无新意时,当一些洋药方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让人们感到困惑时,大家都在问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把持自己?在纷扰的环境中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如何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人们蓦然回首,原来答案就在身后,这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博大精深的国学!大道自然。中国和谐思想在倡导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希望整合和突破西方管理哲学的历史局限,通过对人类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社会实践,进行系统的科学反思、哲学反思、文化反思,秉承中国哲学和优秀文化传统,认真探索和思考人类的终极价值,探索自然管理法则,解析和重建普适性组织基因和理论模型,初步建立起全息的管理理论体系,包括理论法则、方法工具、实践应用;为战略管理、创新管理、危机管理、人本管理、情商管理、文化管理、和谐管理建立起基础的理论平台;为个人事业、企业组织的成长、变革、创新和发展提供普适化的简单易行、科学实用的诊断和管理模型;为全面建设创新型社会、和谐社会提供基本的理论指导和战略管理工具;为全球化文化融合与和谐世界构建作出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伟大民族应有的贡献,这也是和谐思想体系的建构规划与历史使命。
  3。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倡导
  国学在中国的兴起,更应归功于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率先倡导。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支撑,“八荣八耻”的内容无不渗透着中国的伦理道德;一系列亲民政策的推出,顺乎民心,符合潮流,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赞颂。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优秀管理思想的底蕴,充分说明了国学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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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是做人的基础
在西方的管理理论与实践中,尽管也越来越强调领导者的影响力以及人格魅力等因素,但仍然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其出发点和目的仍然以“管人”为宗旨,而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教人怎么管理好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其实就是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作为做人、做一切事情的基础。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一个能管理别人的人,不见得能管好自己;同时我们无法想像:一个连自己都管理不好的人,会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一、人贵有自知之明——为什么有人走到哪儿都不受欢迎
  1。了解自己是做人的基础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我们总会发现一批才高八斗但处处碰壁的倒霉蛋,有人将之归罪于时代和环境,但细细究来,这种人的结局不能不和他们乖张的性格有关,而对这种性格进一步分析,这种人往往是心胸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或者是狂放不羁根本不知道尊重别人的傲慢之辈。典型如古代击鼓骂曹的弥衡之流,走到哪里骂到哪里;如今这类人也不鲜见,而且这中间有不少还是号称学过工商管理的“高级人才”,遗憾的是这种人无论走到哪个单位,都处理不好起码的人际关系。是这个单位不好吗?换一个单位依然如故,走到哪里都觉得是小人当道,自己总是怀才不遇,结果是走一处骂一处,走一路骂一路,甚至是干到老骂到老。我们归纳一下,这种人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视甚高,高到了不知自己是谁,自己究竟卖多少钱一斤。这种人一生最大的失败恐怕在于缺少自知之明。诚如古人所言:“量随识长。然有人识长而量未长,何也,实识未至也。”这段话说的实在是太精辟了,用今天的话来讲,这种人是典型的理论脱离实践,其见识根本就没长上去,所以根本不懂得如何做人,当然也就谈不上怎么做事了。
  正因为如此,老祖宗才反复教导我们在做事之前首先学会做人,而要做人又首先要“知己”。在教导我们应该“知己”方面,说得最明确不过的莫若老子了。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在《道德经》第三十三章里有如下透彻的论述: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意思是说:智,只是自我之智,今天看来主要指的是智商;明,是心灵之明,更多指的是一个人的情商。“知人者”,只是知于外,属于智者,是知人不知己,知外不知内。因此,能了解别人的人,只能算是有智慧的人;而能了解自己的人,才是真的明道之人。所以,我们在谈怎么做事、怎么做官时,首先要搞清自己是怎么回事。但是要想知己者首先得“想”知道自己,纵观有“自知之明”一说,已引申为一人有着谦虚态度,知道自己不足之意。其实自知者,是既知道自己所长,有着充分的自信,又清楚自己的短处,虚心补之,故曰:自知者明。不少人认为知人和知己这两个方面自然是知己者甚易,因为世上最了解自己的还不是自己?喜怒哀乐,心知肚明。于是把大量的精力用到了如何琢磨别人上,可是琢磨来琢磨去,往往把别人琢磨偏了,为什么?因为他常常是以自己之心来揣度他人之腹。但关键自己究竟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自己“昏昏”,怎么知人“昭昭”呢?由此看来,欲以知人,必先知己。看来,一个人最大的困难就是了解自己了。它需要以平常之心,权衡利弊,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才能在管理活动中、人际交往中做到不卑不亢,既能知足常乐,又能积极进取。不过,古往今来并不是世人皆能知己,因为人有一个最大的劣根性,就是总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仿佛比周围的人都要高明。这从正面理解是自尊,但是“过犹不及”,如果过度,就变成了自负。心理学告诉我们:自负其实是自卑的另一种表现。
  那么了解自己什么呢?一个人无论高贵与卑微,此生一定要有几个明白;首先明白自己是谁,其次要明白自己生活在什么时代和国度,还有一点就是要明白自己处于什么位置。明白自己是谁就是客观地了解自己的性格、能力以设计规划好自己的人生,用今天时髦的话讲就是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明白自己生活在什么时代和国家,是为了确定自己的作为;明白自己的位置是学会如何把握好自己作为的分寸。如果这几点搞不明白,必定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和失败。
  老子认为:只有“自知者”,才是属于明于道的。因为一个明白人,属于既知人又知己,又知时代,那才是内外皆明。按老子的观点,智,仅仅是显意识,它形成于后天,来源于外部世界,是对表面现象的理解和认识,具有局限性和主观片面性;明,是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具有无限性和客观全面性。欲求真知灼见,必返求于道,给自己来个准确定位,这才是真正的觉悟者。
  老子第二句话说的是能战胜别人的人,属于“胜人者”,是有力的人,不过他凭借的仅仅是自我个体的蛮力。而“自胜者”则是能战胜自己的人,只有能够正视自己的弱点,并战胜自己弱点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因为他凭借的是坚强的意志。能够战胜自我的人,才是具有天地之志的人。天地之志是收获大道、战胜一切的力量源泉。所以,只有“自胜者”才是真正的强者。
  第三句话又进了一个层次。老子说:知足乐道的人,是真正的富有,因为他了解自己,是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人,是与道为伍的,他既有美妙的精神世界,又有充实愉快的现实生活,自然感到满足;相反,那些失却了心灵的人,内心是空荡、迷茫的,只能把心思寄托于外在的个人名利上。然而,没有心灵作依托的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这就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因此,只有行事遇困境而能不畏艰险的人才是有志气的人。
  不悖离正道行事的人,其德行能够久存于世间;有着坚强意志的人,并不是为了自我名利而拼搏,而是心存大道、甘守真朴、无执无失、豪情满怀。这样的人,人生必然是欢快、幸福的。正如基督所说:有圣灵和你相伴,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老子又说:不失其所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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