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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崛起
这是我为写这本书做调研时结识的四个人：
他们都是我在这章开始时所描述的知识工作者的典型。像许多聪明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一样，他们听从了父母的教诲。高中时读书很好，进入好的大学读工程或计算机专业，现在大型软件公司工作，为北美银行和航空公司写计算机程序。他们从事高科技工作，然而年收入却不超过14000美元！
发达国家的知识工作者们现在面临新的竞争：以来自印度孟买的四个年轻人——斯里维迪亚、拉莉塔、卡维塔和卡梅尔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工作者正在抢走他们的饭碗。
近几年没什么话题比外包风潮更能引起焦虑、更有争议的了。那些来自印度、菲律宾和中国的程序员真正把欧美的软件工程师和其他左脑职业者吓坏了，他们纷纷抗议和进行抵制，引发了许多政治问题。那些外包出去的工作不久前还是由欧美的电脑工程师们来完成（跨国公司所需的最复杂的编程除外），他们每年收入达7万美元。现在25岁的印度年轻人就抢走了这个活，因为他们同样干得又快又好，即使不是更好，也同样快，就是没有同样快的话，那也便宜很多——他们的工资和连锁快餐店的收银员差不多。这种工资水平在西方标准看来是很低的，但在印度却是一般收入的25倍左右——因此能够提供给他们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能度假有房产。
我在孟买遇到的这6个程序员，只是全球外包浪潮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包工程师的例子。每年，印度的大学都有350万工程学士毕业。全球500强企业超过半数现在把软件服务外包到印度，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比如，通用公司（GE）约有48％的软件是在印度做的。该公司在印度的雇佣人员多达2万人，甚至其印度的各办公室张贴有“擅自进入者将被聘用”的告示。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在印度雇佣好几千名软件工程师。西门子（Siemens）在印度雇佣3000名计算机程序员，并且还将再雇佣15000名外包程序员。甲骨文（Oracle）公司有5千名印度员工。印度知名的软件服务公司维布络（Wipro）有17000名工程师，为全球最大的家庭装潢零售商——家居货栈（TheHomeDepot）、诺基亚（Nokia）、索尼（Sony）等世界知名大公司服务。越来越多的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加入到外包行列中来。通用公司的印度首席执行官在伦敦的《财经时代》（FinancialTime）上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的任何工作都可以在印度做，不怕印度人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事实上，外包工种已不仅仅局限于计算机程序员了，还扩展到了其他专业人员。著名的金融服务商雷曼兄弟公司（LehmanBrothers）、贝尔斯登（BearStearns）、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等纷纷把计算和财务分析工作外包给了印度的工商管理硕士们（MBA）。著名财经新闻社——路透集团（Reuters）也将初级编辑的工作外包出去。在印度，你经常可以看到，注册会计师在计算美国的所得税，律师在为美国的官司做相关法律准备，放射线学者在研究美国医院的CT图片。
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印度，世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各行各业的左脑白领们也正纷纷涌入外包大军中。摩托罗拉（Motorola）公司、北电集团（Nortel）、英特尔（Intel）公司在俄罗斯纷纷建立了软件研发中心，波音（Boeing）公司也将大量的飞机制造工程转移到那儿。全球第二大电脑服务公司EDS（ElectronicDataSystem）在埃及、巴西和波兰都设有软件研发基地。匈牙利建筑设计师们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加州设计公司设计规划图。菲律宾的会计师为管理资讯顾问公司凯捷安永（CapGeminiErnst&Young）担任审计工作。荷兰皇家飞利浦（Philips）电子公司在中国雇有700名工程师，中国现在每年的工科毕业生几乎和美国的一样多。
外包的主要原因是钱。在美国，一般的芯片设计人员月薪7000美元。而在印度每月只有1000美元。在美国一般的飞机工程师月薪6000美元，而在俄罗斯月薪不到650美元。在美国会计师月薪5000美元，而在菲律宾月薪只有300美元。然而，这点薪酬对于这些人均年收入为5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是小数目。
对于庞大的国际性知识工作者来说，这股新的世界外包定购风潮是件好事，而对于欧美的白领、左脑工作者来说就是噩梦了。例如：
●未来2年，美国IT行业每10个工作就有一个外包，到2010年就变成每4个就有一个。
●佛瑞斯特研究机构（ForresterResearch）预测，到2015年至少330万份白领工作和1360亿薪水将从美国流向低工资的国家，如印度、中国和俄罗斯。
●日本、德国和英国也将面临同样问题。在未来几年，仅英国就将流失25000份IT行业工作和高达30000份的金融业工作到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到2015年，欧洲将有120万份工作流向海外。
对外包局势的担忧和焦虑有些过头了，我们不会明天就全部失业。从短期来看，外包的影响被夸大了，而长期考虑的话，我们却有些不够重视。由于全球通信成本几乎为零，发展中国家持续不断地培养出高技能的知识工作者，欧美、日本的职业生活方式将发生显著变化。日常的左脑工作，如财务分析、放射线研究、计算机编程工作将大量外包，通过光纤即刻传输给客户。这种变化对多数人来说很难适应，但比起以前我们经历过的巨变来说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制造业也发生过类似的转移，在20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跨洋转移。就像当时那些发达国家工厂工人要掌握一系列新技能和知识一样，现在的知识工作者也要掌握一些新的能力。他们需要做那些海外的外包人员无法质优价廉地完成的工作，用右脑思维的优势去缔结关系而不是处理业务，去应对新的挑战而不是解决日常问题，掌握大局而不是着眼于局部。
自动化盛行（1）
让我们认识两个人，一位是画面上的人物，但不知是否确有其人，另一位是真实的人，他的懊悔的一幕成为了经典画面。
第一位是下面这个美国邮票上的不朽人物：约翰亨利。
约翰亨利的故事大部分美国学童都耳熟能详，他是一个钢钻工人，天生正直，力大无穷（上帝，没人能肯定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人。历史学家认为他原先是个奴隶，美国内战后，当了一名铁路修建工人）。亨利所在的工作队的任务是用长长的钢铁钻头在岩石上开凿隧道，铺设铁轨。亨利可不一般，他比所有人的力气都大，用钢钻开凿的速度也飞快，不久他的非凡气力成了传奇故事。有一天推销商带来了一台自动气钻机，宣称能胜过最强的钢钻好手。亨利对此嗤之以鼻，认为齿轮和机油比不过肌肉。于是他提出人对机器来比赛，看谁能先把山凿透。第二天下午比赛开始了，自动气钻机从右边开始钻，亨利从左边钻。起先机器快，但亨利很快就奋起直追，两边的隧道口的大块的石头越堆越多。不久亨利就逼近了自动气钻机的进度，在最后一刻，他超过了机器，抢先凿完了。亨利的同伴欢呼雀跃，可亨利却耗尽体力，累死了。这个故事传开了，在民谣和书本中亨利的死亡成了工业时代的代名词。机器确实在某些事情上比人做得更好，因此一定程度上人的尊严有所损伤。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人物：
世界棋王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Kasparov）是驰骋棋坛二十余年的国际象棋大师，也是这个时代约翰亨利式的人物——人类被机器打败了的例证。
1985年卡斯帕罗夫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冠军，此时好几个研究机构开始研制会下象棋的电脑。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卡斯帕罗夫从未输过一场比赛，而且1996年他击败了当时最厉害的象棋电脑。
但在1997年，卡斯帕罗夫迎来了一个更厉害的对手，IBM研制的1。4吨重的超级电脑“深蓝”（DeepBlue），六局的比赛被戏称为“人脑的最后一搏”。令人吃惊的是，“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一本象棋杂志在封面上用一个词来描述这场比赛的重要意义：哈米吉多顿（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出自圣经）。为了给他自己和所有血肉之躯的左脑思维的人复仇，卡斯帕罗夫后来又安排了一场和“小深蓝”（DeepJunior）的重赛，这台以色列的电脑曾在国际象棋电脑比赛中三次荣获世界冠军称号。
国际象棋是典型的左脑思维活动，它不需要感性，而需要记忆、推理和精准的计算，这可是计算机所擅长的事情。卡斯帕罗夫说，当他看着棋盘，脑子每秒钟可以计算一到三步棋。那么“小深蓝”呢？哈哈，令人震惊的是，它每秒可以计算200到300万步棋。然而，卡斯帕罗夫依然相信人类可以在64格棋盘的战场上获胜。
2003年超级杯（SuperBowl）举行的星期天，卡斯帕罗夫昂首阔步走进了豪华的纽约市“运动俱乐部”，开始一场划时代的人机大战，六局比赛的奖金高达一百万美金。600位棋迷到场观战。场外更有数百万的观众。卡斯帕罗夫赢了第一局，但第二局和棋。在第三局，卡斯帕罗夫开局走势凶猛，但关键时候中了“小深蓝”的陷阱输了棋。第四局卡斯帕罗夫走得跌跌撞撞，又是和棋。卡斯帕罗夫因第三局的失利而心烦意乱，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能睡着丧失信心。”第五局再次和棋，进入第六局也是决胜局。
虽然卡斯帕罗夫在开局领先，但正如《新闻周刊》后来报道那样，“对于人类的棋手，卡斯帕罗夫可以凶狠地进攻并取胜，但这次他不是和人在下棋。”在他尝试的后几步棋中，他犯了个小错误而丧失了优势。
卡斯帕罗夫被搅昏了头，没感觉的机器可不会被搅晕。更糟的是，卡斯帕罗夫原先指望机器对手像他的人类对手一样犯点错误好让他扳回这一局，可愣是没机会，即使伟大的卡斯帕罗夫也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比赛结束。
最后第六局还是和棋，比赛最终以3∶3战平。
人类有很多优点，但在下棋等其他相关的倚重于有规则地逻辑思考、计算和次序推理时，电脑就要更好、更快、更强些。还有电脑不会疲劳，不会头疼脑热，不会因压力而失常，不会因失败而生气。它们不担心观众会怎么想，也不关心媒体会说什么，它们不会发晕也不会疏忽大意。就是这些挫败了象棋大师。1987年，当卡斯帕罗夫刚在象棋界崭露头角时，他就放言：“没有电脑能打败我！”如今，卡斯帕罗夫，这位当代的约翰亨利说：“要不了几年时间，电脑就会打败人脑赢得每一场比赛，甚至我们获取一局的胜利都十分费力。”
二十世纪机器被证明可以代替人的体力，二十一世纪，很多新技术被证明可以替代人的左脑。关于这点，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TomPeters）说得很妙，他说，对于白领而言，“软件是思维的铲车。”所有左脑负责的工作即使不会全部被取代，大部分也会被取代从而影响剩下为数不多的工作。任何工作只要是日常流程性的就能被简化为一套程序或分解为一系列可重复的步骤，那么就有被取代的可能。就算月薪500美元的印度注册会计师不会砸了你的饭碗，特波税务软件（TurboTax）也会。
重新审视一下典型左脑思维的三种职业：电脑工程师、医生和律师。电脑科学家弗纳文吉（VernorVinge）说：“过去，谁只要有一些基本编程知识就很容易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现在不行了。这样的工作正越来越多地由程序设计器来做。”现在，英国一家叫应用基因（Appligenics）的小公司研发出了编程软件。一般的程序员（不管是印度的还是美国的）一天能写400行的电脑程序码，这套软件只用不到一秒种就能办到。因此，工程师和程序员们就要掌握新的技能，更多地依靠创造性而不是熟能生巧，战术战略而不是技术指南，制作大局规划而不是在琐屑事情上费神。
自动化盛行（2）
自动化也正改变着医生的工作。很多诊断工作要遵循一系列的决策树，是干咳还是有病菌？T细胞在标准上还是下？然后得出结论。电脑能够用人类比不上的速度和准确性来处理决策树的二元逻辑。于是各式软件和在线程序就应运而生了，病人只要在电脑上回答一系列问题，就可以得出初步的诊断，而不需要医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消费者已经开始使用这样的方式来诊断自己是否患重症，比如心力衰竭、冠心病和一些常见癌症，并且在确诊后决定生死攸关的治疗。”
与此同时，医疗健康的电子信息也越来越多。每年约有一亿人上网浏览医疗健康的资讯，点击访问23000多个医疗网站。患者自我诊断，然后把信息告诉医生，这些方式正在改变医生的角色，医生从无所不知的治病者成了备选的感情顾问。当然，在医生每日的工作中也会遇到些疑难杂症——单靠软件解决不了的，我们依然还需要经验丰富的医生。但我接下来还将阐述，科技的发展正在改变医疗的重点，从日常的、分析的和以信息为基础的工作转向着重患者感受、叙事医疗和总体医护。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律师界。大量廉价的信息和咨询服务正在改变法律服务的方式。比如，“完全案例”这个网站（pleteCase。），它自诩为首席的、在线的、无人能望其项背的离婚服务中心，处理你的离婚案件的费用仅249美元。与此同时，互联网正在打破为律师带来高收入和职业神秘的信息垄断局面。律师平均每小时收费180美元，而很多网站——比如“法律优势”（Lawvantage。）和“我的顾问”（MyCounsel。）网站，他们提供标准法律文本只需14。95美元。《纽约时代周刊》说：“不需要花几千美元请律师写合同了”，客户在网上找到合适的文本，“只需花几百美元请律师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修改。”结果会使律师行业“处在即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边缘，对传统服务的需求将减少，律师将降低收费。”经过变化仍留存的律师会是那些能够处理复杂问题，能够提供数据和软件提供不了的服务——顾问、调解、辩护等那些右脑思维的服务。
回顾一下，三个原因使右脑思维逐渐走红。物质丰富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增强了美和感情的需要，促进了个人对意义的追寻。亚洲的外包人员正以低廉的价格从事着大量的日常白领的左脑思维的工作，因此迫使发达国家的知识工作者去掌握那些不能被外包的技能。最后，自动化开始影响这一代的白领，就像影响上一代的蓝领一样，使得靠左脑吃饭的人要开发新的能力，做那些电脑无法更快、更便宜、更好完成的事。
那么接着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的生活受到自动化、亚洲外包风潮的巨大冲击和物质丰富的影响，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将在下一章讲述。
高概念 高感性（1）
让我们把过去的150年想像成一个三幕剧。
第一幕是工业时代，大量的工厂和生产流水线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一幕中的主要角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