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房间里，研究者给了他们一个必须在15分钟内解决的问题，并以此将他们划分等级。5岁以上的孩子也自发地形成等级，不管有没有最佳装束奖，虽然标准可能是模糊的——谁最强壮，或者最酷，或是最受欢迎，但他们乐意接受划分等级的方式。随着孩子们日渐成长，这些等级依然非常稳定。
当然，作为成年人，我们在职场的等级中也设法谋求一个好的位置。即使只是一个好听的头衔也能满足仅仅有面包吃所不能满足的渴望。在英国的一次调查中，70％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认为他们宁愿放弃一次加薪的机会，也要选择更好的工作头衔——“数据存储专员”而不是“档案管理员”，“食品主管”而不是“端茶小姐”。在20世纪90年代网络公司的狂潮中，一些网络公司中会设置一位CEO，十几位副总裁，以及一位“第一印象主管”，或者称之为“接待员”。美国的一家连锁公司得益于这种内在的地位欲望，为了使受到鼓舞的销售店员在收银机前工作更长时间而无须额外支付工资，他们使用了“培训经理”这一头衔。
难道他们疯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是的。你可能会认为自己没有这种地位欲望。当我是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一个年轻的记者，却早已厌倦了工作的时候，我也曾是这样想的。但当我称自己为合众县新闻部总编辑时我又有了干劲，虽然我一个人组成了我们报纸的整个合众县新闻部，年薪也只有万美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以及经济状况的改善，这种不确定的地位的象征，或许会随着我们沿着经济社会的阶梯不断向上攀爬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但是看起来我们追求这种地位的欲望却在不断加大。
在多数美国公司的高层——顾问们称之为“C级”，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领袖，虽然他们通常会用简称来小心地进行掩饰。一家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经常会包括一位CMO（首席市场官）、一位CFO（首席财务官）、一位CIO（首席信息官）、一位COO（首席运营官，或称为操刀手）、一位CEO（首席执行官，受崇拜的人）。有一个常被提起的故事，说的是一家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会主席上了天堂（显然这是神话故事）后，发现天堂正处于财务混乱的状况，于是建议对其进行财务调整。后来证明这个计划无法实施，因为上帝不肯出任委员会的副主席。
所有这些都是前文提到的那个多纳圈故事的扩充版。我们对等级和地位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似乎重新创造了一个我们在余生中每时每刻都要遵守的高度规则化的等级制度。我们为了谁能够得到最好的办公室、最大的预算额度、最新鲜的黑草莓饮料和其他办公场所中的细微差别而烦恼不已。
“在好莱坞，你必须用好莱坞的方式思考。”一位有名的电影制片人宣称。接下来他极其详细地陈述了那里的制片人的等级：“首先是大电影公司的主要动作片的制片人，其次是获得成功的独立电影的制片人，再次是有名的电视节目的制片人，接着是著名的文艺类电影的制片人，然后是差一些的文艺类电影的制片人，再然后是粗制滥造的电影的制片人，再向后是名人拳击赛的制片人……”
这让我回忆起曾经与博茨瓦纳的一位生物学家一起外出的经历，她向我详细介绍了她正在研究的狒狒群体中的相互清理皮毛的等级顺序，接着她谈及了一个处在最底层的可怜的角色。“那就是鲍勃，”她说，“没有人肯为鲍勃清理皮毛。”
等级制度在人类和其他社会性动物之间普遍存在，因为我们对等级有与生俱来的渴求。每一个孩子最初都是从家庭等级中开始长大的，他们渴望知道父母的意愿，父母养育了我们、抚慰着我们，保护我们不受外部世界的威胁，让我们对他们产生依赖感。随后，我们开始将依赖的情感转移到其他成年人身上，因为他们看起来比我们高大，最后甚至转移到我们的同龄人身上。（高大的吸引力持续着：在一项研究中，《财富》500强公司中半数的CEO的身高为6英尺（约米或更高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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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位的渴求（2）
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在职场的等级中，我们能够遇到一位像父母一样培育我们的导师，成为他的学生。我们学着与我们等级相近的人竞争，就像我们过去与兄弟姐妹竞争一样，而且可能有一天我们能够超越他们的等级。对和我们一样的社会动物而言，身处严酷的社会等级中，或者是被钉在等级的最底层，看起来可能是不幸的。但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是我们发现自己被原来的社会网络所驱逐，这是如此的可怕，以至于使我们在一个毁灭性的等级制度中徘徊数年而不动。电话不再响起，大厅里人们也故意朝另一边看，我们才渐渐地明白，我们是孤独的。
猩猩群落的等级制度（1）
我们在反复实验的过程中还没有找到等级制度倾向形成的理由。相反，我们经常试图从这样的提问中找到理由：“我真的准备放弃周末，仅仅只是为了取悦老板吗？我真的需要在办公室待到我的孩子上床睡觉，并寄望于明年某个时候能够得到提升吗？”我们当然不会拒绝接受等级制度，因为冥冥之中有某种声音从策略筹划的角度告诉我们，这是提高我们收益的方法。
等级观念是深深烙在我们的基因中的。
猴子和狒狒对等级的问题极度关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等级制度感兴趣的原因。在博茨瓦纳，当我在一个有狒狒出没的丛林里漫步的时候，我开始更深入地了解它们，这是认识的最让人惊奇的时刻。为了谁在树上占据最好的位置，或者是谁能在棕榈果上再咬一口，狒狒们纷扰不休。它们敏感地关注队伍中的每个成员。它们了解其他人，了解其家庭，也了解其通过友谊或者是政治联盟而密切联系的社会网络。如果一个年轻的雄性狒狒遭到攻击，其他狒狒不仅会关注这场冲突，还会观察受害者的兄弟，看它是否会赶来帮忙。生物学家认为这种“社会智能”，是和我们人类一样的社会性灵长类动物的定义性特征。
生物学家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词汇是“马基雅维里智能”。我所密切注意的狒狒经常与同一等级的同类竞争。例如，当雄性社群首领把排名第二的狒狒从它所挑选的棕榈树上赶走时，这只排名第二的狒狒马上用愤怒的目光赶走排名仅次于它的雄狒狒以重获尊严（它再依次把这样的事情传递下去）。地面上到处都是棕榈果，可以让所有的狒狒安心地支撑到下一个财政年度。但是狒狒们似乎十分渴望占有那些刚刚被邻居们捡走的棕榈果。伴随着梳理毛发和其他更加亲切的相互作用的形式，“我掌权/不，你不掌权”这样的念头，从生到死萦绕在它们心头。为什么不呢？首领狒狒们，像人类群体的领导一样，倾向于获得选择食物、庇护所和交配机会的权力。
我们沿着灵长类动物进化树的研究越接近人类，这些动物对地位改变的欲望就越强烈。在乌干达的基巴莱森林和坦桑尼亚从事过黑猩猩研究工作的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理查德·朗汉这样写道：“一只雄性黑猩猩在它的盛年时期会根据它在群体中的地位来安排它的一生。它采取的保持领导地位的努力和尝试是狡猾的、持久的、积极主动的和耗时的。这些努力和尝试影响着跟它一起活动的黑猩猩、为之梳理毛发的黑猩猩，影响着它关注的焦点、搔痒的频率、去哪里和早晨起床的时间。（焦虑的雄性猩猩首领会起得早些，并且经常用它们急促的呼唤叫醒其他猩猩。）所有这些行为并不是来自于暴力冲动，而是由一系列的情感引发的，当人们表现出这些情感的时候，他们被描述为‘自豪’，或者消极一点说，‘自大。’”
现在重新读一下上个段落，用“雄心勃勃的经理”来代替“雄性黑猩猩”，用“焦虑的主管”来代替“焦虑的雄性猩猩首领”。这段话无须修改就能登载在《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任何一期中的商业版上。
管理咨询顾问经常劝诫自己不要指出人类和其他肉食动物，其等级行为的显著的和有教育意义的相似之处，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体谅雇用他们的执行官的心情。即使是不将猩猩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中，社会统治也通常是一个棘手的题目。如果你对此有疑问，试着告诉你的同事你是多么渴望领导他们，至少部分人会将他们听到的理解为“我要将你们控制在手心”。
在商业环境中统治行为也经常被忽视，因为对科学研究而言，它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课题。例如“啄序”（pecking order）和“阿尔法雄性”（alpha male）一类的术语往前只能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内，“阿尔法雌性”出现的时间更晚。“统治冲动”（dominance drive）一词最初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一位名叫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年轻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提出的，他当时正在研究被捕获的猴子和黑猩猩。如果马斯洛的名字听起来有些熟悉，那是因为后来他成为了20世纪一位伟大的公司管理理论学家，撰写了有关人类行为动机方面的论著。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工作中什么会激发人们的动力进行了解释，这一理论成为了经理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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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猩群落的等级制度（2）
马斯洛同样创造了“自尊”这个词，来表达人们的统治情结，同时避免被统治者意识到自己被控制。他曾经写道，“我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是一切赖以成立的基础”。但是也许是出于谨慎的考虑，他的商业论著从未谈及对猿猴和猴子的研究有助于他关于人类等级制度思想的形成。
那么，通过观察其他的动物，我们能否了解自己的统治行为？这通常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方式。早期的研究者们通常对分别喂养在不同笼子里的动物进行研究，而不是对生活在群体中的动物进行研究。这使粗糙的个人主义理论多少带有牵强性，并使统治就是自上而下、就是命令与控制的思想得以流传。在野外，研究者们经常研究狒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地面上而不是树上度过大部分的时间，因此更容易观察。但是狒狒是黑猩猩的更低级、更粗野一些的亲戚，就如同黑猩猩对人类一样。因此在社会统治问题上，当时的研究者们倾向于研究独裁式的企业首领。
由于野生黑猩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树上活动不易观察，生物学家们直到1968年才意识到它们生活在稳定的群体中，或者说这些群体有着复杂的社会生活，它们的社会生活中可能包含着更多的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日本的灵长类动物学家西田康成（Toshisada Nishida）在坦桑尼亚的玛哈拉山地区工作，他是第一个描述野生黑猩猩的群体行为的科学家。康成、珍·古道尔、理查德·朗汉以及其他的野外考察者，随即开始通过外貌和家庭历史来识别每一个黑猩猩，并由此将野生黑猩猩之间为了获得统治地位而战斗的片段串连成肥皂剧。他们的研究与弗朗斯·德瓦尔对被捕获的黑猩猩的研究一起，将对统治的争论从个体身上转移到了社会关系背景下，猩猩彼此之间存在着社会性、互惠性以及持续性的关系，就像我们一样。
等级制度在发挥作用（1）
如果我们正好在观察狒狒，或者是黑猩猩，或者是公司等级中的人类，戴明的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为什么某些人不得不赢？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关注地位？达尔文对于社会地位的重要性的传统解释认为，这是由于最终它将归结到性这一问题上。但是对于一个每周工作100个小时、精力充沛的执行官来说这并不成立。他们对地位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经常会丧失对性的欲望。
为什么我们对地位、统治和社会等级的欲望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如果说答案是多纳圈统治，也并非不可能。我们在工作中的计划与安排不是随意做出的。在很多层次上，等级制度发挥着作用。
◆等级有时对级别最低的喂食者有益。在非洲的稀树大草原上，千百万年以来，我们的猿类祖先在这里生活和进化，被驱逐者会很不幸地被狮子或是临近群落掠走。因此甚至是鲍勃这样的位于群落底部的被忽视的无用之辈，在等级中也倾向于比它自己独自一人时做得要好。群体的其他成员充当警惕肉食动物的哨兵，或者说，一旦失误的话，它们则充当着鲍勃躲藏时的掩体。
依据群体的准则行事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对社会地位较高者表现出适当的顺从的人，或者是在群体内部培养了有用的社会联系的人，通常会留在群体中。如果他们尤其懂得如何在等级中向上爬，他们也许可以将更多的社会基因遗传给后代。因此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力量保证了等级制度得以以编码进入我们的基因组的趋势。
下属在等级中的状况也会好一些，因为在领土保卫和抢夺资源的战斗中，头领总是起着带头作用。在当今的等级制度中这也是真实的，虽然大多数情况下，领导者只有在完全放下架子时才会令我们佩服。例如，在一家出版公司，员工们拥戴他们的部门老板，因为他对办公室的管理十分得体，而且很少对别人使用不友善的词语。
不幸的是，他也回避了与其他部门的一切争斗，因为他厌恶办公室政治，从未委托一些斗志旺盛的副手代表他的部门参与争斗。公司进入了新的财政年度。其他部门的经理们对级别和特权有着更为急切的关注，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地盘。最终，员工的工作隔间面积更小了，但实际上那些部门总体的办公面积扩大了。他们攻进门了！他们攻进窗了！这位性情平和的经理负责的部门也被瓜分了。实际上，他那些士气受挫的下属们不得不清点现有的办公家具，其他的部门挑走了对他们的新办公室而言最合适的家具。有时候，虽然我们不喜欢这么想，但是在一个与众不同的、苛刻的领导者手下做事可能会更好。
◆等级有助于保持内部的宁静。等级常常是团体内部无休止的争论的原因，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桑迪·韦尔和约翰·里德或者杰米·戴蒙和杰西卡·彼波莉维茨一样。整个企业团队可能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在等级问题，而不是盈利问题上。郭士纳曾经这样抱怨：当他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来到IBM的时候，克里姆林学还很热门，任何演讲——无论是什么主题，都会首先提到它，“描述组织的内部结构，用方框标示出演讲者所处的合适位置（通常就在CEO旁边）。”
但是战斗只不过是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动物研究表明，一个相对稳定的等级体系事实上意味着更少的，而不是更多的争吵。争夺最高地位的斗争当然会是血腥和痛苦的。例如在黑猩猩的群体中，如果等级并没有相对稳定，发生战斗的可能将会增加5倍。同样的道理在一个刚刚完成收购的公司中也是成立的。然而一旦等级制度确立下来，那些有野心的从属将不大可能发起挑战。原因很简单，那样将冒很大风险。拥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同样还会使团队对于既定目标的行动协调更加有效率。虽然我们可能发现我们憎恨等级制度，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在等级制度中，我们会感觉更舒服、安全而且目标明确。而这一事实同样也可以在鸡群中得到印证：当鸡群确立了吃食的顺序时，母鸡将会减少争斗，同时产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