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子说得很潇洒，沈教授的情绪也受到了感染。他笑着说：“从片子上看，确实是恶性肿瘤……”
“那咱就做手术呗，我不怕。”彪子打断沈教授，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可是病灶很多，我怕切不干净。我们考虑给您做肝移植……”沈教授小心翼翼地说出“肝移植”三个字。他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彪子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彪子一拍大腿，居然没有一秒钟的迟疑和畏惧。“说吧，什么时候做？”
刘主任说：“明天。”
“明天？”为了表明我并不比彪子更早地得知这个消息，我故作惊讶地问着。
“芳芳，你不懂，听医生的，要是今天下午能做我下午就做。”
又一道难关闯过去了，为此我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我曾经设想过谜底揭开后的各种画面，设想过彪子遭到重击后的各种反应，这样的结局我却万万没有想到——没有一分退缩，没有一丝胆怯，像一个战略家在布置一场高难的战斗。他的冷静与坚强让我难以置信，彪子真的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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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条汉子！（1）
陪彪子回到病房以后，我哭了，终于可以当着他的面哭了。
病房里静静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以为，彪子在人前总是真正的硬汉，当着我的面儿却会忍不住掉眼泪——那就哭吧，索性我们夫妻两个抱头痛哭一场，哭尽满腹的辛酸与委屈……
哪知彪子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一如面对众人的坚强，他走过来，递给我一叠纸巾：“芳芳别怕，我这个肝不听话了，咱就换个新的。肝移植一点儿都不可怕，只不过知道的人少，现在连肾移植都是常规手术了。”
我不知道他明天能不能顺利地走下手术台。再见到他会是什么样子？我就像要失去他似的紧紧地抱住他，眼泪泄了闸。
彪子轻轻推开我，笑着为我擦眼泪，安慰我说：“看你吓的，我告诉你手术的步骤啊！”他开始连说带比划：麻醉、开刀、取肝、上新肝、缝合……一五一十地给我讲着，熟稔得像个专家。
直到今天我都在疑惑，他怎么会了解那么多。但我知道，那一刻他并没有考虑等待自己的是怎样命运。为了支撑在他眼中一向脆弱的妻子，他萌生出无限的勇气。
朋友们纷纷来探望他，听到这个消息有人干脆哭出声儿来。彪子总是乐观地劝慰大家，憨憨地说：“我没事儿，你们等着我啊，你们就当我进去睡一觉！”
晚上，护士体贴地拿来安眠药，怕他休息不好。他却坚决地说：“不用！”
我想，他一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所以不想睡。我必须鼓励他，无论如何不能再掉眼泪。
然而彪子再一次让我意外。他的心出奇地平静，刚一躺下，呼噜声立刻响起来了。
我祈祷着上天保佑我的彪子，又是一夜未眠。
手术当天，朋友们都赶来了，国立、优哥、保国……大家一起给彪子鼓劲儿，彪子也像安慰他们似的，把头天给我讲的“手术步骤”又复述了一遍，一派轻松调侃，仿佛根本不是自己身上的事儿。
国立忍着心酸说道：“彪子，我从来没有这么服过你。你的精神和肉体已经分开了。”
彪子一通憨笑：“哥，您这个评价太高了，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有事儿了咱别怕。”
说话间，护士推来一辆平车，要送他进手术室。彪子坚决不肯：“我自己走着去。”
从病房通往手术室要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护士在前面引领，一群朋友簇拥在后面。
我们俩的手握得紧紧的，我不时抬头看看彪子的脸，彪子并不看我，更紧地攥住我冰凉的手，嘴角泛出一丝笑容。
我在颤抖，我的心告诉我：这时候不能哭。
手术室的大门就像生死关口。我不知他从这里走进去，还能不能再一样地走出来。我想对彪子说几句话，却又不知说什么最恰当。他在一大群人面前，似乎并不打算与我过多地流连，像在机场过安检似的，那么自然地径直就要走进去。
在他刚迈步的一瞬间，我突然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一把将他拉了过来，死死地抱住不放，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彪子一向羞涩，他不习惯当着众人的“亲热”，像是对我，又像是对大家说：“芳芳，你干嘛呀。”随后对大家笑笑，摆摆手，就进了门，躺上了平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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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条汉子！（2）
我怔怔地站在那里，眼泪“哗哗”地流淌。泪眼迷蒙中我看到手术室的大门就要关闭了，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用手扒开大门，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彪子——”再也说不出话来。
彪子正被推到手术室的转弯处，平车上只露出他的上半身。护士听到喊声，停住了脚步，彪子抿着上翘的嘴唇笑了笑，冲我伸出两个手指做了一个“V”字。
那是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镜头，那是胜利者的姿态。
彪子用他的乐观、坚强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每当我们谈起这个场景，朋友们总是不无感叹：“真是条汉子！”
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我不知道怎么被朋友们架到彪子住的病房里。魂已经留在了手术室，身体瘫倒在他的病床上。
手术过程很漫长。
武警总医院的领导班子非常重视这台手术，全体驻守在医生办公室监测着手术情况，不时地派人向我们通报手术进展。
13：30，“联络员”告诉我们腹腔打开了。
病房里一片寂静，我躺在床上无力站起，其他人紧张得坐不下去。
忽然脚步匆匆，随后医生护士拥了过来，我慌张得心快要蹦出来。原来是天天陪伴彪子的小文哥晕过去了，一阵忙乱后，他的情况稳定下来，大家的心却依旧悬着。
“游离旧肝了。”
又是漫长的等待。大家最怕听到病房里的电话铃响，一旦响了，一定是手术出了问题。
“上新肝了。”
每听到一个消息，大家先是小小地松一口气，随即又屏住了呼吸。
“开始分泌胆汁了！”
9月3日凌晨，经过12个小时的手术，终于听到了这个消息。这意味着新的肝脏已经开始工作了。
大家欢呼着抱在一起，彪子终于得救了！
12个小时的煎熬换来了彪子的新生。
我们簇拥到手术室门口等他回来。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彪子被护士推了出来。他的脸色很红润，完全不像失血后的样子，他静静地躺在平车上，熟睡得像个婴儿。
大家互相传递着信息，把好消息告诉不在场的亲人、朋友。
凌晨3点，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各地的朋友们都还提着心没敢睡。
还收到无数条短信：
“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看来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上帝也会被感动！”
“感谢上天！感谢专家！感谢彪子媳妇精心呵护，早日还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彪子。”
“这一夜，你们创造了奇迹！！！”
“彪子太棒了，太争气了！”
“太好了！佛一定会保佑彪哥。我们一起祈祷，祝彪哥早日康复。”
“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辜负你和儿子的。”
远在加拿大的小刚也发来了信息：“我太高兴了，说什么也要保住他一命，好日子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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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芳你看，这刀口像不像一个奔驰车标（1）
彪子真是棒！第二天一早他就醒了，麻药的力道掌握得很好，比预计提前了2个小时。不过我想他一定是心疼我，怕我着急。
医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让送些萝卜水给彪子。我们就像听到了天大的喜讯，别说萝卜水，就是人参水也得第一时间送到。
我戴上大口罩，穿上白大褂，端着萝卜水一路小跑赶到了ICU门口，真想亲手喂到他嘴里，但还是被医生挡在了门外。我只好回到病房，时刻准备着听候ICU的召唤。
下午1点多，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我第一个冲过去，心想一定是又需要什么东西了。
“芳芳！”电话里传来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啊，我是芳芳，您是……？”
“连我都听不出来啦？”声音稍显无力，但透着兴奋。
“你是谁呀？”我迟迟疑疑地努力在头脑里搜索着、判断着。
“我是你老公啊——！”
“啊！天哪！彪子！你是彪子！”这不是谁在跟我逗闷子吧？我的心一下颤抖起来。电话那头的人用尽力气呵呵地笑了两声。
这家伙就是这样，他总能给你无数的出乎意料，自己也乐在其中。事后才听说，他知道我被挡在了门外，怕我着急，就借了护士的小灵通给我打电话。
很快，好消息一个接一个：
“胆汁很充沛！”
“胸水很清亮！”
……
我时刻盼望着彪子能再打电话过来，他像是猜透了我的心思，总让我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
我终于可以“全副武装”地去看他了。尽管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还是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被各式各样的仪器包围着，粗粗细细的管子插在腹部，引流袋挂在床沿。
我的心像针扎似的痛。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变得千疮百孔的。
彪子很疼，但是很坚强：“别怕，管子会一天天减少。”他竟还有力气安慰我。
他指着旁边的一个医生：“这是牛博，我睁开眼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他。”我充满感激地冲牛博点点头。
“护士们都对我都很好，护理得很专业。”我忙不迭地连声道谢，彪子一定想让我替他及时道谢。
探视时间只有5分钟，他并没有向我描述他的痛苦，甚至没来得及告诉我他最想吃什么，只是在我临走的时候嘱咐：“先不要告诉老人和孩子。”
我明白他的心情。父亲病重还住在医院，母亲也出院不久，儿子刚刚开学。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彪子出了这么大的事。
然而瞒是瞒不住了。
9月4日，术后的第二天，大大小小的报道扑面而来，让我的处境雪上加霜。我们不得不抽出一部分力量去应对老人的疑问。
儿子哭着从学校打来电话：“妈妈，你告诉我爸爸到底得的什么病？报道上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咬着牙坚定地告诉儿子：“别人说什么都别信，你只相信妈妈，爸爸没事。”
儿子不甘心，问我报纸上为什么这样说，搞得同学、老师们都知道了，都在问他。
我只能对孩子解释，因为你是傅彪的儿子，必须学会面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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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芳你看，这刀口像不像一个奔驰车标（2）
为了彻底打消儿子的疑虑，我编了一套谎话：“现在，妈妈和叔叔阿姨们正在开会，研究对策，必要的时候我们准备起诉。”
儿子见我话语坚决，终于放下心来，哽咽地说：“妈妈您放心，别人的话刚才我信，现在不信了。我相信你们大人能处理好。您别担心我，把爸爸照顾好！”
从此心被分成了八瓣。
彪子一如既往地乐观。术后第三天，我又接到他的电话，竟然要喝排骨汤，还特意嘱咐千万别忘了放两块排骨。
在ICU病房住了一周左右，彪子各项指标都比别人恢复得快，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多亏他的身体底子好。
他请护士长给他安排一个能看见太阳的房间，并执意要在天还亮着的时候搬家。护士们只好给他戴上大口罩，捂在被子底下，从守在走廊里的记者眼前堂而皇之地穿过，推进701房间。进门的一刻，夕阳正好斜照进来，很温暖，很柔美，彪子很高兴。
但他还是疼，非常地疼。埋在身体里的管子没有全部拔掉，胸腔里的那根粗粗硬硬的尤其让人痛苦，甚至不能变换姿势。
他的眉头紧紧地皱着，稍一动作，豆大的汗珠立时滚落下来。我劝他打止痛针，他坚决不肯，认为此类药物会影响伤口愈合，能扛就扛过去。
他也坚决不肯在床上大便，说自己“没那个习惯”。我劝他别太要强，谁都有生病的时候，他甚至发起了脾气。
我们只好搀扶着他出去。他艰难地迈着步，脚下软绵绵地、没有准头地踩在地上，汗如雨下。回到床上，因为消耗体力过多，他立刻瘫了，可下一次仍旧如此坚持着。
事后，我埋怨过很多次，怪他不该这样折腾自己。他总说：“人家七十多岁的老人做完手术第七天就自己洗头了，我这点事算什么！”
每次医生给伤口换药，他都逼着我转过身去，他知道我见了血一向腿软。有一次他背上长了一个脓疱，让我帮他挤。我狠着心，用力挤着，“扑”地一声脓和血一起迸出来，我也一屁股坐到床上，捂着胸口，整个人都傻了。他最喜欢对朋友们说我这段儿寻开心。
几次回避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决定看看伤口是什么样子。尽管我以为做足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惊呆了，真的又一次双腿一软，倒退着跌进沙发里，半晌没说出话来。
刀口很大，像一个“人”字，从胸口向两肋撇开。彪子长得胖，手术后肚皮上的脂肪液化，直往刀口外面渗。医生怕感染，只好把已经缝合的伤口又拆开一部分，让它晾在那里慢慢自愈。
别说内里还有那么多创伤，即使只是表层伤口的疼痛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而彪子都默默地承受着。见我呆坐在那里，他指指伤口对我说：“看，吓着了吧？我不让你看，你偏不听话。”
我不知该摇头或是点头，心在颤抖，脸上硬挤不出笑，脑子一片空白。
“哎，芳芳你看，这刀口像不像一个‘奔驰’车的标，以后我不管开什么车，都告诉人家我是开着‘奔驰’来的。”医生被他逗笑了，我也跟着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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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陌生人真诚祝福；彪子哭得像个孩子（1）
手术后，彪子就像新生儿一样，一天一个样，每拔掉一根管子就是一个胜利。吃的东西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能吃蛋羹了，能吃菜粥了，能吃烂面条了，接着是米饭，炒菜……不出半个月，大排骨、小排骨、牛肉、羊肉，那些他平素喜欢的全部招呼上了。有一次我送饭晚了一些，一进门，他就一脸迫不及待：“你怎么才来呀，饿死我了！”随即狼吞虎咽起来。我开心极了，能吃是好事，能吃恢复得快。
管子拔得差不多了，只剩下胆汁的引流管，他开始在房间呆不住了。可门外依然蹲守了不少记者，他只能拎着胆汁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把窗帘全部打开，想让彪子晒晒太阳。突然，窗外伸下一台摄像机，是从楼上的什么位置吊下来的。我急忙又把窗帘拉紧，摄像机和阳光一同被挡在了窗外。
阳光被剥夺了，自由的空间被剥夺了，我们很不高兴。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记者看到那样的傅彪还能问些什么！有的记者千方百计，甚至贿赂其他患者的家属搞到傅彪病房布局图，登在报纸上，我真搞不懂这么做有什么必要，这是热爱傅彪的观众们真正关心的吗？难道真的不懂吗？他们过多地打扰了别人已经不正常的生活。
彪子很豁达，他不像我们一样气愤，只是说：“这是人家的工作，他们不容易，得理解他们。等我再恢复恢复，能见人了，我得给关心我的人一个交待。”他还说在ICU病房里，曾经有一个记者手捧鲜花喊着彪哥，不顾一切地往里冲，被医生护士一把推了出去。他并没有责怪记者朋友的冲动，他说被大家惦记是幸福的，不过ICU是无菌病房，不要把细菌带进来，不要扰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