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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过年了，他吩咐，从初一到十五家里不能断了客人。于是，今天来俩，明天来仨，一直忙乎到正月十九，客人们一直络绎不绝，还有许多朋友没顾上招呼呢。
新房子真是被暖透了。
小刚一直惦着彪子的事儿，其他朋友也都心照不宣。最热闹的那天，小刚一口气招呼了二十多人来到家里，说是来暖房的，其实，是来陪彪子过个年。谁都不知道明年的春节还有没有彪子。
彪子一向好热闹，朋友多就更开心。他兴奋地带着大家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对我的工作大加赞赏，夸我花最少的钱办了最多的事儿。
其实，若不是想让他早一天住上新房子，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更节约的。但那时是在和时间赛跑，顾不上那么多了。彪子很满意，看着我精心设计的各个角落，乐得合不拢嘴，没事儿就背着手楼上楼下溜达，只是欣赏，并不挑刺儿。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满足，不管房子布置得好坏，总算让彪子住上了。
大年初三，彪子的姐姐们也聚齐了，一家人在一起吃了团圆饭。饭后合影时，不知谁小声嘟囔了一句：“要照就抓紧照吧。”潜台词很明白，我听得懂，有几分恼火，几分心酸。
我记得清楚，爸爸走的那年春节，家里的人全部到齐了，连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亲戚也一个不少。春节从来没有那么圆满过，然而三个月以后爸爸就走了。所以，我心里一直固执地认为，太圆满的团聚是不吉祥的。
于是这一次，我故意躲起来，不去凑齐了拍照，好像这样医生的预言就不会成真。理智告诉我，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但当时的我竟因此获得了苟且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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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老师，复发了。”（1）
生活重又恢复了“宁静”。
彪子依然如故，以惯有的笑容向关心他的人们传递着自信与乐观。他又开始工作了。
3月15日，他带着编剧王培公老师进驻武警总总院，开始了《冷暖人生》剧本的前期创作，走访一些医生、护士、病人及家属。
《冷暖人生》是彪子手术以后萌发的创作冲动。他在患病期间，看到、听到了许多非常感人的、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事，决定将它们记录下来，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肝病患者，关心肝移植。
半个月以后，3月30日，我们驱车赶往天津，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也是沈教授的根据地，对那里的医生、护士进行采访。
他们从肝移植在中国的创立聊到艰辛的发展过程，又聊到这项技术逐渐成熟的现状，从当年沈教授单枪匹马创业聊到今天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这一切，彪子架起摄像机全程记录下来。每天分成三个时间段，沈教授随时把稍有空闲的医生、护士派到我们的酒店。彪子盘腿坐在摄像机后面的椅子上，像记者一样不时地发问，不时地打趣儿。
疾病使彪子对生活有了重新的思考，他对这个剧本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和热情，剧本中人物的设定、脱稿时间、拍摄周期都列入了他的2005年工作计划。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着。
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人。就在警报刚刚解除了一个月，就在彪子想热火朝天大干一场的时候——4月1日夜里，劳累了一天的彪子突然被一阵巨痛惊醒了。
这疼痛实在很蹊跷，彪子忍了又忍，大汗淋漓，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让我给医生打电话，请人来打止痛针。就这样，勉强捱到了天明。
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到第一中心医院，彪子再次被推进了那圆圆的罩子。腹腔、头部、肩、脊椎……一个部位一个部位仔细地检查着。
又是漫长而忐忑的等待。
我告诉自己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我告诉自己不能害怕。彪子总对我说：“别害怕，害怕没有用。你得去面对，还得微笑着面对。”
2个小时过去，一向耐心的彪子终于被折磨得不耐烦了。他烦躁地蹬开盖在身上的薄毯，大吼了一声：“我不做了！”
医生连忙打开那扇铁门，他夺门而出：“怎么那么长时间呀！要是有事就把胳膊剁了得了！”他的脸涨得红红的。稍作平定，他一边揉着疼痛的肩膀，一边跟医生说：“我胖，窝在那里面，还得保持着一个姿式不能动，‘嗡嗡’的噪音一会儿响一会儿响，我简直快疯了。”他解释着，怕刚才的冲动伤害了人家。
沈教授安慰他：“好了，没事儿了。别说您做了两个小时，有的病人几分钟就坚持不下去了。”
彪子不是“面瓜”，他是有脾气的，性子也急，但他严于克己，不会轻易对外人无理。朋友们都说，什么事要是让彪子发了脾气，那这事就真说不过去了。
我知道彪子这次的爆发并不是全无道理的。
他曾说，那个圆圆的罩子，在身上来回转悠着套来套去。它不是一个美丽的光环，也不是荣耀的光环。可就是这个光环，总让他立刻感到一种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真实。
“傅老师，复发了。”（2）
频繁的检查、持续的疼痛、巨大的心理压力捆绑在一起，让他无力顾及太多，做了一回真正的自己。但他总是很快地回过神儿来，很快克制住自己，不允许自己因生病而任性。彪子活得累，心累。
沈教授读完片子走出来，我俩围上去：“怎么样？”
沈教授笑着，肌肉有点僵，镜片后面的眼睛闪过一丝异样。
“没事，有什么事您跟我直说。”彪子很敏感。
“只要是肝里的事儿咱就不怕。”我看着沈教授，话却是说给彪子听。
沈教授笑笑，拍了拍彪子的肩膀，让我们先回酒店，说他会稍晚些过来。
刚到酒店，沈教授的电话便打过来了：“秋芳，不太好，可能是复发了。你先别告诉傅老师。”电话那头语气很沉重。
半年的接触，彪子和沈教授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沈教授是外向的，尤其是与彪子有了感情以后，很难再像对待一般病人那样冷静。我从他的表情里已经读出了部分答案。
“谁的电话？”彪子见我发愣，追问了一句。我几乎想也没想，直接说是沈教授，他在等放射科主任看片子，中午过不来了，让咱们先吃饭。
这半年的磨炼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当编剧了。
彪子看看我，并没有再追问。他沉默了片刻，催着我先去餐厅点菜，他和王老师随后就来。
在餐厅，又接到了沈教授的电话：“秋芳，这事儿不能瞒了，得马上接受治疗。我准备告诉他，你觉得他能承受吗？”
“我猜，他已经有感觉了。”
果然，彪子把我支走以后，对王老师说了他心底的准备：“我不怕，大不了我再换一个！”王老师告诉我他说得很轻松。
晚上，沈教授来了，往椅子上一坐，直入主题：“那我说了啊。”
彪子面对沈教授：“您说吧。”
“傅老师，复发了。”沈教授语气很平静。
“在哪儿？”彪子并没有一丝迟疑，他端坐在沙发上，眼睛紧盯着沈教授。
“还在肝内。明天一早回北京，立刻住院全面检查，然后拿方案。”
沈教授很果断，他已经替彪子推掉了第二天天津电视台对他俩的采访，并通知武警总医院安排好病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彪子对沈教授已经产生了心理依赖，治疗过程中遇上任何问题，总是一句话：“我听你的。”这次也不例外。当听到沈教授亲口说“复发了”，彪子的眼神一下黯淡下去，不过只一秒钟就重新振作起来。他招呼我给沈教授叫份晚餐，自己仔细地向沈教授咨询了可行的治疗方案。
“傅老师，别着急，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的。”
“有你在我不急，我就全交给你了。”
两个男人相对而坐，像两个临战的运筹帷幄的将领。气氛显得有些凝重，但没有一丝慌乱。
彪子一向信不过我的驾驶技术，第二天回北京，仍然是他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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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生死单”（1）
回到武警总医院，医生给彪子服用“美施康定”。那是给恶性化程度很高的肿瘤患者用的止痛药，对胃肠道刺激很大，会让病人不停地呕吐，但止痛效果很好。
彪子用药后，每餐饭都止不住地吐。他并不害怕，吐完了再吃，他要保存体力应战。
沈教授为了制订最完善的治疗方案，跑遍各大专科医院，找各个学科的专家征询。
我和彪子感觉很踏实。有这样一位顶级的专家为彪子跑前跑后，周密部署，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从影像学角度来看，再次换肝还是有希望。国外有这样的病例，换完一次，一个月后再换，让血液过滤一下，预后效果不错。
沈教授起初还怕彪子不能接受，迟迟疑疑地提出这个方案。而彪子在他面前一向没二话：“好，我听你的。”
手术定在四月底。
这时候，彪子又给沈教授出难题了：作为电视剧《大清官》的主要演员，他与投资方签署过一项协议，此间要在成都电视台为该剧做宣传。他觉得答应的事情不能爽约，更不能辜负了等待他的观众。而我的心情可想而知，简直是“敢怒不敢言”，只巴望着沈教授能替我阻止他的冲动。可但凡他想做的事谁能拗得过呢？
4月19日，彪子发着低烧，我们还是飞往了成都。
聊到节目的流程却大感意外，本以为是为《大清官》播出而做的专题节目，没想到主题叫做“傅彪篇”，彪子有些不悦。他是为了那一纸合约才千里迢迢抱病而来，如果是为了宣传个人，实在没有必要。“我希望能放大电视剧本身，而不是放大我自己。”于是，我们在饭桌上和编导们紧急协商，把节目提纲做了很大改动，终于达成一致。
节目组的编导为了让他多睡会儿，把录制时间定在了20日下午，彪子坚决不肯，他说：“一天的工作就应该从一大早开始。”
那天，他很早就出现在演播厅，和主持人对词。主持人年轻，难免紧张，彪子拍拍他的肩：“没关系小伙子，傅老师相信能跟你合作愉快。”
开场前他一直流汗，手在不停地抖，编导们看到他的状态都非常担心。为了宽大家的心，他一个劲儿说：“没事，没事，你们给我准备一条大毛巾就行了。”他拿着“面瓜”经常搭在肩上的那种大毛巾，不顾我焦虑的目光，精神抖擞地上台了。
长达一个小时的节目，彪子挥汗如雨，他却始终笑着，现场的气氛在他的带动下十分活跃。
我坐在观众席上定定地望着他。看他那么开朗、那么乐观，每一个在场的观众都感动了。有谁知道他当时的病情呢？有谁知道几天以后他又将面临第二次手术呢？有谁知道他能不能顺利地走下手术台呢？有谁知道这是不是他录制的最后一台节目呢？又有谁知道他克服了怎样的心理压力而以微笑示人呢？
我的心如刀割似的痛，任凭泪水悄悄地滑落……
4月24日，我们跟随沈教授回到了天津，那里有他的“精锐部队”，他们将为彪子做第二次肝移植手术。
4月27日早上7点，彪子的病房已围满了人。志诚向来不肯起早，那天也破了例。后来听说他只为两个人起早，一个是他女儿，另一个就是彪子。
签署“生死单”（2）
彪子看上去挺平静。朋友们七嘴八舌地劝他别紧张，他说：“你们看我紧张吗？跟上回一样，睡一觉就出来了。”
那时他靠在床上，大家围成一圈坐在他身边，而我照例被叫出来到医生办公室做术前签字。这是第二次在手术单上签字了。
第一次我曾被吓得魂飞魄散，手术单上的条条款款触目惊心，说它是“生死单”也不为过。那一次，我不敢自己面对，是国立哥陪我一起去的。医生一条一款冷静地念着，每字每句都像鞭子抽打在我心上，只听了两条便已泪流满面。面对那么多“有言在先”的危险，直想打退堂鼓。国立哥安慰我，告诉我即便再小的手术也要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是惯例。我这才哆哆嗦嗦拿起笔，透过模糊的视线，在空白处签了字。一笔一画重似千斤。
这一次，我已不再像第一次那样脆弱，看来人都是可以被锤炼的。我匆匆扫了一遍条款，见与过去没有大的出入，便习以为常似的签了字。
大姐和我叮嘱沈教授，如果发现其他病灶，便把肉眼可见的全部切掉。我们知道沈教授一直怀疑癌细胞已向右肺转移了。
回到病房，那里依然挺热闹。彪子浅浅地在笑，但看得出心里很不是滋味，只是不愿大家为他担心罢了。
所有的女同胞都抢着和彪子拥抱，彪子开玩笑说：“芳芳，你就眼看着她们占便宜？”我也笑了：“我要收费了啊，拥抱一次五块钱。”大家笑作一团。
方圆一边拥抱彪子，一边吩咐文林：“快，给芳芳五十。”
彪子说：“你怎么哄抬物价，五十块能抱十次。”
“哟，我听错了，那你还欠我九次。”
彪子嘿嘿地笑：“攒着，攒着。”
这时候，麻醉科主任来了，大家知道他是来接彪子去手术室的，空气一下凝固了。
彪子说：“等会儿，您让我抽口烟。”
他仍然坚持要自己走到手术室。
这条路很短，从病房走到楼道中央的护士站，再乘电梯就可以直达。而我心里还期望着能像上一次在武警总医院，可以送他长长的一程。
路上没有人说话，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他也握住我的。一群人挤进了电梯，一眨眼，手术室那一层到了。大家刚准备下电梯便被制止住，原来，亲友只能到此止步，出了电梯就是手术室了。
大家傻傻地愣在那里。我只觉得浑身的细胞在缩小。我拉着彪子的手不放，彪子也不再羞涩，一转身把我搂在怀里，搂得紧紧的，令我有些窒息。
我在哭，所有的女人在哭。半晌，彪子捧起我的脸，用大拇指抹去我的泪：“好好的，等着我回来。”我抬眼看着他，他的眼圈红红的，潮水似要往上涌。
此刻他坚定地一转身，走出了电梯。
“彪子，挺住啊！”志诚把头探出电梯外冲着他的背影大喊了一声。
彪子没有回头，把右手举起，算是打了招呼，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线里。
一个蹊跷的电话（1）
第二次手术过程极其漫长，彪子上午10点半进手术室，第二天凌晨3点半才推出来。
沈教授中午12点打来电话：“秋芳，我开刀了啊。”我的心从这一刻起被吊了起来。
我瘫在沙发里，方圆拉着我的手坐在我身边，不时给我端水，擦眼泪。她的包里揣着“牛黄清心”，看我挺不住了，就随时塞一丸在我嘴里。后来才听她说起，就在我去医生办公室签字的时候，彪子把她叫到身旁：“方圆，我进去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但这几个小时芳芳最难熬。”方圆连连说：“你放心，你放心，我寸步不离开她。”
真的难熬啊！我不住地看表，按照上次的手术时间推算着现在手术进行到哪一步了。最怕听到电话铃响。手术前沈教授一再嘱咐我：“第二次换肝是非常规手术，难度比较大，时间会长一些，千万别着急，没特殊情况我不会打电话。”
上次手术进行了12个小时。我想，如果这次十三四个小时能下来就算是顺利了。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电话。
四个小时、五个小时过去了，没有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