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张艺谋。
“人家那么大的导演,特意跑出来接我,还等着我吃饭,我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感情一下子就近了,真像一家人似的。”
他也很多次地讲起巩俐,人很懂事,没有“大明星”的架子,经常给大家发零食吃,有时候甚至帮剧组的工作人员洗衣服。
剧组里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三儿”,此后的多少年来,只要彼此见面,仍是这个称呼。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震燕一次一次往医院跑,送来《英雄》、《十面埋伏》的T恤衫,让我送给医生和护士们。张艺谋导演也给他送来了花篮。做完第二次手术,彪子接到晓峰的一个电话,还没开口,就听电话那头喊了一声“三儿”,彪子哽咽地说不出话来。(震燕和晓峰都是张艺谋导演的制片主任。)
在他病重的时候,张艺谋导演和震燕专门到医院来看他,可他当时在昏睡着。我想如果他知道,心里一定很幸福,很安慰。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1)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彪子结识了冯小刚,渐渐成为他创作班底的主要成员。
1999年,冯导演拍摄《甲方乙方》,有一场英达的戏在309医院拍摄,也就是彪子父母的家。
冯导演的制片主任陆国强与彪子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有小陆在,彪子自然常去探班。又因为他对院里熟悉,很多外联的事情就热心地帮着协调处理。他还给剧组在食堂订价廉物美的伙食,亲自把包子一笼一笼地从一楼端到四楼。
冯导演很讲义气。当时,他并不知道彪子是演员,看他跑前跑后,又热心又能干,就想收在旗下做制片。小陆笑着说:“人家是学表演的,是个演员。”
于是,冯导演把“张富贵”的角色给了他,戏份虽不多,却也有声有色。
《甲方乙方》作为第一部“贺岁片”,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票房纪录,彪子跟着混了个“脸熟”。
公映时,我带彪子的父母和儿子一起去看。儿子那时8岁,对一切似懂非懂,看到周围的人笑,他就跟着笑。
有一段情节,葛优演“地主”,刘蓓演“地主婆”,彪子蹲在地上给他们捶脚。大人们懂得前因后果,又一阵哄堂大笑,儿子小,不明白,替爸爸感到莫大的委屈。
“妈妈,我不想看了。”
我听见儿子稚嫩的声音,只当是小孩缺乏耐性,坐不住了,便指着银屏逗他:“快看爸爸,多好玩儿!”
就在我指给他看的时候,正好演到“地主”让“地主婆”用针扎彪子。
“哇……”儿子大哭着,“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坐起来,“我打死她,我打死她!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忙跟他解释:“聪聪,那是假的,是拍电影。”
“那也不行!我打死她!”
周围的人都回转身来,奇怪地看着我们——电影是看不成了。
我们只好中途退场,抱着儿子回家。
一路上儿子哭哑了嗓子,怎么劝都不行,就是要找刘蓓和葛优算账,当天晚上竟发了烧。
彪子正在别的城市为电影做宣传,我打电话告诉他儿子的“壮举”,他很是幸福,一直憨笑着说:“这小子,这小子。”
葛优和刘蓓知道了小男孩的心思,专门来哄他,给他“赔礼道歉”。
刘蓓给儿子带了很多高级巧克力:“哎哟儿子,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看阿姨给你买好吃的了。”
聪聪看也不看:“那也不行!”边推刘蓓,边打她的手。
刘蓓眼珠一转:“宝贝儿,不是我要扎你爸,全是你葛大爷让我干的。”
在大人们的连逗带哄之下,儿子一想也是,就接受了刘蓓的礼物,表示:“阿姨,我原谅你了,但葛大爷我永远不原谅。”
刘蓓这个鬼灵精把自己择干净了,又给优哥挖了个坑儿。这么一来,无论优哥怎么“花言巧语”,聪聪就是不松口:“谁让你叫阿姨扎我爸爸的!”
优哥一脸的诚恳:“真不是我,是她,她干的呀。哎哟,她可太狠了!”
儿子眨眨眼,他哪里搞得懂啊,反正就是认准了优哥是“大坏蛋”。
后来我们猜想,大概他的小脑瓜里有个观点:漂亮阿姨是不会干坏事儿的。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2)
儿子长大了,每次大家提起这件事,他都很不好意思。
彪子长年在外拍戏,儿子对他不像对我那样“亲密无缝”。这一次彪子很满足,他骄傲地对我说:“看看,关键时刻,还是儿子向着我!”
自从《甲方乙方》以后,彪子开始忙起来,在家的时间渐渐少了。
隔了两年,冯导演顶着很大压力,大胆起用彪子在《没完没了》中饰演陆大伟。这是彪子从影以来,电影作品中角色分量最重的一部。
最大的难题就是打快板,彪子不会,便开始向我们的邻居、说唱团的刘洪忻老师虚心学艺。
正是大热的三伏天,因为怕干扰四邻,只要他在家,就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练习,直练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件事做起来枯燥,节奏对了很好听,节奏一乱就是噪音。
有时烦了,急了,彪子索性把快板往沙发上一扔,满屋子来回溜达。情绪稳定以后,长出一口气,接着来。
那段日子,他经常把楼里的邻居吵得直敲暖气管子。
到了快开拍的时候,快板成了他随身携带的器物,走到哪儿,打到哪儿,连堵车的时间都不放过……
电影是在北京拍的,彪子却没有像过去一样每天回家。
“芳芳,我压力很大,如果演不好,对不住的人就太多了。我想跟冯导演、优哥他们多聊,多沟通。将来电影拍出来也少留点遗憾。”
《没完没了》首映那天,北影小放映厅里黑鸦鸦地坐满了人。大家受到“冯氏幽默”的感染,不时地哈哈大笑。
我不在场。人群中大概只有彪子一人怀着颗忐忑的心,坐立不安。
电影结束了,放映厅里灯光亮起。
从第一排座位上站起一个人,向后面大声喊:“傅彪在哪儿?傅彪在哪儿?”他是北影厂厂长韩三平。
彪子向他走过去,韩厂长使劲地拍他的肩膀:“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转年,新的机会降临了,彪子被滕文骥导演选中,在他监制的影片《押解的故事》中饰演乡镇诈骗犯于太,一个狡猾的农民,小人物。外景地在陕西米脂。
拍摄结束的时候,我和儿子去接他。前方走来一群人,边说边笑,我放眼望去,没有彪子。
等他们走近了,突然有人拍我。我抬头一看,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冲我咧着嘴,见我愣着,那人笑出了声。
天那,彪子!
我哪能认出他来:脸被晒得黑一块红一块,胡须肆意地长着,头发被烫成了稀松的卷儿,还糊满黄土,又粘又硬,“趴”在脑袋上。
我和儿子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他,惊得说不出话。
他简直乐出了眼泪,用手刮了一下儿子的鼻子:“等着我,就一句词儿,录完就回家。”
等他走了我们俩才回过神来,冲着这个“陌生人”的背影笑弯了腰。
“儿子,咱还要他吗?” 我开玩笑地问。
“是脏了点儿。” 儿子做了个鬼脸。
“面瓜——我要喝水!”(1)
《青衣》是彪子带回来的所有剧本当中最吸引我的,也是他十分钟爱的一个。
有时候,半夜,我会被他的笑声吵醒。问他怎么回事,他就绘声绘色地给我读上一段儿。
有一次,我跟制片人开玩笑:“彪子演完‘面瓜’,恐怕大街上的人见了他,就直接叫他‘面瓜’了。”当时彪子一听,立刻就说:“就算叫我‘面瓜’,那也是褒义的。男人都有‘面瓜’的一面嘛。”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预料得没错。
拍《青衣》之前,正好赶上单位体检,彪子不肯去。
“要是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我还怎么干哪?”
我好说歹说,总算把他糊弄到医院。
一共检查五项,其中四项有问题: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脏T波倒置。
彪子的情绪一落千丈,让我把小陆、张奎等一干朋友招呼过来,一起吃晚饭。席间,他一再责怪我,不该让他去检查。这样的想法朋友们当然要开导,一是让他减产,二是拍完《青衣》以后再彻底地检查一次。
他见我们“人多势众”,一时支应下来。可从那以后,谁也别想再跟他提“体检”二字,谁提就跟谁急,还不是一般的急。
那时见他一心逃避,我不忍更多地施压给他,便没有再督促。否则,今天的我或许能够面对另一个结局,一个令我不后悔的结局。
帆子当时不想接《青衣》这部戏,她想要孩子,推掉了许多工作。而大家却公认“筱燕秋”非她莫属。于是彪子、编剧、导演开始轮番“轰炸”。
没有成功。帆子一门心思想要孩子。
制片人只好物色其他人选。
彪子一听,急了:“‘筱燕秋’非帆子莫属,换了别人我就不演了。”
这么多年来,彪子第一次向制片人提出了“无理”要求。因为他太爱这部戏了,太希望它如他想象一般完美。
于是,帆子又遭受新一轮“轰炸”,这次冯导也加入到轰炸队伍之中。
帆子终于妥协了。于是有了今天的《青衣》,有了今天的“筱燕秋”和“面瓜”。
我仍是彪子的第一个观众。
记得那天我发烧,盖着被子躺在床上。本想只看一两集,谁知开始了就再也放不下,一口气看到剧终。
我完全被打动了,只当自己也是剧中人,随着他们喜怒哀乐。当我听到“面瓜”一个人面对“筱燕秋”的照片那长达几分钟的独白,竟然哭出声来。
彪子时不时地进来看看我,给我端水沏药,递毛巾。
我顾不上理他,只顾忘情地追索戏中人物的命运。
戏演完了,我的眼睛也肿成了桃儿。
我紧紧地抱住彪子,恍惚间也不知抱的是真正的他还是“面瓜”,心里想要补偿“面瓜”受的那份委屈。
见我哭得伤心,彪子也心疼得落下泪来。
几天以后,我仍沉浸在剧情中,忍不住拨通了帆子的电话。
“帆子,恨死你了,你快把我老公欺负死了。”我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句。
帆子哈哈大笑:“我们家哥哥也不理我了,他跟我说,谁要是摊上这么个老婆,还不吓死了……姐,你可得对我好点儿。”
“面瓜——我要喝水!”(2)
说到入戏,记忆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彪子在《重返上海滩》中扮演的杜邦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那是他惟一一次扮演反面角色,尺度的把握、人物心理的揣摩都令我吃惊不已。
记得那一次,我看了样片,很多天在心里缓不过劲。
“天哪,这个人怎么能坏到这种地步?他是彪子演的吗?彪子怎么把坏人的心思了解得这么清楚?他的眼神,怎么能如此奸诈恶毒?”
我几乎开始怀疑,彪子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多年,我会不会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些日子,我心中充满疑惑,对彪子怀着一种畏惧感,生怕他对我做什么不义之事。晚上一闭眼,就仿佛看见“杜邦”那张阴险的面孔。
彪子曾对朋友说:“你们知道吗?芳芳在家看了《重返上海滩》,成天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用眼睛瞄我。我一转头看她,她就假装看别处,过会儿等我不注意了,她又接着瞄。嘿嘿,被‘杜邦’吓得不轻。”
的确,那段时间里我陷入一种偏执的疑惧之中。直到有一天,又重新看到电视里上演的《青衣》,看到剧中的“面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才彻底清醒,回到现实中来。
“面瓜”的角色使彪子获得了当年CCTV十佳男演员奖、大众电视双十佳男演员奖。
我经常和彪子开玩笑,捏起嗓子,拿着“筱燕秋”的腔调:
“面瓜——我要喝水!”
“面瓜——我想吃西瓜!”
……
像疯了一样,想起来就那么喊一嗓子,经常把彪子吓得一激灵。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别闹了。”彪子又好气又好笑,两只手拼命做出向下压的姿势,示意我“冷静”。
“芳芳,说正经的,提点儿意见。”
我特别认真地告诉他:“这一次,我没有意见,真的没有。我头一回看你演的戏却忘了你是谁。我对你太熟悉了,以前的人物,多多少少都有让我‘跳戏’的地方,这回,是真的服了。”我停顿了一下又说,“你,已经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家了。”
彪子惊闻此言,不好意思地笑着挠头,眼底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嘿嘿,艺术家不敢当,不过让您服还真不易。这全是张老师培养的。”
有一天,彪子收到著名编剧史航发来的短信,说自己若是身在梨园,一定要为傅老板脆脆地叫一声“好”。只言片语,却说得彪子喜上眉梢,比得了什么奖都高兴,立刻回复一句:“为人民服务。”
晴天霹雳(1)
《妻子》中的“陈灵宝”让我体验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坎坷,还没等我从角色的痛中完全解脱出来,命运就让我这个妻子承受了更大的磨难。
2004年8月16日晚,北京的天气还相当闷热。夜里,一阵巨痛把彪子从睡梦中惊醒,他用手捂着右下腹, “哎哟,哎哟”地呻吟起来。
我一骨碌爬起来,打开灯,见他脸色惨白,就催促他去医院。
彪子不肯。“可能是着凉了,一会儿就好。”
我知道他的个性,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去医院的。平时感冒、发烧,他总是翻出家中常备的小药对付过去。
眼见着豆大的汗珠顺颊而流,他的脸色越发惨白,我急了:“别扛了!赶紧走,去医院!”
他紧皱双眉,咬着嘴唇不停地摇头,疼得说不出话来。
我急得在地上团团转:“疼得那么厉害,还是走吧,去医院。”我央求着他。
他并不回答,眉头锁得更紧了,脸上一副极为痛苦的表情。他不停地变换姿式,坐着不行,躺着不行,斜靠着也不行,他干脆撅起屁股把头顶在了软软的床头上,使劲向前拱着。
我连忙上前,用手扶着他的肩膀。又坚持了一会儿,他咬着牙说:“走吧,去医院。”
我知道他一定是扛不住了。
“急性胆囊炎”。年轻的小医生作出诊断。
打了止痛针,开了消炎药,我又扶着彪子回到了家里。
止痛针很快发挥了作用,彪子的疼痛似乎缓解了。他全身放松地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安然入睡,我心里也一块石头落了地。
凌晨四点多,他又一次疼醒了,显得十分烦躁,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熬到天明。
婆婆在医院工作了几十年,虽不是医生却也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一大早便催着儿子去做进一步检查。
我们来到B超室,我还是十几年前怀孕的时候去过那里。年轻的医生很认真,左看右看,检查结果还是胆囊炎。
彪子当时已经完成了《大清官》的拍摄,下一个目标是和滕文骥导演合作电影《日出日落》,计划9月开拍。我们担心他到了黄土高坡外景地胆囊炎再急性发作,就决定利用开拍前的十几天空闲,尽快把胆囊摘除。
胆囊切除手术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就像切除阑尾一样简单,我们心里没有一丝紧张。手术前要做各项例行检查,彪子一路上嘻嘻哈哈地跟老朋友们打招呼——公公婆婆在309医院工作了一辈子,这里很多医生护士都是彪子儿时的玩伴。
经过放射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