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认为，文字和数字根本就不在思考的过程中占有显着的位置。爱因斯坦对科学哲学最完整的描述之一，出现在他给毛里斯？索罗文的信中，在那封信中，爱因斯坦解释了试图使用文字来阐述他的科学哲学创造困难之处，如他所说，因为他是以图表形式思考那些事情。“我思考问题时不使用语言，而是用生动有形的形象去进行，当这些形象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时，我再去花费颇多的努力去表达它。” 他这个感受，我们都应当可以有所体悟，当你写一篇文章以后，你再用图表去表现，你如果能用后天完成，就说明你从后天迈向了先天之门。如果说，你先绘出一张图表，然后再来用文字将你的图表阐释清楚，这同样也是由一种直觉灵感的激活状态转向后天智识的过程。但是，真正的图像思维能力却是一种丹元主持下在右脑皮质层进入大脑质层，并且能在大脑前额区呈现真实图像的一种思维方法。只有少数人天然的具备这种思维能力，绝大多数人需要经过修身的内求法实践，才能产生。爱因斯坦本人很可能就是一位天生携带的慧性图文思维能力者，而且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被智能教育所破坏和屏蔽，因此才具有超越常人的创造性慧识能力。
人类智识的进化与回归（6）
德慧智教育，就是高度重视儿童在早期天然具备着的这种图文思维能力。要求早期重视对孩子们进行画图与象形的培养，名画观赏、卦爻的认知，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培养。我们前两次课当中，大家都看到了，有大量的图给你们参考。但是你们很多人中，只有少数人能从中看出味道来。有的人，就从那个图里边看出了立体感。透过图，说明他超越了文字的制约。大部份人，还是找不到那种感觉。而爱因斯坦就是这方面的天才，他能从象形当中找到自己的直觉和灵感，并且保护这种直觉灵感，使它完善系统化，自己也成为世界的奇才。当爱因斯坦对一个问题做过全面思考以后，往往他会发现，用尽可能多的方式（包括图表）表述思考对象是必要的。他的思想非常直观，运用直观和空间的方式进行思考，而不是沿着纯数字或文字的推理方式进行思考。
文理基因，是直觉和灵感的催生婆；画（符）图与象形，是诞生创造力的激活器。这一特点，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样得到过长足的发挥，只是人们没有通过表象去发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发挥，它使人类的创造性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种发展与当时的图画和图表对大量知识的记录和传播密切相关。当时在意大利，整个欧洲的绘画与雕塑等艺术获得了一个全面发展期，这种全面发展期也就反过来激活着人们直觉与灵感，从而在智识方面又推动人们的智能全面向科学的发现中前进，激活着人们的创造力。比如，与伽利略同时代的人还在埋着脑袋使用传统的数学方法和文字方法表述自己学习或观点的时候，他却开始了使用图表形象地体现出自己的思想，从而在科学上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可见，这个文理基因对人的直觉与灵感的巨大作用。
我们如果深入地分析众多天才的成长过程，就不难发现，天才们一旦具备了一些起码的文字能力，并不需要很高的文字能力。爱因斯坦和爱迪生，他们在文学方面都不是专家，爱因斯坦读书的时候，老师就曾经对他父亲说，这个孩子将来可能没啥希望了，学不出什么东西来。爱迪生也是这样，在学校并不能受到老师的喜爱而器重。天才们只需要掌握一些起码的文字能力，奠定了一定的智能基础以后，就会在心智中被动或者主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有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的确跟常人不同。这种思维方式，又必定会与文理基因中的画图与象形，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文理型思维技能，使他们得以通过不同途径激活自己的直觉与灵感，从而发挥出科学创造力。由此可见，思想象形化，图景化在创造力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工具。其作用远远超过文化三大基因中的字形基因。其中的生理原理，值得人类深入进行研究。
在人类智识发展的第四阶段中，智识在这一阶段已经完全成熟，后天智识的成熟的终结性，就使人的灵气具有透发的动能，产生这种可能。因为后天智识已经到了成熟期了，结果进入终结期了，就使人由原来一直受压抑的灵气具有透发的能量。能动性，势能，物理学当中称为动势能。由于人类品格的继续变化，进入了“忠信之泊”的典型时期，智德能量的获得也进入了枯竭的阶段，人类的性体活动就进入了阴极阳生时期，智识对直觉与灵感的屏蔽作用反而日趋减弱。我们看看社会上的现象是不是这样？不是很多人性慧系统开始进入启动了吗？特别是现在出生的孩子，对他们来说就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直觉与灵感反而能够透发出来，作用于后天智识。而且人体的前六根，在经过六根乱动以后，终于能够进入“静以通彻”的阶段中，能够慢慢地都注重养生了，通过静来通彻自己的六根，这是第四阶段的一些特点。
人类智识的进化与回归（7）
第五阶段：老子的“执一法”。是将要出现的，现在还没成为社会主流的一种思维方法。
老子的思维方法论非常精辟，对于人类的后天智识，对后天智识中“知”的演绎、归纳、逻辑、推理的利弊所在，都进行过深刻的分析。在其五千言中随处可见他的“执一”思维方法，归纳起来就是“为学者日益”，就是不要抛弃后天的学习，但是也要掌握正确的学习，不要盲目地学习，不要盲人摸象那样瞎学，而且特别固执，那不行，要去执着，要按照每个人先天性慧的特征而学，要依据最利于开启每个人先天性慧系统的方向而灵活学习。要有利于、服务于“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而进行后天智能的学习与培养。“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贰；德不贰，复归于无极。”培养生成尊道贵德、修德守德的品格，进入“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的思维方法之中。所以，我们可以将其定名为“执一法”。
……
三、人类思维方式的回归之路
我们分析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培根的归纳法和爱因斯坦的直觉法，就不难看出人类在离开了第一阶段的先天性慧系统以后，后天命智中智能发展的三阶段，演绎、归纳、直觉这三个思维方式就是后天智能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伟大的里程碑！的确是我们后天智能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阶段性的标识。对于这三个里程碑的掌握，有益于我们全面解读道德根文化和了解根文化的三大基因。
我们说，爱因斯坦的直觉法是一种人类思维方式理性回归的萌芽，那是因为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研究已突破了归纳、演绎轮流统治人类思维方式的格局，而爱因斯坦的“直觉思维”（灵感、直觉、想象）或称“灵感思维”，在重大科学发现中的功能，已经普遍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爱因斯坦的直觉法虽然将人类的思维方法推向了人类后天智能的巅峰，却并未能使人类的后天智能找到思维方式的最佳归宿。并没有真正通过文理基因片段，全面完整地进入到性慧基因片段之中。人类的性慧基因系统，正翘首等待着人类后天智能在全面发展以后的整体完美的回归。
解析人类后天智识中智能发展的三个里程碑的同时，我们会发现这三个里程碑并没在中国的历史上典型性地出现，这一现象引起许多中国人的疑惑与遗憾，外国人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称之为难题。有的人甚至把中国落后于西方的责任归咎于中国道德根文化中的《易经》等等，这是极不公平和不理智的现象，需要进行一点说明。也建议大家看到这些文章不要生气，看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关于这一问题，爱因斯坦在他的《西方科学的基础与中国古代无缘》一文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而“中国的贤哲却没有走上这两步”。为什么没有走上这一步，他没有回答。但是他说过：“当一只甲虫在一根弯曲的树枝上爬行的时候，它并没有觉察到这根树枝是弯曲的。我有幸觉察到了甲虫没有觉察到的东西。”借用爱因斯坦这句话，我们如果全局观式地纵览一下中国文化中道德慧性根文化向儒学智能文化的转换，理顺一下文化三大基因的生成与转折，分析出人类智能发展的五阶段，瞧准中国根文化中性慧系统向命智系统转折的特点是渐变而不是突变，那么“树枝是弯曲的”情景，同样会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人类智识的进化与回归（8）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像西方那样智识中的智能产生典型的演绎与归纳思维方法。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从本因而言，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转折时期，并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期，修身的系统具体方法已经缺失，只能凭借本能或天生开启状态的性慧系统进行参悟。其实，这个特点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本身一种天然的能力而已。他没有方法，没有系统而具体的修身方法，来教育学生如何开启和运用自己的性慧系统。“闲暇”法，只是类似中国修身法系统中的一种放松修持的方法。因此，亚里士多德在经过二十年苦苦追求都无法进入内求法的前提下，毅然决然地转向了外求法，纯粹向后天智识中的智能方向发展，以求开辟出路。
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却不同，在中国修身方法在早期始终决定着和影响着道学和儒学的发展方向。《中庸》就曾经说：“修道之谓教。三教圣人皆本此道以立其教也”。中国历史上的三种教育方法，都不离道。不脱离修身内求的基本原则。孔子的原生态儒学，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崇于礼，演于艺”的一个完整系统，很完整，且符合道、符合德，没有离开道德根文化这个基础，并没有抛弃根文化的土壤，没有像亚里斯多德那样不承认。在我们中国文化中，道释儒三家全都抱着道，讲道，功效全都是修身，通过修身利国家，利社会，利人。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真。儒家修养人道，道家修炼真人，都是殊途同归。这是孔子原生态儒学中的现象。修身方法的存在，确保了这些同源性、基础性。修身方法，在原生态儒学中是普遍存在的，孔子多次问道，他的高足颜回也会坐忘。所以，说明修身的方法在原生态的儒学当中并没有丢失。因为修身方法的存在，能够确保人们的智慧能够同步双运，直觉与灵感敏锐，能比较轻松地捕捉自然的客观规律和事物的本质，也就不易使人脱离简捷的思维方式而走向智识的复杂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就在于这个“修之身，其德乃真”。
中国道德根文化中，并非不存在演绎法、归纳法，而是这两种方法全都囊括在周朝完善定型的一部《周易》之中。只是因为道德根文化拥有修身的方法，可以通过主动调动性慧系统作为后盾，因而演绎和归纳都没有像亚里士多德和培根那样独立体系化、规律化和精致化。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有异同的现象，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了智能期，思想家墨子、荀子等等学者们所研究过的名实关系的逻辑问题，还有那个“白马非马论”，大家读过没有啊？摇头晃脑地读几遍，也就有这个意思，它就是一种推理嘛，反驳，演绎、推理、归纳都有，只是没有构成西方那样的独立系统，因为中国的文化毕竟有一个强大的基石没有摧毁，没有遗忘。所以，不要说中国古代没有演绎法、归纳法，特别是这种直觉法，这些实际都有，同样也是推演法。
如果在社会主流文化中进行分析，从内因分析而言，孔子虽然自然地担当起了中国文化全面向智能方向转换的奠基人和先行者的责任，但是他的基础理论，由于缺乏社会应用而再升华的机遇，其理论未能真正及时地全面展开，在应用中发展的机遇并不具备，人道的智能系统并不像性慧系统那样具有无为而为的特征。智能系统，需要在应世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他当时走的是一条“怀揣经纶大学问，只售帝室侯王家”之路，结果是“奔走于六国，饥困于陈蔡”，而难以施展抱负。理论应用是方法展开的先导，理论没有应世，方法就更加无法形成。没有理论的应用期，这就使孔子对人类智能的研究无法深入展开，晚年只好关上门，在灯下一个人研究《易经》。孔子并没有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机遇和环境。我们不是讲与古人谋吗？可以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去听听他的感叹。 。 想看书来
人类智识的进化与回归（9）
从外因分析而言，孔子生存的年代，恰逢战火连天、烽烟遍地的战乱时期，平安生存成了首要之选，无法真正安静下来进行全面深刻的研究和发现。所以，孔子虽然弟子三千，有七十二贤人，但是却未真正能在社会中大展拳脚、施展抱负，未能展开儒学理论、产生方法论，进而对社会产生主导性影响。百家争鸣的浪潮，反而冲淡了儒学在当时进入社会主流的可能性。原生态的孔子儒学，在历史上并未能及时进入社会主流的位置，相反是几百年以后，在汉朝才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进入社会主流，但是此时已经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原旨之要了。
此时的儒学已经并不是孔子原生态的儒学，汉儒们抛弃了孔子“志于道，据于德”的宗旨，功利性和保守性急骤上升，使儒学充满了政治情结，取悦、服务于帝王家，为皇权所御用。而“天下为私”、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体制，保守性极强，严重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萌生与成长，又同时限制着多元文化的展开以及应用的普及。
儒士们常常是在取仕当官不成以后，才开始研究社会和科学。这些儒士生下来就进入儒学学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发财，在取仕当官不成以后，才会研究社会科学。而已经踏入仕途者，则是长期为保官、升官而钻营，他们对于研究社会与科学产生的成果，统统将其视为下九流而不屑一顾。在汉代形成这种框架格局，既是官僚的，也是保守的，一延袭下来就是近二千年之久。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它的鬼魂，没有完全从现代社会中淡化。
汉儒们这种深陷于政治功利中的现象，彻底抛弃了儒学的灵魂，离开道德根文化而独立，改头换面蜕变成专职辅佐帝王的犬儒学，却又无法正确地完成智能的展开和发展，这是中国文化中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有的人不信，但是不得不承认，孔老夫子并没什么不是，所不是的是后来的继承人。不要把这混为一谈。
另一方面，由于汉代时期儒学中的修身方法也发生丢失，从此，后儒中能达到前儒境界者更为稀少，纯以后天智识用事，却又不能在显学中开辟智能的发展之路的现象，也就是必然。
汉代后的儒学，未能在智能和科学领域中发挥真正的作用，相反是民间的道学十分艰难地默默担负起了后儒们抛弃的责任，道家为中国的科学发展担负着支撑的作用。这一点，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