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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醒来以后，还是不见他的影子。所以，我们又开始寻找，这时草丛中出现了我们反复走过留下的路；如果我们找不到他，他可以很容易找到我们。我们那一整天一直坐着等待。当太阳挂在你的头上，阳光射进你的脑袋时，周围的一切都很安静——即使你像动物一样，躺在大树下面时也是这样。我躺在地上，看见那些长着弯弯的尖嘴、光秃秃脖子的丑陋大鸟在我们头上盘旋。在路上，我们常常看见它们撕咬死去的动物骨头，没有剩下我们可以吃的东西。它们盘旋着，一会儿往上飞，一会儿向下滑，接着又向上飞去。我看见它们左右伸着脖子，一直在那里盘旋。我看见奶奶一直坐在那里，小弟弟坐在她的腿上，也在看着那些鸟。
下午，带路的男人来到我奶奶跟前，告诉她别的人必须继续往前走。他说，如果他们的孩子没有吃的，他们很快就会 死掉。
奶奶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对她说，我们出发之前，我会给你们弄些水来的。
奶奶看着我们——我、哥哥和坐在她腿上的我弟弟。我们看见其他的人一个个站起来，准备离开。我不相信我们周围长着的那些草丛里什么也没有。如果我们单独留在这里，留在克鲁格公园，警察或动物就会发现我们。我的两眼流着泪水，泪水顺着鼻子滴到我的手上，但是我奶奶并不理睬。她站起来，两腿分开，那样子就像在家时准备扛木柴的姿势。她两手一扬，把弟弟甩到她的背上，然后用布条捆住——她的衣服破了，两个大奶子露了出来，但是里边却没有给我弟弟吃的东西。她说， 走吧。
所以，我们离开了这个长着深草的地方。把它留在了身后。带路的男人领着我们和其他人一起上路了。我们继续逃难。
有一顶巨大的帐篷，它四周绑在地上，比教堂和学校还大。当我们逃难到了那里时，我远远地看着，当时并不知道它就是这样子的。我曾经见过类似的东西——有一次，妈妈听说我们的士兵在镇上，她想打听一下他们知不知道父亲的下落，就领着我们去了一趟。这顶帐篷和那顶一样，也是蓝白相间的，但它不是用来祈祷和唱歌的，我们和从我们国家来的其他人就住在里面。诊所的护士说，不算小孩子，我们一共有两百人——还有新出生的婴儿，有的是在穿越克鲁格公园的路上出生的。
甚至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帐篷里也很黑暗，那里边却住着一个村子的人。每个家庭都没有房子，只有一个用口袋或箱子纸板——或者我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圈起来的狭小地方，以便告诉别的家庭，这是你的家，即使没有门，没有窗，没有茅草顶，他们也不应进来。所以，如果你站起来，如果你不是小孩子，你就可以看见别人家里的情况。有的人甚至还用地上的岩石制作了颜料，在麻袋上描绘了图案。
当然，实际上是有房顶的——帐篷就是房顶，离地面远远的，高高地盖在上面。它像天空。它像一座高山，我们就在山里面。光线裹着灰尘，通过缝隙射向地面，灰尘非常多，使人觉得可以顺着它们向上爬。帐篷挡住天上落下的雨水，可是地上的水却从帐篷四周漫进来，淹没各家的小地方之间的通道。通道里一次只能过一个人，弟弟那样大的小孩子在泥水中玩耍时，你得从他们头上跨过去。弟弟没有玩耍。星期一有医生来，奶奶领着弟弟到诊所去了。护士说，我弟弟的脑袋有毛病，她觉得是因为我们家里吃的东西太少了。因为战争。因为父亲不在家。而且因为弟弟后来在克鲁格公园时被饿得太厉害了。弟弟喜欢整天躺在奶奶的身边，躺在她的腿上，或者靠着她身体的什么地方；他眼巴巴地望着我们，一直望着我们。他想要点什么，可是你知道，他不能。如果我给他呵痒，他可能只是笑一笑。诊所给我们特殊的粉末，让放进稀粥里给他吃，他可能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我们刚到这里时，我们——哥哥和我——也像他这样。那时的情况我几乎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住在大帐篷附近村子里的人把我们带到了诊所；在那里，你得签名说明你来了——从远处来的，穿过克鲁格公园来的。我们坐在草地上，到处乱糟糟的。一位护士模样漂亮，留着直发，穿着好看的高跟鞋，她给我们弄来了特殊的粉末。她说，我们必须用水搅拌它，慢慢地喝下去。我们用牙撕开纸袋，用舌头舔食，它黏在嘴里，我把黏在嘴唇和指头上的粉末全都吮吸得干干净净。和我们一起来的孩子有的呕吐了。不过，我只觉得自己肚子里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动，吃下的那东西像蛇一样在里边转悠，不停地打嗝使我觉得很难受。另一位护士让我们在诊所的走廊里站成一排，可是我们却站不起来。我们东倒西歪地坐在地上，身体互相靠着；那位护士伸手一个一个地抓住我们每个人的胳膊，给我们打针。她用另一些针头把我们的血抽出来，注入细小的瓶子里。这是治病用的，可是不知怎么的，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觉得自己在走路，草长得很高，我看见了大象，我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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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游猎（4）
但是，奶奶的身体仍然强壮，她仍然站得起来，她会写字，所以为我们签了名。奶奶给我们弄到了大帐篷里靠近边缘的地方，这是最好的位置，因为虽然雨水会漂进来，但遇到天气好时我们可以打开帐篷的门帘，让阳光照在我们身上，让帐篷里的臭气散发出去。奶奶认识这里的一个女人，她告诉奶奶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好草来编席子，奶奶给我们编了几张。运粮食的卡车每个月来一次。奶奶带上一张有她签名的卡，它被打了孔以后，我们领到一袋玉米粉。有手推车可以把它运回帐篷去，哥哥帮她推车，他和其他男孩子比赛，看谁先把空车送回诊所。有时候，哥哥的运气好，村子里有个购买了啤酒的男人付钱让他送货——虽然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应该将手推车直接还给护士。如果被我发现，他会买一瓶冷饮和我一起喝。每个月的另外一天，教会在诊所的院子里放上一大堆旧衣服。奶奶带上另一张卡让人打孔，我们就可以选点东西：我挑了两件衣裳，两条裤子，一件运动衫，这样我就可以上学了。
村子里的人让我们在他们的学校里读书。我感到惊讶，发现他们也讲我们的话；奶奶告诉我，这就是他们允许我们待在他们国家的原因。很久以前，在我父亲年轻时，没有杀人的围栏，没有分隔他们和我们的克鲁格公园，我们都是国王统治下的同一民族的人，从我们离开的村子到我们来的这个地方都属于一个国家。
现在，我们在大帐篷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我满十一岁了，弟弟也快三岁了；他个子很小，只有脑袋很大，他仍不习惯住在里边。有的人开垦了大帐篷附近的空地，种上了青豆、玉米、大白菜。老人们用树枝编成围栏，将自己的菜地圈起来。不允许人到镇上去找工作，可是有的女人在村子里找到活干，有钱买一点东西。奶奶的身体仍然强壮，在修建房子的地方找到了活干——在这个村子里，人们用砖块和水泥建造漂亮的房子，而不是用我们在家盖房用的泥土。奶奶头上顶着筐子，为这些人运送砖块和石头。这样，她有钱买白糖、茶叶、牛奶、肥皂。商店给了她一张日历，她把它挂在我们的帐篷门帘上。我的学习成绩好，她把人们扔在商店外面的广告收集起来为我包书。她要哥哥和我每天下午在天黑以前做家庭作业，因为在帐篷里只有供人躺下的地方，就像我们在克鲁格公园时那样，紧紧地挤在一起，而且蜡烛很贵。奶奶还没有钱给她自己买一双上教堂穿的鞋子，可是她买来黑色的学生鞋，擦洗干净，给哥哥和我穿。每天早上帐篷里的人起床时，婴儿们哭成一团，人们挤在帐篷外的水龙头边推来推去，有的孩子已经在剥取前一天剩下的稀粥锅巴；这时，哥哥和我在收拾鞋子。奶奶让我们坐在席子上，把两腿伸直，这样她就可以仔细地检查我们的鞋子，看我们是不是把鞋子弄好了。住在大帐篷里的其他孩子都没有上学穿的鞋子。我们祖孙三人看着鞋子，好像我们重新住进了真正的房子，既没有战争，也没有离开家乡。
有的白人来到这里，为住在大帐篷的人拍照，他们说要拍电影。虽然我知道电影是怎么一回事，但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白女人挤进我们住的地方，问我奶奶问题；有人懂得那女人的话，他用我们的话把问题讲给我们听。
你们已经这样生活多长时间了？
她说是在这里吗？我奶奶问。在这个帐篷里，两年零一个月了。
你希望将来怎么样？
不希望。我在这里。
但是，你希望孩子们怎么样呢？
我希望他们上学，他们就可以找到好工作赚钱。
你希望回莫桑比克，回你自己的国家去吗？
我是不会回去的。
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就不会让你们待在这里了。难道你不想回家？
我想奶奶不愿再说了。我想她不会再回答白女人的问题了。白女人侧着头，对着我们笑。
奶奶把脸转向一边说，什么都没有了，家也没有了。
奶奶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我要回去。我要穿过那个克鲁格公园回去。战争结束以后，如果不再有土匪，妈妈可能正等着我们呢。还有，可能在我们离开时，爷爷只是没有追上我们，他后来设法找到了路，慢慢地穿过了克鲁格公园，他会在家里的。他们都会回家的，我会记得他们的。
译者简介
严忠志，翻译了十八部长篇小说和学术著作，其中包括近作《男人与男孩》、《猎物》、《后现代主义文化》、《商业文化礼赞》。现为四川外语学院教授。
风之路（1）
１、
吉戴恩·什哈夫的最后一天，是从绚烂的朝日开始的。
破晓时分，天气轻柔，有几分秋意。闪电的微光透过掩映着东方地平线的云墙闪烁不定。新的一天诡秘地将自己的目的掩饰起来，对于胸中蕴含着的热浪则不露任何痕迹。
紫色天光在东方高地上熠熠生辉，任晨风拂煦。继之，光线穿透了云墙。是白天了。昏暗的透光孔在日光的抚摸下眨动。最后，灿烂的球体腾升，袭击云山，冲破了它的阵线。东方地平线亮得耀眼。柔和的紫色天光屈服了，在红灿灿的强光闪耀前逃遁而去。
日出前的那一刻，起床号声在营地上空响起。吉戴恩起床，光着脚轻轻走出自己的小房间，仍旧带着睡意，看着聚拢着的晨光。他一只细瘦的手遮着眼睛，仍旧向往着睡眠，另一只手则自动地扣着军服扣。人们的说话声和金属撞击声传入他的耳际；几个行动敏捷的小伙子早已坐在那里擦拭枪支，为上午的检阅做准备。但吉戴恩动作迟缓。日出已经在他心中激起一种令人倦怠的不安，抑或是某种模糊的渴望。太阳已完全升起，但他仍然迷迷瞪瞪站在那里，直到有人从身后推了他一把，要他快点行动。
他回到自己的小房间，收起行军床，把半自动步枪擦拭干净，拿起洗漱用具。路上，走在树干已经刷白的桉树林和一张张表扬整洁、夸奖遵守纪律的通告中，他突然想起今天是独立日①，即犹太历依雅尔月５号。今天他们排将要在耶兹里埃拉谷地举行一次庆祝性的跳伞表演。他进了盥洗室，边等着别人空出镜子，边刷牙，想漂亮姑娘。一个半小时后，一切准备工作均会就绪，全排会登上飞机，飞往目的地。激动万分的老百姓将会等候看他们跳下，姑娘们也会等候在那里。跳伞的地方就在诺夫哈里什基布兹，吉戴恩的家就在那儿，他基布兹生基布兹长，直到参军时才离开那里。他的双脚一踏上地面，基布兹的孩子们就会蜂拥上来，围在他身边又跳又叫：“吉戴恩，看啊，这就是我们的吉戴恩！”
他挤到两个个头儿比他大得多的士兵当中，开始往脸上涂泡沫，准备刮脸了。
“天挺热的，”他说。
其中一个士兵说：“还没热起来呢，一会儿更热。”
在他身后的另一个士兵说：“快点吧，别整天唠唠叨叨。”
吉戴恩没有生气。相反，这些话不知何故令他充满某种快乐。他把脸擦干净，出去到阅兵场。此时蓝色的日光已经变得灰白起来，脏乎乎的喀新风①就要来了。
２
施姆顺·申鲍姆昨天夜里充满自信地预言说，喀新风就要来了。他一起床，就忙不迭地冲向窗口，怀着平静的满足又一次证实自己是对的。他关上百叶窗，以防热风吹进房间，接着洗脸，洗肩膀和毛茸茸的前胸，刮脸，为自己准备早餐，早餐有咖啡和昨天晚上从食堂带回来的一个面包卷。施姆顺·申鲍姆讨厌浪费时间，尤其讨厌在工作效率很高的早晨浪费时间：你走出家门，来到食堂，聊天，看报纸，讨论新闻，半个上午就过去了。所以他总是用咖啡和一个面包卷充当早餐，六点十分听过早间新闻综述后，吉戴恩·什哈夫的父亲就坐到了写字台前。无论盛夏还是严冬，从不间断。
他坐在写字台前，凝视挂在对面墙上的国家地图足有几分钟之久。他正努力回忆一早醒来前一直占据着他脑海的、令他烦恼的那个梦。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施姆顺决定立即投入工作，不再浪费一点点时间。的确，今天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但最好的庆祝方式是工作，不要消磨时光。在出门观看跳伞表演之前——吉戴恩可能就在伞兵当中，要到最后一刻才跳出来——他还可以工作几个小时。对于一个七十五岁的人来说，绝不能再消磨时光了，尤其是有许许多多、多到令人痛苦的东西需要他写下来。时间太少了。
施姆顺·申鲍姆的名字无需介绍。希伯来工人运动懂得如何尊重他们的父辈，几十年来，施姆顺·申鲍姆的名字已经被涂上一层经久不去的光环。几十年来，他全身心地奋斗，以实现青年时代的理想。挫折与失望没有动摇或者削弱他的信仰，反而在挫折中汲取教训，使信仰得以强化。他越是了解他人的弱点和理念上的偏离，就越是毫不留情地与自己的弱点进行战斗。坚定地消除这些弱点，按照自己的准则生活，严于律己，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某种窃喜。
此时，独立日早晨的六七点钟，施姆顺·申鲍姆还不是一个失去爱子的父亲。可他的神情却非常适合丧子这一角色。他的表情庄严神圣，布满皱纹的面庞流露出洞察一切但又秘而不宣的样子。蓝眼睛里露出富有嘲讽的忧郁之情。
他笔直地坐在写字台前，低头看着纸页。他的胳膊肘很放松。写字台由原木做成，其他家具也是如此，只求实用，不见任何装饰。这里更像修道院里的一个小房间，而不像创建多年的基布兹里的一间平房。
今天早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成果。他的思绪不时信马由缰地奔向黑夜就要结束时闪现出来又消失而去的梦境。他必须重温那场梦，而后才能将其忘却，集中精力工作。有浇水用的软管，是的，还有某种金鱼或什么东西。同什么人争论。几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