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的，更不要说出错了。没有错。非但没有错，而且每一回合他都是提前胜出的。而最快的是第五回合，他只听了一组码便击掌叫起来：
“行了，就是它！”
这个晚上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万分震惊和鼓舞！
求胜心切是当时701所有人的心情。
根据阿炳已有的天才本领，我们吴局长率先向首长提议，力荐阿炳马上投入实际侦听工作，并得到了在场多数人的赞同。在提议的背后，也有足够的理由支持，主要有三条：
1。虽然阿炳对福尔斯电码并不懂，但晚上的事实充分表明，懂与不懂跟他无关，不懂他照样能去伪存真，百里挑一。如果要等懂了才上机实战，那就不是他奇人阿炳了。
2。作为一个国家和军队的通讯系统，不管怎么变动，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和特征。现在我们已经找到对方五十多套频率（几天中又可怜地增加了几套），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样品”。虽然那些未知敌台的声音不会跟这些“样品”的声音一模一样，甚至在常人听来可能完全不一样，但对能够把两条狗的血缘关系及雌雄辨别出来的阿炳来说，我们应该有信心相信他一定能在差异中寻求到蛛丝马迹的共性和暗合。
3。至于阿炳不会操作机器就更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可以给他配上一个甚至几个701最出色的侦听员做他的助手，他们会给他解决实战中面临的所有具体操作问题。事实上，阿炳神奇的是他耳朵，我们要使用的也只是他的耳朵，等等。
我是当事者中惟一的反对者。但吴局长包括众多赞同者说得那么头头是道，以至把我都差点说服了。不过，出于谨慎，我还是道出了我反对的理由。我这样对大家说：
“也许我比大家更了解阿炳，阿炳是个什么人？奇才，怪人。奇在哪里？怪在哪里？我们不难看出，他一方面显得很天才，一方面又显得很弱智，而且两方面都很突出且不容置疑。我认为，缺乏正常的理性和思辨力，这是体现阿炳弱智的最大特征。在生活中，阿炳认定事物的方式和结果总是很简单，而且只要他认定的东西，是不可改变和怀疑的。这说明他很自信，很强大。但同时他又很脆弱，脆弱到了容不得任何责疑和对抗。当你和他发生对抗时，他除了自虐性的咆哮之外，没有任何抗拒和回旋的余地。关于这一点，局长在下午应该有所体会，而我通过这几天的接触则深有体会。请相信我的感觉，阿炳的脆弱和他的天才一样出众，一样无与伦比，他像一件透明的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一样，经不起任何碰击，碰击了就要毁坏。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根据阿炳已有的表现，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就这样不做任何准备，派他直接上机实战，未必就一定会影响他天才的发挥，他剑走偏锋，一下来一个出奇制胜，这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相当大。但我认为光可能不行，可能性很大也不行，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因为如果一旦出现失利，失败将极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正如大家说的，我们不能把阿炳视为常人，如果是一个平常人，他有如此高超的本领，我们又是那么求胜心切，不妨就这样盲目地让他去试一下，如果行，最好；不行，再回头来给他练练兵，等练完兵后再重新上阵也不是不可以的。问题是他不是常人，我们不能拿他去试，去冒险，因为万一不行，阿炳可能会由此对侦听工作产生无法消除的恐惧和厌恶，甚至很可能以后他一听到电波声就会咆哮，就会发抖，就会疯狂。这样他的天才，他天才的一面，对我们701来说就意味着被报销掉了。谁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上机一定能剑走偏锋，在短时间内找到敌台？谁又知道他忍耐的极限时间有多久，是一天？两天？还是半天？还是一两个小时？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保守一点好，给他一定的练兵时间，让他在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情况下再投入实战……”
我的声音——余音——在会议室里静静地盘旋，大家静静地等待着首长发话。首长在众目睽睽下立起身，一步一停地走到我面前，然后又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我听你的，我把他交给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动用我701任何人力和设备，只要是对他练兵有利的。”
“给我多少时间？
“你需要多少时间？”
我想了想：“半个月。”
首长咬牙切齿地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只给你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你必须把人给我带进机房，而且必须是万无一失的，拿你的话说就是——百分之百不是冒险的！”
一个星期等于7天。
7天等于148个小时。
减去每天的睡眠时间，还有多少小时？
我成为侦听员是接受了8个月的培训，要算课时大概在两千节之上，而且大多数侦听员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有一个姓林的北方人，是女的，开始在我们总机班当接线员，然而一个月下来她居然把701那么多人的声音都认清并牢记了。有这个本事当然应该去当侦听员。
于是在我们毕业前3个月，她成了我们队上的插班生。当时教官们都不相信她能随我们如期毕业，但毕业时她各科的成绩都在大部分人之上，尤其是抄收福尔斯电码的速度（这绝对是我们的主课），遥遥领先于全队所有人，达到每分钟抄收224个电码的高速，几乎是当时我们全队平均成绩的双倍。一年后，在全国邮电系统举行的福尔斯电码抄收比赛中，她以261码/分钟的优异成绩勇夺桂冠，一度被系统内部人誉为“天兵神将”。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无论如何，一个礼拜是训练不出一个侦听员的，即使阿炳的本事在人家“林神将”的10倍之上，这个时间也是远远不够的。但我是不可能增加时间的，谁也不可能。所以，我想，惟一的可能就是“偷工减料”，不指望把阿炳训练成真正合格的侦听员，而只是用这短短的时间尽量灌给他一些必不可少的东西，比如福尔斯电码，他起码要听得懂；另外，对我们已经找到的敌台，他应该反复地听录音，听出它们的特征和差异。前者是常识，后者是感觉，两者兼而有之，他上机才不至于莫名其妙。只能这样。但就这样，7天时间也只够点到为止。
一天。
两天。
三天。这天下午，我来到我们局长办公室，向他汇报阿炳练兵情况。我说，阿炳现在练兵达到的水平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在“林神将”之下。局长要我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眼见为实。”我说，“局长，你不妨请院长一同去看看。”
局长当即抓起电话向院长汇报情况。院长听了，也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话，要局长重新说一遍，局长便把我刚刚说过的请他去看看的话照搬了一遍，说：
“院长，眼见为实，你要有时间不妨亲自来看一看。”
还是几天前的会议室。
如果今后有人问阿炳是在哪里完成侦听员学业的，那就是这间简陋的会议室。为了不叫院长和局长产生任何嫌疑，我关掉所有录放机，请局长亲自拟定至少8组“千数码”。然后，我要求发报员对着局长拟定的报文，以每分钟100码的速度发报。
“滴滴哒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哒……”
发报完毕，我们都盯着阿炳。他似乎是睡着了一样的面无表情。局长纳闷地看看我，又看看阿炳，翕动着嘴唇，像要说什么。我赶紧示意他别出声。就在这时，阿炳像被我无声的手势惊动了似的，如梦初醒，长长地呼了口气，然后便朗朗有声地报诵起电文来：
“……”
8组码。
32位数字。
一组不拉。
只字不错。
跟原文一模一样！
一般讲，手写肯定是跟不上耳听的，一边抄录，一边把听到又来不及抄录的码子记在心上，这种技术行业内称之为“压码”。让两个一流的抄收员在比赛场上比高低，说到底就是比一个压码技术，谁压得多谁就可能胜出。我记得“林神将”在那次全系统练兵赛场上压的就是8组码。虽然由于速度不一，双方不能绝对等同，但由此我们不难想见，阿炳对福尔斯电码已经滚瓜烂熟到了何等地步。至于已有的50多套敌台“样品”录音，他根本不需反复听，只要听个一两遍，他便把它们间深藏的共性和差异全挖得有眉有目，可说可道的。总之，虽然规定的练兵时间尚未过半，但阿炳已经出色完成练兵内容，完成得尽善尽美。完美得有点假。
一个小时后，我陪同阿炳走进机关大院，在政治机关的小洋楼里，举行了阿炳志愿加入特别单位701的宣誓仪式。仪式是庄严的，对阿炳来说又是神秘的，面对一个个生死不计的“要求”和“必须”，阿炳以为自己即将奔赴硝烟弥漫的战场，并为此半是激动半是恐慌，恐慌和激动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负责宣誓的干部处长问阿炳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阿炳“悲壮地”提了两个要求：
1。如果从此他不能回家（陆家堰），希望组织上妥善解决他母亲的“柴火问题”；2。如果他死了（战死沙场），决不允许任何人割下他的耳朵去做什么研究。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但作为701志愿者提出的要求是仪式的一项内容，组织上必须庄严地向他承诺，并且记录在案。
宣誓完毕，有三份文书需要当事者签名画押。考虑到阿炳不识字，组织上只叫他按了个手印，名字委托我代签。这时我才想起该问他真姓实名，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我就叫阿炳。”阿炳说，“我没有其他任何名字。”
然而，我知道，阿炳决不可能是他的名字，喊他阿炳，是因为有个著名的瞎子叫阿炳，就是那个把二胡拉得“跟哭一样”的瞎子，就是那个留下名曲《二泉映月》的瞎子。因为有了这个瞎子，阿炳几乎成了后来所有瞎子的代名词，但不可能是某一个瞎子的真姓实名。
不用说，这又是一件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最后，根据他母亲姓陆和他家乡叫陆家堰的事实，我们临时给他冠了一个“陆家炳”的名姓，并立刻签署在三份即将上报和存档的机密文书上。
咱们家乡老一点的人都知道，日本鬼子由于在南京遭到一定抵抗，死了不少人，然后采取了一系列报复行动，比如南京大屠杀就是这样的。打到我们家乡时，报复还在继续，所以日本鬼子在我们家乡是要遭天杀的，烧杀抢掠奸淫，什么坏事都干尽了。不过，我们家还好，多亏父亲消息灵通，预先安排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回无锡乡下生活了一年多。我们住的村子就在太湖边上，村子上的人多半以捕鱼为生，我有个堂伯是当地出了名的捕鱼好手。到了冬天，鱼都沉入湖底，出去捕鱼的人经常空手而回，惟独我这个堂伯，从来没有空着手回来过，他的竹篓里总是装着你想像不到的大鱼或者其他鲜物。究其缘故，是我堂伯冬天捕鱼有个绝活：他能从水面上冒出的纷繁凌乱的水泡中，一眼瞅出哪些是冬眠的鱼吐出的，哪些不是；对着“鱼泡”一网包下去，鱼就成了瓮中之鳖。
阿炳侦察敌台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他不但能从众多水泡中看出哪些是鱼泡，而且还能从各式各样的鱼泡中分辨出各式各样的鱼类。换句话说，他不但知道哪些水泡下面有鱼，而且还知道是什么鱼，鲤鱼，鲫鱼，还是其他什么鱼。
无疑，阿炳比我堂伯还技高一筹。
我说过，求胜心切是当时701所有人的心情。在阿炳进机房之前，没有人知道怎么样去赢得胜利，然而自阿炳进机房的这天起，大家似乎都一下明白了。这一天，阿炳在机房坐了18个小时，抽了4包烟，找到敌台3部共51套频率，相当于每小时找3套，也相当于之前那么多侦听员十多天来收获的总和。
令人惊叹的兴奋又难以置信！
以后的一切是可想而知的，阿炳每天出入机房，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刷新由他自己创造的纪录，最多的一天，即第十八天，他共找到敌台5部、频率82套。奇怪的是，这天之后，他每天找台（频率）的数量逐日递减，到第二十五天，居然一无所获。第二天一个上午下来又是这样，劳而无功。下午，阿炳已经不肯进机房了，他认为该找的电台都找完了。
是不是这样呢？
墙上挂有进度统计表，一目了然，到此为止，我们一共找到并控制对方86部电台共计1516套频率。其中阿炳一个人找到的有73部电台，共1309套频率，占电台总数的86％，频率总数的87％。但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至少还有12部电台还没有找到，而且这都是对方军界高层系统的电台。
一边是不容置疑的资料，表明还有敌台尚未找到；一边是绝对自信又绝对值得信任的阿炳，认为所有敌台都找完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局长临时召集各路专家开会，分析研究，结果大家一致认定，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未显形的敌台肯定以一种与已有敌台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否则阿炳不会一下变得束手无策的。
但到底是什么形式呢？
无人知晓。
会议无果而终。
第二天，我没有带阿炳去机房，而是要了部车，决定带他去散散心。我原想去桑园肯定是最好的，但找了又找没见着，最后去了一个果园。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果园的，因为写成书后，有人知道了，就有可能缩小我们701的地区方位，是南方，还是北方？是东南，还是西北？在那里，就是在果园里，我们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一边闲聊着。阿炳像个孩子一样的高兴，而我则更像一个心事重重的父亲。结束游园之前，我跟阿炳讲起了我堂伯捕鱼的故事，故事的下面这部分是我有意编造的，很神话，而阿炳却听得如醉如痴，信以为真。
我说：“有一年冬天，我堂伯照常去湖里捕鱼，但接连几天都看不到湖面上冒出‘鱼泡’。我堂伯由此认为湖里的大鱼都被他抓完了，于是就呆在家里，靠吃鱼干过日子。但有一天，他孙子去湖边玩耍，看见成群的大鱼在岸边浅水区‘游来游去’。这就是说，湖里还有很多的大鱼，只不过这些大鱼都变狡猾了，它们知道沉在湖底总有一天要被我堂伯识破，所以都离开湖底，游出深水区，来到岸边的浅水区。岸边虽然寒冷，但空气充足，用不着使劲呼吸就可以存活。不使劲呼吸就不会冒出气泡，不冒气泡，我堂伯自然就找不着它们。”
我就这样让阿炳明白：我们至少还有12部敌台尚未找到，为什么找不到？是因为它们“像狡猾的大鱼一样”躲起来了，躲到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去了。躲去哪里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它们，但这个办法很难，我问阿炳想不想试一试。阿炳说，那我们回去吧。
就是说，他想试。
在回来的路上，我专门找了家邮局，给阿炳母亲汇了100块钱。我告诉他，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钱，而是701很多人的钱，他们和我一样希望他尽快把那些电台找到。我相信我这么做和这么说都是有意义的，因为阿炳是个孝子，而且十分重情义，知恩图报的。
回到山上，我从资料室调了整整8大箱录音带——都是我们现在还没找到的12部电台以前的录音资料，我把它们往阿炳面前一放，对他说：
“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听这些录音带，反复地听，仔细地听。听什么？不是听它声音的特点，而是听报务员发报的特点。我想你一定能听出这里面总共有多少报务员在发报，每个报务员发报又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