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斗倒严党集团，无异于愚公移山，回首十五年的种种艰险，徐阶终于可以说，从今天起，我徐存斋问心无愧了！
虽然来的迟了，但正义终归是正义，是可以温暖人性的火种。
严世蕃死了，严党树倒猢狲散，纷纷改换门庭，来徐阶府上磕头送礼，希望能躲过这一劫。
但徐阶已经撕去了温柔的伪装，隐忍的越久，爆发时的破坏力也就越大，他根本无意宽恕任何一个严党分子，在严世蕃死后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就连续罢免查办了二十多名严党成员，到年底时，几乎肃清了严党在北京、在地方的所有力量，根深叶茂、死而不僵的大明第一大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彻底成为了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徐阶性格的冷酷一面尽显无遗，虽然没有再杀一个人，但至少上千个家庭的命运，被彻底的改变，原本高高在上的一个阶层，全都零落成泥碾作尘，没人任何人能够阻挡！
更让人感到恐惧的，是在对待严嵩的态度上……因为严阁老并未参与谋反，而且还因为极力反对，被严世蕃囚禁在南昌的府中，还是东窗事发，江西按察使带兵攻陷了严府，才把老头子救出来的。
嘉靖这时候，也不会再跟严嵩念旧情了，根本不管不问，任由徐阶处置。
许多人都建议，父子相连，直接把严嵩抓进京城杀了，这是最符合法典的。但徐阶不答应，他说严阁老已经八十多了，为国为主尽忠那么多年，可以法外开恩，留他一条性命，只消把他削职为民，让他回老家养老去吧。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徐阁老厚道的表现，但后来有人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后面的事情证明，徐阶对严嵩的惩罚，正是让他活下去……
严嵩写信给嘉靖，说自己年迈体衰，身边不能没有儿孙照顾，既然陛下开恩，还给我留了个孙子，就请把严鹄送回来侍奉我吧。对于这个，嘉靖是无所谓的，便写条子给内阁，希望徐阶酌情处理。谁知徐阶说，严鹄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必须要先服刑，待刑满之后，才能回乡。
严鹄被判发配辽东十年……十年啊，谁信老严嵩还能坚持十年？这分明就是不想让严嵩再见到唯一的亲人。
这还不算完，除了罢官之外，徐阶还命令刑部派钦差去南昌查抄严府，那里才是严家真正的宝库，金银财宝、古董字画有多少呢？光查抄就用了一个多月，写成的清单有一本书那么厚。
已经穷途末路的严嵩，在万般无奈之余，提出了最后的要求，希望能留一些财产给自己，好让他养得起佣人。
虽然抄家官员是徐党的人，但谁能拒绝一个耄耋老人的可怜请求？便答应代为转奏。
很快批复便下来了，不许！
有官员看不下去，为严嵩求情道：“他现在不过是个可怜的老人，阁老请慈悲为怀吧。”
“当蒙古人的铁骑踏遍京畿，百姓请朝廷出兵救援时，他慈悲为怀了吗？”徐阶的回答冰冷而毫不留情道：“害得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无所有的人，没有资格要求慈悲。”
于是严嵩只能孑然一身，回到了分宜老家，只能指望家乡父老收留了。好在严嵩在老家的名声还不错，地方官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生活勉强也能过得去。
事情至此，一般就该结束了，因为对政敌打击到这一步，也就差不多了，但徐阶还嫌不够，年底时，他为分宜换了位新长官——壬戌三子之一的张翀。壬戌三子因为弹劾严家父子而获罪，现在严家父子倒了，自然也就免罪起复了，这是合情合理的，可将张翀复出的第一站，放在严嵩的老家，就太不厚道了。
分宜的百姓听说是壬戌三子来分宜了，这才知道徐阁老并没打算放过老严嵩，谁还敢再跟他来往，更没人敢接济他，仅剩的几个仆人也纷纷落跑，唯恐再跟他沾上关系。
于是严嵩的日子一下子难过起来，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最后只能搬进宗族祠堂，靠吃祭祀祖先的供品度日……常常是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甚至饿极了，还得上街去乞讨。
倒让原本气势汹汹而来的张翀，一下子不知所措起来，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任凭他苟延残喘下去。
到这时，很多人才明白，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最大的惩罚不是死亡，而是将他曾经拥有的一样样夺去，让他在绝望中等死……
第七一零章 礼部
嘉靖四十二年深冬。转眼间，沈默到礼部上班，已经两个多月了，和上司同僚间，相处的极为融洽。
其实想不融洽都难，因为礼部尚书严讷和左侍郎李春芳，都是朝廷有数的老好人，加上沈默这个向来好脾气的右侍郎，有这三位堂官坐镇，一时间礼部上下一团和气，被京官们称为‘菩萨满堂’，虽有戏谑之意，却也着实成了中下层官员向往的地方。
当然，礼部能一团和气，也跟其职责有关——大体可分三部分，一是负责考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用，这也是礼部之名的来由；二是管理全国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三是负责藩属和外国之往来事。都是些斯文至极的事情，所以才能保持心平气和。
要是换成负责全国工程的工部，或者负责钱粮收支的户部，或者负责全国刑名的兵部；负责官吏任免的吏部；负责全国军事的兵部，再或者专门告状弹劾的都察院……你就是想心平气和。也不可能啊。
在礼部的三大块事务中，严讷总揽全局、主抓‘礼’仪，这也是礼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不小觑这些后世看来无用的东西，因为在这个年代，礼，是立国之本！
《礼记》云：‘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师服云：‘礼以体政’；孔子说：‘为国以礼’；晏婴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左传》引君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女叔齐云：‘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荀子云：‘国之命在礼’。
可以说，以礼治天下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坚信‘国之治乱系于礼之兴废’。所以荀子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
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按沈默的理解，便是以礼为纲，可以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使人们懂得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并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
所以说，礼和礼治，是这个儒家社会的构筑基石和行为准则，而礼部，作为管理和践行一国礼制的最高部门，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也正因为礼部尚书，都精通一国礼法，并有丰富的礼治经验，所以才会成为入阁为相的前提条件。
所以说，在袁炜病故，内阁独相的形势下，严讷几乎一定会成为大学士的，因此袁部堂于公于私，都不大过问吏部的日常事务了。
至于二把手李春芳，负责的是对番邦与外国的交往，这差事也算是礼的一部分，勉强称之为‘外礼’，但大明泱泱大国。向来只把眼睛放在自身，所以其重要性与‘内礼’远远无法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是不受重视的。但因为袁炜死后，李春芳变成了青词写得做好的一个，皇帝须臾离不开他，所以也只能象征性的领了这差事，但真有外事的话，还是得拜托沈默帮忙。
剩下的，都是沈默的差事，或者说，几乎礼部的所有事务，一下子都压在他肩上。除了要管理包括国子监、庶常馆、各级州府县学在内的全国学校机构、各级科举考试外，他还兼着翰林学士……沈默本想辞去此职，但严讷不接，李春芳也不接，都让他能者多劳。
沈默算是看出来了，这两位都是懒极了的翰林官出身，信奉的是那套无为而治的黄老之道，至于自己，虽然这几年没干正事儿，但早年间毕竟挣下了‘干吏’的名头，又在南巡中大大出彩，这次落在他们手里，那还不是小长工进了地主家，不用你用谁去？
如果仅这些也就罢了，沈默闲了这些年，早就浑身骨头松了，何况下面还有那么多的司、厅、局。有的是郎中、主事、员外郎听他调遣，何必事事亲躬？恰好他的长处就是调配指挥，无论多繁冗的差事，都能层层剥茧，条理清楚的分配下去，就是事情再多点，也不耽误回家吃饭。
但这并不说明沈默心里就不烦，恰恰相反，他最近比较烦、很上火，极憋闷……只是从不挂在脸上罢了。而他烦恼的源泉，则来自一个曾经崇高无比，现在却屈居在礼部门下的衙门——宗人府。
宗人府掌管皇族属籍和纂修玉牒的衙门，专管皇族宗藩事务，洪武三年，沿元制设大宗正院，二十二年改名宗人府。设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并正一品，由亲王充任……顺便一提的是，后来的成祖朱棣，只能在其中担任右宗正，才能排到老三。就知道其最初的地位有多显赫了。
但不要崇拜它，它只是个传说，经过了靖难之役，当年的右宗正当上了皇帝，而原本的皇帝朱允炆则下落不明，皇族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监视提防、打压钳制。所以此时，宗人府这样一个地位崇高，可以号令皇族、甚至对皇帝指手划脚的机构，自然成为了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必定要大加削弱的。
从朱棣开始。历代皇帝先是取消了亲王领宗人府事的规定，改由勋旧外戚领宗人府事；后来更是直接将宗人府归于礼部管理，彻底将这股超然的势力消弭无形。
这下皇帝是放心了，可礼部的堂官们就闹心了……宗人府管的是什么？宗室啊！这些人虽然没什么权力，可各个都以天潢贵胄自居，脾气大、架子大，火气更大——因为经过百多年条件优渥的繁衍，宗室人数已经是开国时的好几千倍了，可国家还是得奉养啊，对财政的压力之大，甚至超过了军费。
换成谁当皇帝，都想在这件事上，日朱元璋的先人板板，哪怕那也是他们自个的先人，这狗屎政策实在是太狗屎了，更不行的是，再狗屎它也是祖制，想改没门。
所以历代皇帝和他们的大臣，都致力于削减这方面的开支，虽然不能大张旗鼓的削藩，但可以零敲碎打、积少成多啊。比如说，只要亲王、郡王无子，一死就会除藩，犯了罪也会被直接贬为庶民除藩，甚至连正常可以继承王位的，都会无故拖延数年，因为手续没完成，就不用发俸禄……至于连没有封地的奉国、镇国、辅国将军和中尉们，就更加没有保障了，拖欠苛扣禄米的事情时有发生，换了谁都得怨气冲天。
说句实在的，现在宗人府，就是给宗室们出气用的撒气桶，每天都有人在那里拍桌子骂娘，一言不合便拳脚相加，甚至要死要活。偏偏你还打不得也骂不得，只能笑着赔不是。哄着这些爷，闹心程度堪称天下衙门一绝。
这么有碍和谐的部门，自然不能放在礼部衙门里，所以宗人府并不在东江米巷中，而是被发配到宣武门以南的菜市口南大吉巷胡同里，可谓是眼不见心不烦。
如此惹人厌烦的差事，严讷和李春芳二位‘仙长’自然不会去管的，欺负沈默初来乍到，不由分说便交到他肩上。
官大一级压死人，自己又是初来乍到，沈默只能苦笑着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勉强也能应付过去。
不过总体来说，在当时满朝风声鹤唳，官员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这三位仁厚长官，为礼部官员撑起了一片温暖的避风港，使他们不论原先派别，都得以躲过徐阁老的大清洗，确实是人人羡慕的世外桃源。
但有道是，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到了腊月里，沈默还是被拖入了风口浪尖，‘罪魁祸首’正是他的同年好友、告发伊王的功臣林润。
因为一切都坐在明处，嘉靖没法贪污他的功劳，加之他与沈默同年，自然也是徐阁老的学生了，所以在大清洗后的大提拔上，素有直名的南京右佥都御史林润，竟被廷推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为言官系统的三把手……顺便提一句的是，邹应龙为右副都御史，还在他之下。
得以进阶高位，林润士气大振，进京后不久，便上了一道《议宗藩禄米疏》，此疏一大白于天下，就如巨石投水，激起轩然大波！
这道奏疏的大意是：‘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为可虑者，莫如宗藩！因为今日宗室繁衍，岁禄不继，宗藩禄米所支比过去多出数百倍。如河南开封，洪武中惟一个周王府，至嘉靖初郡王已增三十九，将军至五百余，中尉、仪宾不可胜计，举一府而可知天下。今距嘉靖初又四十余年，所增之数又不难推知。’乃是直接向宗室藩王开炮，直指天下第一大弊！
究竟这弊病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计天下财赋每年供京师粮食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多达八百五十三万石，超过供京师之粮一倍以上。如山西存留米为一百五十二万石，禄米则为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王府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以此二省论之，即便田赋粮全征，也不够供王府禄米之半，况且吏禄、军饷皆出其中。因此形成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至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有司困于难供，宗藩苦于不给。于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也就是说，国家的全部收入，要有大半供给王府，而御用、吏禄和军饷这些国家开支的传统大头，却只能在剩下的一半中权宜，国家怎能不疲敝至极呢？
但如何解决呢？林润说‘臣以为宜令大臣和科道集议于朝廷，然后颁论诸王，示以势穷弊极，不得不通之意。令户部全计赋额，以十年为准，大约兵荒、蠲免、存留费用几何，王府增封几何，禄米及诸费几何，令宗藩晓然，知赋入有限，而费出无穷，共陈善后之策，然后通集众论，请皇上定夺，以为万世不易之规。’
他也没有好办法，建议大家凑到一起开会解决……
嘉靖也许是被宗室摆了一道、险些连命都丢了，也想狠狠治治这帮蠹虫，所以便将林润的奏章明发朝中，命百官进行讨论，看看谁有什么好办法。而那厢间，宗室藩王们也不是任人宰割的主，纷纷派人进京活动，坚决抵制这种不可饶恕的‘倒行逆施’。
而宗人府作为连接朝廷与宗室的纽带，自然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处在十分微妙的境地中。
这几日，沈默已经接连接待了十几波皇室宗亲……没有皇命，藩王是不得离开封地的，但这不妨碍他们把子弟派到京城来奔走联络。这些世子爷普遍脾气不好，见不着正主只好拿宗人府的官员出气，肆无忌惮的打骂羞辱，唯恐事情闹不大。
没办法，沈默只好亲自出面，安抚这些大爷们，又是请吃饭、又是请听戏，这才没被烧了衙门。
“少宗伯，这样下去不行啊，”跟着沈默来到礼部，已经升任员外郎的王启明，愁眉苦脸道：“那帮爷们儿太能花钱了，这才几天啊，咱们的招待费就已经见底了。”
“钱的问题不用操心，”沈默手捧着个怀炉，目光盯在一本账册上，漫不经心道：“先把这些大爷们稳住了才是第一。”
“怎么，您老又要自个掏钱垫上？”王启明可知道，这位家里太有钱了。
“想得美，我家里已经不做生意了，坐吃山空立地吃陷，哪有余粮打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