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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连几千年来，都被当成重要财政来源的食盐业，也愈发失去原本的作用。因为作为朝廷的征税对象，官盐的价格太高，销量日益萎缩，导致征税面日益狭窄，当然税收也相应减少了。这是因为私盐的冲击，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十八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五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七成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
嘉靖以来，朝廷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不能拿盐当饭吃，食盐市场终究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朝廷的种种努力无不以失败告终。
上述一切变化的产生，都跟沈默没什么关系，如果硬要说扯上，顶多也就是加速了其发展而已。可以说大明到了嘉靖末年，作为皇室和朝廷用度来源的官营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完全被民营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
可悲的是，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并不能为大明带来多少财政收入，因为与宋朝‘每五抽一’的税率相比，明朝的‘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的商税实在太低；更无奈的是，即便如此之低的税收。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可以说朝廷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少之又少，大量的巨额财富流到那些豪门大族、缙绅富商家中。
历代皇帝和首辅都想改变这种状况，但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已经遍布朝堂，每每提出还未执行，朝堂之上便反对声一片，‘与民争利’、‘借机盘剥’的大帽子扣上来，提议者无不被骂成是王安石、桑弘羊那样的祸胎，甚至被人围堵唾弃群殴……以至于谁也不敢帮皇帝办这件事。
结果出现了工商日益兴盛，国家愈发贫穷的怪现象，还被一些老学究当作工商误国的证据。但以沈默的地位和立场，也无法彻底扭转这一局面，因为归根结底，他就是工商业最大的代言人，如果背叛了工商业，绝对会被那些大家族、大商人抛弃，甚至成为他们要消灭的对象。
但他不希望大明一直这样，如果无法从工商业的发展中获得能量，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不会改变——虽然一直致力于发展东南，沈默并未忘记大明朝灭亡的原因，流民和女真，正是因为崇祯朝廷积贫，无力赈灾，才有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勃起；亦是因为朝廷积弱，才无法应付两场战争，最后被满人断了国祚。
所以工商业要发展，国力也要随之提升，这是沈默的大政，也是他的指导思想。关于具体的方针，沈默从不敢拍脑袋就定下来，他经过长期对各行业的调研，摸清其现状后，才敢小心的推出，而且先经过试点之后，才在各省各行业推行。
首先是在生产领域‘民进官退’，既然官营产业已经名存实亡，就不必尸位素餐，占据社会资源了。早在九年前，他便将江南织造局的织造任务，由‘官局自织’转化为‘官局领织’，也就是官局将自身的任务分包给私营工场，并将本钱银先行拨给，见有利可图，大户自然乐于承揽。而官局也能在大幅缩减成本的前提下，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而且朝廷的用度也得到满足，可谓多方受益。
这种使官府脱离生产，只负责分包监督的作法，实际上是将官府排除在生产之外，看似其高高在上，但实际上将官局和私营放在了平等地位……一开始时，织造局的太监挟朝廷之威权，不免减削银两，中饱私囊，大户见无利，便动以料价不敷为词，要求加钱，否则便不开工。这时候朝廷的威权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内监们只能乖乖给钱了……经过这些年的观察，这个法子确实可以使各方都满意，沈默便下令各司府织染衙门，‘将各自官营织场盘出，一应所需改为领织，合理议价，不得压榨织户。’他大约算过，仅此一项，如果在东南推行开来，便可为宫中每年减少六十万两的支出，虽然放在东南不多，可对史上最寒碜的大明皇室来说，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节省了。
当然从中获利最大的，还是民营纺织业，不仅接手了原本属于官营的大量订单，还没了官府为保护官营而故意捣乱，生意自然愈发蓬勃。不过沈默也不是完全放任私营，他命令所有的织机必须在织造局登记才能生产，以便官府掌握民间的织造数量，为课税提供可靠的依据。
三十税一的商业税必须交，谁也没脸说不。当然他没有强力推行此事，而是准备先看看情况，等到时机成熟再说。所以此事并没有引起多大波澜，相反大家捧他的场，许多都如数交齐了。
其余行业也将基本效仿这种官方买办、委托生产的方式，但具体各有不同，不再一一赘述。就连比较特殊的矿山，官府也同样不再直接生产，而是采取特许经营，保护获得特许者排他经营的权利，作为回报，经营者替官府完成朝廷的生产任务，并如数交纳税银。这在福建试点后，已经被认为是可行的，并在衢州得到实施，将在不久的将来，推广到整个东南。
他并不担心这会引来非议，因为嘉靖初年曾下诏：‘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内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这种笼统的诏令，从未彻底贯彻，但足以堵住为反对而反对者的嘴了。
如果说，沈默对待官私产业还是小心翼翼的话，那么他在对东南各行业布局上，就是大刀阔斧了，因为朝中大员还意识不到，这项改革将深刻的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
简单说来，他将东南的数十个主要产业，结合各地区的优势重新布局，口号是‘减少盲目投资，避免恶性竞争、促进合作共赢’。当然，原本大明就有苏松南京为中心的丝织业，以芜湖为中心的印染、钢铁业；以湖州为中心的生丝产业区，以及景德镇制瓷业、福建造船业、佛山冶铁业、等大大小小十几个专业性的工业城镇。能有人出来重新整合，将其优化组合，是商人们求之不得的，但更深层次的影响，只有日后才能看出来。
最后在对外贸易方面，沈默奏请朝廷，又开了宁波、泉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并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只要向市舶司登记纳税，便可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往来获利了。
越来越多的人，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秣稆，尤其是徽州、闽粤一带的贫困子弟，纷纷投身于这种危险的营生中，以求过上富裕的生活。大明的海商队伍，已经完全占据了马六甲以东的航线，这当然刺激了造船业的蓬勃发展，沿海港口附近，都有大型造船场日夜开工，一艘艘技术日益精湛的海船还没下水，便被海商们抢购一空。
但碧波万里的大海上，并不只是创造财富的商船，还有多如牛毛的海盗，倭寇的势力在南海仍然不小，佛朗机人和荷兰人的海盗船，更是时常在南洋游弋，企图掠夺大明商船上的财富。
所以没有强大的舰队护航，是万万不行的，目前负责南洋航线的主要是徐海舰队，大明沿海则由王直负责，但这只是权益，他们两人早都厌烦了，沈默更不放心他们。
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大明自己的水师上，这件事交由郑若曾在幕后操作，以俞大猷建立的水师为班底，又征募兵士两万，先期计划建造两百艘火力强大、防护完善的战舰。加上原有的百余艘老式战舰，便足以打造一支马六甲以东最强的舰队了，但朝廷不可能负担这笔军费。沈默的设计是，沿海各省出一部分，让水师通过护航挣一部分，剩下的干脆自己出……当然是以东南富豪集体捐赠的名义了。
他之所以如此着急的打造舰队，不只是为了护航，还因为据徐海来报，西班牙人登陆吕宋诸岛北部，并在那里建立殖民点。对于这些臭名昭著的殖民者，沈默十分了解，知道他们下一步就该打整个吕宋岛的主意了。
此时的吕宋岛上，已经有两万多华侨定居了，沈默提心徐海，和这些华侨搞好关系，他一直期待的黄金机会用不了几年就会到来了。当然现在吕宋是大明的藩属，国王苏莱曼更是曾去北京朝贡，所以必须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同时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第七五一章 凉风起天末（中）
除了在军政商方面布局之外，沈默还十分注重和保护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其实这个行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此业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发展到了本朝，更是汗牛充栋，十分普遍。无论是内府、中央各官署、藩邸、地方官府，还是寺观、书院、私人、书坊都在从事刻书事业，甚至出现了很多以此为业的出版商。不仅刻书内容丰富，数量惊人，而且在各方面的技术上，都有着长足进步。
出版业之所以在本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是与其受众数量急剧膨胀有关。首先，本朝自来重视文教，太祖皇帝要求‘凡民之俊秀，莫不从学’，且自成祖后百五十余年间，天下承平，百姓安居，整个社会形成了广泛的读书风气；不论城市农村，男子们小时候都读过几天私塾。虽然做不了学问，但识字看书还是不成问题的。
而且本朝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了本朝城市的发展，继而产生了庞大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的民众，既不同于‘足不出户、埋头苦读’的文人阶层，也不同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阶层，他们不愁生计，或者至少不用总为生计发愁。当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后，自然产生相应的文化需求。
正因为这种社会风尚，出版业自然蓬勃发展。但必须看到的是，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以官刻、家刻为主，而旨在牟利和谋生的坊刻业，还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但以宣扬朝廷教化、圣人文章的官刻，和专注旧本古籍、诗文辞赋的家刻，显然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前者的目的是禁锢思想、愚化百姓，后者则深藏闺中，常人难得一见。远远不能满足百姓大众的需要，更不能满足沈默的要求。
老百姓需要的，是随手可得，价廉物美、更加多种多样的书籍；他们尤其不喜欢专讲心性义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深文化，而需要生动活泼、易于接受，富有生活情趣又可以消遣娱乐的通俗文化。沈默需要的，则是解放思想，开化民众，传播科学，普及文化——促进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而这些。显然是官刻和家刻做不到。
在沈默眼中，能承担民众的要求，和自己的希望的，只有面相普罗大众的坊刻业。因为只有以盈利和谋生为目的坊刻业，才会遵循市场规律、投读者所好，刊行具有广泛社会需求的品种，其广泛性和普及性，是官刻本、家刻本所远远不能比拟的。
但这些‘射利坊贾’常被藏书家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这当然不只是固执文人的偏见，因为它自身的毛病确实不少：常见的问题是选本欠精，校勘马虎，错讹遗漏处较多。部分刻本粗制滥造，妄改书名和删节内容，使原书失去本来面目。更严重的是，由于书坊间竞争激烈，翻版、盗刻、剽窃等现象十分普遍，往往‘原版未行，翻刻踵布’，这更加导致坊刻业声名狼藉，当然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对此沈默召集了福建建阳、金陵、苏杭、湖州、徽州等出版中心的上百家书房老板，齐聚杭州开会。往常不入流的书商们。竟能得到经略大人的召见，自然喜不自胜，无一缺席，甚至许多没有接到邀请的，也跟着来见识见识，想听听这出版业开天辟地头一遭的大会，到底讲些什么。
会议分三天，第一天上午，沈默亲自作了出版业现状的报告，他首先高度肯定了，坊刻本作为通俗书籍，对文化的普及和传播的作用无可比拟，且未来必将占据主导。但这不是他的讲话重点——他用了更长的篇幅，指出了一系列尖锐问题，将行业混乱无序的现状，毫不留情的展露在与会数百人的面前。这些都是在经过深入调研，认真思考得出来的结果，自然说的人如坐针毡，但无人不服。他们这才知道，经略大人不是心血来潮，他是真得摸透了这个行业，看得比任何人都高、都远。
其实沈默说的问题，业内人都明白，尤其是这些个深受其害的大书商，当然诚心诚意的向经略大人请教，坊刻业的出路何在？
沈默知道政府不能管得太细，靠自己帮他们解决所有问题，绝对痴心妄想，甚至越帮越乱。他只能站在宏观高度。给他们三点建议，首先建立行业协会，规范行业竞争，避免恶性竞争；然后是严格的自律与监管相结合，严厉打击翻版、盗刻、剽窃等危害行业生存的现象，并提高自身出版质量；第三是，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包括署名权和财产权利。
前两点都很好接受，但第三点出版商们有意见，这不是增加我们的负担吗？沈默早有所料，道：“你们的出版，是面向普罗大众的，百姓的特点就是复杂多样、喜新厌旧，只要满足了他们的口味和需求，你们的书才能大卖。”
众人纷纷点头，心说：‘可不就是这个理，想不到大人连做生意都懂……’
“既然你们不反对，道理就很简单了。”沈默笑道：“人都是无利不早起的，写书的人也要吃饭，只有让他们得到丰厚的报酬，使写作成为创造财富之道，才会有更多的人投身其中，写出更多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书籍。”说着看看众人道：“诸位都是当老板的。这道理应该不难理解。”
听了沈默的解释，众书商不由点头道：“这就像大人在苏州推行的专利权吧……”但仍然担心道：“书这东西，印出来就不是秘密了，要是我们支付了报酬，别的家只管照抄，岂不要把我们挤兑死？”
“这个不用担心。”沈默沉声道：“从今年十月份开始，官府将受理著作权注册，作者和著作权所有人，可免费申请自己的作品注册保护。发现任何书店和个人盗版或盗用，都可到当地官府提起诉讼。一经查实，将以盗窃罪论处。没收非法所得的一半，将用来补偿被盗版方的损失。”顿一顿，他又道：“本官回北京后，会设法尽快将这项法令在全国推广，难度不会太大。”在三百六十行中，出版业毕竟是太不起眼的小小一支，制定这样的法令，哪怕是全国性的，也不会有太大的阻力。
一个粗放管理的政府，虽然十分不适合大改革、大变法，但对沈默却不无好处，他正是利用了朝廷与东南的信息不对称，执政者难以准确评估一些不太大的变化，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才敢不停的用小动作，一点点的、艰难却坚定的推动着这个社会的变化。
众人一听，心里顿时敞亮多了，虽然觉着一半归自己有点少，但想想若没有偌大的好处，官府怎会尽心办事？就当花钱买个保障吧……
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东南六省的二百余家大型书坊，共同签订了‘东南坊刻业协约’，约定各省成立行业协会，并成立总会互通有无、协调矛盾；约定严厉打击盗版、翻刻、剿袭的一切非法手段；约定尊重作者著作权，包括永久的署名权，以及二十年的财产权；约定以提高坊刻业的地位和声誉为共同奋斗目标，与会所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