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取。总之在嘉靖中叶以前，任何形式的政府采购都只是偶然的，非常设的，并未形成规模。
近五十年来，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显著的提高。其带来显著的改变，便是大量的物资涌入市场。不只是远销欧洲的苏杭丝绸、衣被天下的松江棉布、价比黄金的景德镇瓷器，还有那些原本在小农经济时代，只能自产自用的粮食、棉花、蚕桑、茶叶、靛青、果品等都纷纷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这些商品又多又好，愈发刺激了百姓的生产从多而全，进步到少而精。这种深耕细作的社会分工，加大了生产的价值，促进了各地的互通有无。
除了南京、苏州、松江、杭州等老牌商业中心外，又涌现出许多中小商业城镇，如吴江的盛泽镇、双杨市；浙江的不濑镇、长乐市等，商业市镇遍布东南。北方则以北京为主，有河间、临清、开封、西安、太原等中小城市，及郓城、彰德等小镇，与南方的商业网相连接，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巨大商业网络。商人穿梭其中，货运南北，每个市镇既是商品的集中地，又是商品的交流中心。因此，不论何地的货物，都能从市场上买到。特别是那些中心城市，虽然本身没有发达的工业手工业，但城内货肆鳞次，商人们汇集天下之货在此出售，想要什么都应有尽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初严格的户籍制度土崩瓦解，不仅是军户名存实亡，负责为官府生产的各种匠户也逃亡一空，这些人到大城市中改名换姓，加入到商业生产的行列中。官营作坊的消失，更使得官府直接征收所需物资，变得困难重重。
这些新出现的经济现象，对官府的各项政策与措施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一些旧的常规的做法行不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方法——置身于商品经济大潮之中，许多官员深感征收官府各种实物并负责运输，不仅费心劳神，还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误事受罚，他们希望能借用商人的强大力量，来轻松完成任务。
到了嘉靖末年，商人已经成为掌握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各大城市中的居民，多半以商贾为业，剩下的一半，则是为商人做工的雇佣者，可以说，整个城市经济，都已经被商人们控制了。家拥万资的富商大贾如过江之鲫，家资至百万者才能称为巨富。其他二、三十万，只能称中贾耳。
几百年后的人们会知道，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越大。尤其是商人们善于和官府以及地方势力打交道，越是富有往往就越有势力，这使得他们不像农民那样可以随意盘剥驱使。
尤其是嘉靖以后，沈默提出的‘以商养士，以士护商’的号召，在这十几年间，已经深入人心，各省的商人们普遍效仿晋商，把赚来的大把银钱，投入到本地的文教事业中，开办学校、资助士子、赞助文会，馈赠文士已经成为常态，经过十几年不懈的努力，使朝廷地方有大片为他们说话的官员、文人……一旦官府催征过猛，诛求无度，赖账不付，马上就有数不清的文人口诛笔伐，危言耸听，骂官府‘捶骨竭髓，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继’，也会有官员以充满同情的口吻上书，说什么‘数万金之家，无不荡产罄货，因而投河经渎，言之酸鼻刺心，孰非酷吏之流毒哉？’好像一夜之间，商人就要全都破产了一般。
而且老百姓也不站在官府一边，这个年代商人的主流形象，还是疏财好义的儒商模样，他们用极小部分的钱修桥铺路，赈济灾民，就让老百姓念念不忘他们的好……这在后来的轩然大波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因为百姓还远未到觉醒的时刻，对于直接剥削他们的地主乡绅尚且奉为神明，诚心拥护。更不要说剥削手段更隐蔽的商人了……
在这种环境中，官府想不付钱就驱使商人，是万万不可能的。
于是官员们一直想方设法的增加银钱收入。正统元年，东南七省的田赋改折白银纳税，正是代表了官府的这种欲望与政策的变化。不久，田赋外的所有税收，都逐渐以银代物。直到一条鞭法问世，彻底的取消了实物税，只向百姓征收银钱。官府的仓库里，不再堆满了五花八门的实物，取而代之的是白花花的银两。官员们终于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品种更加齐全，数量更加丰富的商品了。
然而官府直接派人去市场，采买名色繁多的货物，显然是极不便利，也不合适的……对于口不言利的士大夫们来说，要跟小民百姓讨价还价，实在是有失身份，也没那个耐心。于是另一种被广为采用的形式出现了，那就是招商买办，即是在官府采买与市场供应之间寻找中间人，官府只与中间人联系，一应所需物资，都由中间人采购并运送到指定地点。这种中间人便被称为‘买办’，一般都是资财富厚的大商人，采买的范围更是林林总总、包罗万象，从粮食到被服、从笔墨到木炭，只要是官府所需，尽数可以拿来招商。
中标的买办商人，可以得到一张由户部签发的保证票，在将指定物资运至指定地点后凭票兑现。然而官府的信誉早已破产多时，商人们担心完成差事后会一无所获，因此在官府的招徕下踯躅不前。他们提出，希望官府能将钱先行存入汇联号或日昇隆，如果答应的话，他们可以同样存入一笔保证金。到时候完成差事，凭票提钱。若是逾期，甘愿受罚。
财政权上收之后，地方官府固然从繁重的收解任务中解脱出来，然而从中揩油的机会也失去了，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措施，引起地方官的强烈抵触，简直是一定的。就算有考成法这座大山压着，官员们也是要造反的。
这就是沈默明知道有火耗的存在，却不做任何规定的原因。对于这种无横征之名，却有暗中渔利之实的办法，自然比‘淋尖踢斛’之类又费力又被戳脊梁，还得和奸商联手倒卖的法子，要文雅简便的多了，自然大合官员们的胃口。
有了火耗喂着，府县一级的官吏自然心满意足。但对于封疆大吏们来说，他们从来用不着自己去踢斛卖粮食，自然有小得们孝敬真金白银，所以火不火耗，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在乎的，是随着财政权上收，手中权力的缩水。尤其对于那些富裕的省份，原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用看户部的脸色。户部反过来还得求着他们，请诸位大爷行行好，多给两个大钱周转周转。
现在一旦财权上缴，就成了他们求爷爷告奶奶，户部的孙子变成大爷了，你想各省督抚能愿意么？
沈默为他们准备了另一份大礼，那就是行政权的下放。简单说来有三点，一、将总督巡抚改为地方官，第二，重设地方行政架构，第三，将一部分任免权下放。这对各省督抚来说，实在是太合胃口了……沈阁老不愧是大家的贴心人，太知道俺们的需要了。
虽然在常人看来，一省的最高首长，就是总督巡抚，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履行着一省首长的职责。然而打开一份《大明职官录》，你会发现地方官员的架构中，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才是最高长官，根本没有巡抚、也没有总督的影子。
这是因为太祖皇帝为了防止臣子专权，在中央废除了宰相，析中书省之政归於六部。在地方上，亦废各行中书省，把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置承宣布政使司掌一省之政事，置按察使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置都指挥使司，负责一省军事。三者互不相属。互相制约，以免地方权重之弊。但就像中央离不开宰相统领，后来出现内阁一样，地方上三司互相掣肘，遇事难决，才有了巡抚和总督的出现。
巡抚、总督，是两个动词，区别于‘尚书’、‘布政使’之类的名词性官名，显然有临时差遣的意思。巡抚的意思是，巡视地方、抚治军民，凡有大灾民乱，需要统合全省力量的力量平定时，国家便会遣使巡抚地方，事毕则罢，故无定员，更无专职。但后来各省的事情越来越多，前一个巡抚还没回去，后一个又来了，如此一来，巡抚间的权限又重叠了。宣德五年，第一批常任巡抚诞生了，一代名臣于谦，便在其列。
总督的出现要稍晚，因为巡抚渐渐偏向民政，而且各种起义叛乱也不会理会省界，往往在数省之间流窜。各省之间难免推诿扯皮，无法齐心协力，便有了总督数省军务的差事出现，同样是因事乃设，事毕即罢。然而对于湖广、两广、贵州、四川、蓟辽、三边、宣大这些边地，战乱是常态化的，常任总督也就应需而现了。
第八八五章 大婚（下）
总督巡抚虽然常驻地方，然而本身并无品级，多是以朝廷佥都御史或者兵部侍郎的官衔出任巡抚，以都御史或兵部尚书衔出任总督。入则为朝廷尊官，出则奉敕行事，为一方军政之首，可谓是举足轻重，然而这种中央不是中央，地方不算地方的尴尬身份，还是为各位督抚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首先，地方行政架构仍然是原先的。都指挥使因为是武职，已经靠边站了，所以各省的行政机关，是以布政使和按察使为首，两位大僚开府见衙，都有各自的一套佐属官员。如承宣布政使司，有从二品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三品左、右参政无定员，从四品左、右参政无定员……本朝并无散官，官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尤其是四品以上的高级官职更是缺货，所以‘无定员’的意思，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可以有很多名，一般每个布政使衙门里，都有十名以上的参政、参议协理政务。
这是高级官员，之下又设有照磨所、理问所、司狱司、杂造局、军器局、宝泉局、织染局等机构，且都有官职、定员。至于按察使司，规模要小一些，但性质是完全相同的。这很好理解，因为太祖设立这两个衙门，是为了让他们统领一省政务的，自然要将属官机构配置齐全了。
再看督抚帐下……不好意思，除了办理文书工作的书吏以外，并无任何佐属官员。为督抚办公的幕僚，并不是国家职官，乃是督抚私人聘用的。在这方面，连个知县都不如，好歹人家还有个县丞、主簿、典史，是国家给开工资的。
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最初总督、巡抚都是临时性质的差遣，不是官职，因此不会设有佐官。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怪现象……督抚是布政使、按察使的长官，而布政使、按察使却是省级官僚系统的长官，督抚若是越过他们，直接指挥下级官僚，便犯了‘越权’的官场大忌。
且布政使是从二品，按察使是正三品，而巡抚往往以佥都御史出任，官衔才是正四品，甚至一些总督也是以正三品兵部侍郎出任。名为上司，品级却不如下属，而且下属还领着庞大的官僚机构，不出幺蛾子才怪。
事实上，督抚政令难行，全省事权不一，各衙门推诿扯皮，对上司阳奉阴违的现象，在各省极为普遍。这不仅使督抚大员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调和阴阳，许多不擅长搞人际关系的，直接四面楚歌，不得伸展。然而一旦有大事发生，朝廷要追究责任，督抚又首当其冲，下面人反而无事。这种吃不着羊肉还惹一身骚的郁闷日子，是每个督抚都不愿意继续下去的……跟这个比起来，区区财政权上收，简直是毛毛雨了，毕竟那是跟户部扯皮，不管输赢，无非就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至少在省里还可以穷横穷横的。
所以对行政权下放，地方督抚是一万个赞成的，有他们压着，布政使、按察使们也没招，只能暗中联络同党，在朝中给新政点眼药。便有官员上书说：‘按照新政，总督治兵事，巡抚理民事，巡抚例归总督节制。督抚同省，本以相互牵制，然权利穿插堆叠，权非难分，矛盾在所难免。因此为消除事权不一一说，实为无稽。’
又言道：‘一省之中主大政者二人，志不齐，权不一，其势不得不出于争。若督抚二人皆不肖，则相互容隐以便私图；若一贤一不肖，必势不两立致成水火；即便二人皆贤，亦或意见不同，性格不合，因此不能相安者，虽贤者难免。’
更有甚者直接否定道：‘祖宗撤行省、设三司，为防臣子权重难治。今复行省，设督抚治三司，大违祖宗之法，使臣子权重难治！实乃亡国之举！请立废此法，今后有再敢言复立者，满门抄斩！’
沈默明知道这不是他们反对的真正原因，却依然要打起精神，命人逐条反驳道：‘督抚同省，只有边地疆界，因其以军事第一，才使总督节制巡抚。其他省份，总督只管军事，平时不得干涉地方政务。军政泾渭分明，何谈权非难分？’
‘言两人主大政，其势不得不争者，殊为可笑。彼一人独揽大权者善，还是两人分权者善？’
‘至于祖宗之法，分三司乃祖宗之法，设督抚亦是祖宗之法，是以世易时移，不得不变原法设新法。况且今天下财权已收归太仓，总督得其兵而不得钱粮，巡抚掌民政而无兵权，焉有作乱之可能？’
像这种没营养的口水仗，从来没有断过，然而新政顺利通过廷推，并得到督抚的大力贯彻，几年下来已是大势所趋、无可更改了。
政治上了轨道，经济上也蒸蒸日上。根据万历五年底的统计，太仓存粮足以支取二十年，太仆寺积金八百余万两，都是当年仁宣之治也没达到的高度。这当然有沈默的功劳，但更要的是高拱打下的好底子，以及张居正这些年的浴血拼杀。
除此之外，北边国防也处于黄金岁月。俺答已经挂了，他的儿子们一面争权夺利，一面争相向朝廷献媚。土蛮虽然没有屈服，但在李成梁和戚继光的打击下不断溃败，已经远离了京畿许多年。内阁里面，张居正只专注财税改革，对其余的事情一言不发，张四维等人各司其职，都不敢挑战首辅的权威。几年来，安静到没有一点波浪，更是嘉靖、隆庆以来没有的现象。
跟这些令人舒心的事情比起来，那点持续不断的口水仗，简直就像枯燥生活的调剂一样，那么无足轻重。
然而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春天，一桩桩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在预示着平静的日子似乎已经到头了，首辅大人烦恼的日子来临了……
首先是，皇帝大婚的问题来临了。这一年皇帝十六岁，按周岁说，才十五岁。然而他的母亲李太后，在前一年，便已经替他定下一名祖籍余姚，生在京师一个小官吏家庭的女子，名叫王喜姐的作为皇后人选，并且希望在万历五年就举行大婚。
然而内阁以为，皇帝在万历五年才只有十五岁，新娘也只有十四岁，为免太早，恐伤圣体。这个理由冠冕堂皇，因为传统认为，男子十六岁才发育成人，在这个年龄之前行房，会有损精元。在内阁的坚持下，皇太后退步了，然而她实在等不及了，要求今年皇帝一过完生日，就举行大婚。这次内阁也无话可说了，只好命钦天监选定吉日，最后定在了今年三月。
李太后之所以如此坚持皇帝早日大婚，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来说，男子结婚就意味着是一个成年人了，皇帝成年就意味着可以履行自己的责任了，顾命大臣的使命也就到头了，应该还政于君了！
对于这一点，李太后都看得明白，更不要说朝野上下了，因此从去岁开始，便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内阁在天子大婚后还政，在所有人看来，这是必然的……虽然这些年来，朝廷的小事由内阁六部各衙门解决，大事由廷推已定，可以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