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新的分配方案中，宝鼎一如既往，强调“以民为本”，这个民是指庶民，包括社会地位很低的商贾。统一后，要“与民休养”，这是安抚子民，赢得民心的唯一办法。以“与民休养”为原则，大秦的赋税、律法、土地、工商、农耕等等与子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制度都要做出修改，比如减免赋税，废除“连坐”原则和残酷的肉刑，土地有限度的私有化，农商并重等等。
庶民在新的分配方案中受益之后，接下来就轮到“士”了，也就是贵族的利益分配，这是最难的一部分，也是宝鼎最没有把握的一部分。
之所以没有把握，关键就在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如何调整，这不仅仅关系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瓜分，更关系到君王和贵族之间的利益分配。
如果以高度中央集权为基础，那么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就是垂直控制，归结到制度上就是中央领导下的郡县制。但考虑到实际情况，统一之初六国之民对大秦的抵制和反抗，再加上疆域辽阔，中央和遥远郡县之间交通不便，讯息传递困难，中央若想牢牢控制这些郡县难度太大。中央如果不能牢牢控制这些郡县，那如何保障这些郡县始终如一的遵从中央的命令，维护中央的统治？
宝鼎拿出的对策就是分封和郡县并行制度。在咸阳可控地区实施郡县制，在咸阳难以控制之地实施封国制。
封国就是分封诸侯，但自战国以来，各国变革的重点就是遏制和断绝诸侯分封，于是就有了封君制度。封君制度的关键就是封君对自己的封地仅仅拥有“经济特权”，其他诸如军政财制度都要绝对遵从中央，也就是说，封地的权力归中央，封地的财富归封君。
封君制对诸侯国来说非常合适，毕竟诸侯国疆域有限，中央对这些地区可以实际控制，但中土统一后，未来的帝国疆域辽阔，封君的封地距离京城有几千里甚至万里之遥，中央实际上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所以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割据称霸等一系列可能危及到帝国安危的事情发生，中央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些地区实施封国制，以封国代替郡县。
之所以以封国代替郡县，其原因很多。诸侯争霸六百余年，今朝一统，中土人肯定需要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新帝国疆域辽阔，中土人从来没有统治过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从君主、中央到地方，同样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还有就是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实行的大都是分封和郡县并行制，这里面牵扯到观念思想、文化学术、历史渊源、制度建设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所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要有个平稳过度和稳步发展的过程。
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封君的权力有多大？封国的地位又如何？封国和郡县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如果“师古”，从周朝的制度，那封国就是诸侯国，诸侯国是中央的藩属，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拥有所有的权力，由此必将重演春秋战国诸侯称霸之祸，这是历史的倒退，秦王政不会答应，大秦法家大臣们也绝不会接受。
宝鼎借鉴后世历史经验，把封君制和藩镇制相结合，提出封国地位与郡县相等，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封君在封国内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封君府的事务由“相”主掌，封国的行政权则由“太守”主掌，守、相不可以兼任，以便互相牵制。边陲封国有戍守疆土之责，所以边陲封国的防务由镇戍军主掌。
这个修改后的封君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封君、守、相和镇戍将军的职责，把封君之权、行政权和军权划分得更为清晰，由此彻底断绝了地方势力割据称霸之祸。当然，制度归制度，制度要靠人去执行，假如执行的人野心勃勃，公然对抗律法，那这个制度也就形同虚设。
所以，宝鼎在新的封君制度里增加了至关重要的一条，非嬴姓宗室，不得封君。这个嬴姓宗室，在宝鼎的方案里就是秦王政的子嗣，帝国统一之初，儿子翅膀没有长硬，总不会造老子的反。退一步说，即便封君造反，那也是老嬴家内部之争，不管最后哪一方赢了，帝国还是老嬴家的江山，不至于引发改朝换代的大浩劫。
宝鼎最后提到了削藩。从历史经验来看，未雨绸缪有好处，尤其在律法上把削藩一事确定下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君王和中枢，告诫封君和功臣，分封和郡县并行制是暂时的，是为了稳定这个新兴的庞大帝国，一旦帝国稳定了，国力强大了，民众安居乐业了，那么帝国的制度必然要过度到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分封制必将退出历史。
此策一出，宝鼎算是彻底断绝了宗室功臣们分封诸侯的念头。
既然分封诸侯这块大肥肉吃不到了，那等于君王首先在权力和财富分配中拿到了最大的利益，接下来，用什么分配方案才能满足贵族们的利益？
宝鼎只能妥协，他必然要走上维护贵族利益之路，从爵位的继承到财富的保护，以权力的继承和财富的增加来换取贵族们对帝国的忠诚。也就是说，无论是传承至今的老贵族，还是新兴的军功贵族，他们都将一代代延续下去，最终形成庞大的豪门世家，形成实力强悍的门阀。
宝鼎痛恨门阀政治，门阀政治的兴起不但削弱了中央集权，也给中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就目前的条件来说，宝鼎为了帝国的强盛只能加快中央集权的速度，但为了中央集权不至于走向极端，他又不得不竭尽全力维护贵族们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所以，他明知这种制度会在未来造成世家政治，门阀政治，最终会严重削弱中央集权，但也只能这样走下去。
然后就是确保寒门军功贵族的利益。
后世从隋唐开始，以科举制度来大力拓展寒门士人的权力和财富，继而打击世家，扼杀门阀，确保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可惜的是，科举制度的推行需要太多的条件，而这个时代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即使实施官学和私学并行发展的制度，寒门士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尤其在中土和平的大背景下，他们想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分配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可以说是绝无可能。
宝鼎所能做的，也就是在当前条件下，最大程度地保证寒门士人的利益，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让他们中的优秀者能够进入贵族行列，也能在权利和财富分配中获得一份收益。
宝鼎把这份斡旋方案以私人书信的方式，同时写给了秦王政、两位丞相，上将军王翦和昌平君，以及驷车庶长，太尉和御史，还有就是公子扶苏，征询他们的意见。
第325章 退一步
为武安君白起昭雪沉冤，确立公子扶苏的储君地位，这都是秦王政可以做出的妥协，可以缓和他与老秦人、楚系之间的激烈矛盾，但无论是老秦人还是楚系，他们最终目的不是为武安君翻案，也不是把公子扶苏推上储君之位，而是要最大程度地攫取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这才是这场风暴愈演愈烈的真正缘由，而这是秦王政所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也是宝鼎在斡旋方案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宝鼎的方案给了那些抱着分封功臣想法的人以迎头一击。不要说功臣了，就连普通宗室都没有分封的资格，唯独有分封资格的就是君王之子，但君王之子的分封也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分封诸侯，其在封国的统治权不过是象征意义，而且还有“削藩”这把高悬的律法宝剑，这把宝剑一旦落下，封国取消，分封的王子们就连那点象征意义的统治权都将烟消云散。
或许有人抱有幻想，认为“削藩”并没有想像的容易，但封国的权力被瓜分，守、相和镇戍将军互为牵制，尤其镇戍军被中央牢牢控制，一旦时机合适，只要君王一声令下，镇戍军就能把试图割据称霸的封君彻底消灭。镇戍将军独揽封国军权才是这一制度最为强悍的地方，而镇戍将军的频繁调动又确保了中央对封国军权的掌控，由此遏制了封君对权力的侵占和保证了“削藩”对封君的威胁。
统一后的帝国实行中央领导下的封国和郡县并行制，而王子们分封诸国，确保了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确保了中央对庞大疆土的实际控制，所以此策实际受益者是秦王政，是中央，是未来的帝国。
正因为帝国的未来获得了坚实的保障，那么贵族们的利益也因此得到了保障，虽然从短期利益来看，贵族们尤其那些功臣们并没有从统一中获得最大收益，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家族可以获得世世代代的荣华富贵，可以世世代代分享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相比“暴富”之后带来的各种风险，贵族们应该更愿意接受这种“细水长流”式的没有任何风险的分享权力和财富的方式。
唯一在这场对未来帝国权力和财富分配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的就是寒门士人阶层，虽然通向权力和财富的大门依旧是打开的，甚至比过去更大了，但因为中土的统一，大争之世的结束，依靠军功而获得权力和财富的路基本上被断绝，寒门士人若想跻身权力的高层甚至巅峰，就必须另谋他路，而依附权贵成为其门下的门生故旧显然是最好的途径。
当年商鞅变法，二十等军功爵重新分配了大秦的权力和财富，造就了一批批军功贵族，增强了大秦的国力，帮助大秦统一了中土，但随着中土的统一，时代变了，形势变了，二十等军功爵的历史使命也基本结束了，昔日曾经造就了一批批军功贵族和帮助大秦统一中土的强大动力之源就此走向枯竭。
代表新兴力量的寒门军功贵族在大秦统一中土的过程中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最后摘“桃子”的却是豪门世家贵族，这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无奈。
历史总是在前进，事物总是在发展，适应新时代的新国策终究要代替旧国策，否则帝国何以发展，何以生存？
始皇帝和追随他的一批寒门军功贵族没有在帝国统一后及时调整国策，更没有让同样在统一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豪门世家贵族分享权力和财富，结果当一波*惊涛骇浪凶猛地冲击着新兴帝国脆弱身躯的时候，帝国支撑不住，最终轰然崩裂。
当然，假如宝鼎的变革策略得以实现，那么帝国诞生之后，寒门士人还是会想方设法攫取权力和财富，而君王和中央也会利用这股新兴力量对抗豪门世家对权力和财富的掠夺，所以斗争会一直持续下去，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方案是难以改变了，因为这套方案符合君王的利益，有利于中央集权。
历史上始皇帝毕其功于一役，在不具备中央集权的条件下强行集权，就像以筑坝来抵御洪水一样，结果帝国各方面的矛盾全部爆发，导致坝毁国亡。
现在宝鼎以“疏”代“堵”，虽然走得也是中央集权之路，但他先创造集权的条件，先让君王、贵族和庶民，让中央和地方都能从统一中获利，以便最大程度地缓和各方面的矛盾，以“疏”带“堵”，等到条件具备了，再一步步集权于中央。
然而，其中的难度远远超过了宝鼎的想像。人性贪婪，无论是君王还是贵族，包括庶民，大家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现实远比理想要千万倍的残酷。
秦王政对这份斡旋方案充满了愤怒。
给武安君昭雪沉冤，正是宝鼎和老秦人一直为之努力的事。在宝鼎看来，此策可以让秦王政和老秦人重建信任，但在秦王政的眼里，当初正是因为武安君和老秦人对王权的挑战，才导致昭襄王失去了退路，不得不以大秦国力的损失来对抗老秦人对王权的**。
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武安君就是该死，老秦人就是该禁。这些年，他已经对老秦人做了让步，甚至让老秦人重新崛起，但老秦人太贪婪了，不但控制军队，制约他的权力，还在他今日陷入危机之刻，落井下石，背后下刀子。这就是忘恩负义，这就是背叛，这就是对他的**，他岂能忍耐？岂能退让？如果退让了，他这个大王的权威何在？他这个大王还能控制军队吗？
关于立储，他可以接受，但关于国策变革，尤其是宝鼎拿出来的中央领导下的封国和郡县并行制，他认为这就是宝鼎设下的陷阱，一个为大肆分封诸侯而设下的陷阱，假如自己上当了，接下来面临的必将是功臣们如同排山倒海一般的胁迫。
分封王子，不分封功臣，这可能吗？想想当年的武安君，以邯郸战败胁迫昭襄王。武安君一死，老秦人更是兵败如山倒，丢失大片大片的疆域，试图以此来继续胁迫昭襄王。昭襄王决不屈服，虽然最后被迫罢黜了范睢，但前期战果却因此付诸东流，统一大业更是就此中止。
这就是血淋淋的例子。秦王政不敢想像，假如自己屈服了，结果是什么？可以肯定要大量分封功臣，否则根本无法满足这些人的贪婪。
秦王政不假思索地否决了国策变革中最核心的部分，事实上也就否决了宝鼎全部的变革思路。
秦王政不相信自己的臣僚，老秦人和楚系同样不相信自己的大王。
秦王政亲政以来，风暴不断，各方势力都在不同的风暴中遭受到了不同的打击，所以君臣之间，各势力之间，几乎没有信任可言。
在老秦人和楚系看来，即使秦王政同意为武安君正名，确立公子扶苏的储君地位，但在国策的变革上，秦王政不会采纳宝鼎的建议，相反，他会最大程度地掠夺豪门贵族的权力和财富，只有这样，秦王政才能迅速集权于一身，才能把财富置于国库之中，才能实现他的“法治”之下的“大一统”理想。
如果按照宝鼎的国策变革来实施，豪门贵族在中土统一之后，肯定会被大量地赶出朝堂，代替他们的正是寒门军功贵族，这些关东人矢志追随秦王政，忠实执行着中央集权之策，他们将举起屠刀，在秦王政的默许下，肆意杀戮豪门贵族，把这些阻碍中央集权，阻碍帝国“强大”的势力统统赶尽杀绝。
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国策变革的核心不是封国郡县并行制，而是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中彻底取消寒门贵族的分享资格，废除二十等军功爵，彻底断绝寒门军功贵族崛起之路，从而砍断秦王政的左膀右臂，改变他的治国思路，让他幡然醒悟，让他认识到谁才是王国真正的敌人。
秦王政等人纷纷回信，从各自的立场就宝鼎的斡旋方案逐一进行驳斥和提出不同的见解。
宝鼎虽然预料到斡旋的难度，但各方的激烈反应，尤其是秦王政的全盘否决还是出乎他的预料，让他一时间茫然无措。
他想到了历史。历史上秦王政主政期间风暴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风暴都打倒了一批人，最终朝堂上除了他所亲信的蒙氏、冯氏等部分关东人以外，就连丞相隗状十有八九都是摆设。秦王政既然集权于内廷，隗状所在的外廷权力当然有限。
由此可以推测，秦王政集权之下的咸阳朝堂上埋藏了多少矛盾，从“焚书坑儒”这两个政治事件中可以看到，大秦还是有一帮人在反抗秦王政的过度集权，而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可能是丞相隗状，但反抗的力量过于薄弱了，新兴的军功贵族利益集团牢牢把持了朝政，君臣齐心协力，不顾一切地驱赶着这驾高度中央集权的马车义无反顾地冲进了死亡的深渊。
宝鼎沉思良久，拿起朱笔在案几上的黄纸上写下了两行字，一行是豪门贵族，一行是军功贵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协调，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历史上秦王政是军功贵族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