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治和仁政出发，关东士人还认为帝国应该废弃和修改一些残酷律法，比如连坐制。律法宽松了，对普通的“民”固然有利，但对贵族阶层的“民”更是有利，这无疑会大大助长贵族阶层对帝国权力和财富的疯狂掠夺。
士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饭碗，也就是诸子百家的学术继承和发展。
大秦“法治”的理论基础是法家的学术思想，这一思想在咸阳稳定整个中土后，必然要开始巩固和加强，也就是要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而广之。帝国的官学肯定是法家学术，而帝国的选官制度首重法家弟子，这导致帝国以研习除法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学术的私学遭到遏制和打击，这等于打碎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所以关东士人同声谏言，要求帝国进一步支持私学，推行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并修改选官制度以便把这一策略落到实处。
私学的过度发展，固然可以推进中土学术文化的发展，但无助于推进中土文化的统一，更重要的是，私学发展了，其弟子门生多了，必然会推进地方势力的发展，尤其是选官制度的变革假如向私学倾斜，不但会阻碍中央集权制的推行，损害到尊奉法家学术的官僚也就是大秦官僚集团的利益，同时还会进一步壮大地方势力。
如此关系到帝国存亡的核心问题，太子扶苏不但参与了讨论，竟然还发出了有倾向性的言论。
太子扶苏支持“仁政”理念，认为大秦的刑律的确过于严酷，应该修改，应该适当参考关东诸国的刑律，以便让关东人尽快适应和接受大秦的刑律。太子扶苏也坚持“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认为关东地区的私学应该进一步发展，而大秦的选官制度也要考虑到中土的实际情况，不能单纯的以法家学术做为选官的基本条件，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广募天下贤良。
太子这种有倾向性的言论当然会第一时间传到咸阳宫，而关东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把太子的这种言论迅速传播开来。很快，太子扶苏便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太子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行事风格，也有自己的势力，在某个适当的时机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也是合情合理的事，但他在东巡过程中，在关东那个地方势力极其强大之处，发表一些与中央政策相冲突的言论，就极度不合适了。
太子是中了某些人的jiān计，还是故意而为之？
宝鼎苦叹无语。他在京的时候考虑到自己的敏感身份，与扶苏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更不要说像过去那样促膝而谈了，但只要有见面的机会，他还是嘱咐扶苏要“低调”，要忍耐，要保持与始皇帝的密切关系，在国事上更要与始皇帝保持一致，然而，扶苏终究是长大了，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懂少年了，对他的嘱咐也是置若罔闻了。
太子与皇帝发生矛盾，对帝国政局的影响可想而知，这是宝鼎一直试图避免的事，以便让帝国平稳度过这几年的恢复时间。如果始皇帝的命运没有发生改变，他就剩下七年的寿命了。七年后，太子登基，不出意外的话，国内局势要发生剧烈动荡，所以，帝国能否在这短短七年内积累一定的财富，帝国中央财政能否摆脱危机，直接关系到帝国能否在七年后稳固大秦本土，继而以雷霆之力戡定叛乱，稳定中土局势。
可惜，宝鼎的梦想破灭了。
他低估了关东地方势力抗衡中央的决心和勇气，也错误地估计了太子扶苏在当前急剧发展的政局中可能会发挥的作用。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扶苏低调做太子，小心翼翼的shì奉始皇帝，耐心的熬过这短暂的几年，那么自己就能掌控中土局势的发展，就能在帝国最危机的关头力挽狂澜。
“集权”和“分封”这对矛盾深入到帝国的血液和骨髓，做为帝国储君的扶苏，怎么可能会逃脱这对矛盾的“追杀”？
宝鼎不知道接下来的政局如何发展，所以他不敢离开北军大行辕，他必须待在离石，时刻关注咸阳的动静，随时拿出对策来平息可能出现的政治风暴。
历史上扶苏深陷于“焚书”和“坑儒”两大重案，与始皇帝发生了尖锐矛盾，最终被赶出了咸阳，也影响到了帝国的命运。
难道历史要重演？难道即便把扶苏推上太子之位，也无法阻止父子之间的冲突，最终扶苏还是被赶出了咸阳？难道我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甚至还激化了矛盾，加快了帝国的崩溃？
宝鼎日夜苦思，内心饱受煎熬，身体更是疲惫不堪。
公孙贤向宝鼎进言，请他慎重考虑大月氏王紫苏的邀请。
“近期内，我肯定不能离开大行辕。”宝鼎沉思良久后说道，“你代我跑一趟河西，面见大月氏王，据实相告。未来五年，我会竭尽所能给他以帮助，让他拖住匈奴人，消耗匈奴人。五年后，我出塞攻击，给匈奴人以重创，彻底解决匈奴之祸。”
公孙贤迟疑了片刻，问道，“如果大月氏王一定要见你，一定要亲耳听到你的承诺呢？”
“今冬明初，我或许有时间赶赴陇西。”宝鼎犹豫了很久，还是给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答复。
第453章 关东士人的愤怒
初秋，太子扶苏回京，东巡结束。
太子扶苏在廷议上向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详细禀奏了东巡经过，述说了关东局势以及关东士人对大秦国策所提出来的变革意见，具体阐述了“仁政”理念和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诸多关系到中土文化统一和由此延伸出来的相关利益等一揽子建议。
“仁政”的本质是“法治”和“礼治”的冲突，是“以法治国”和“以礼治国”这两种治国理念的冲突，表面上它牵涉到大秦“严刑峻法”这一基本国策的变革，但实际上它直接关系到了社会各阶层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最终还要归结到“集权”和“分封”这一本源矛盾上。
诸子百家要“百花齐放”，但中土文化又必须统一，而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显然与中土文化统一是相矛盾的，所以这一学术发展策略实质上是中土两种治国理念的激烈冲突的延伸。
“礼”、“法”之间的融合是表像，代表这两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的贵族集团肯定要有一番殊死搏斗，互相妥协互相融合的条件目前并不具备。关东士人提出来的这一学术发展策略的目的实际上是想借助“文化统一“这杆“大旗”来包围和吞噬法家的学术思想。
始皇帝保持沉默。
中枢大臣们也保持沉默。
接下来政局如何变化，国策如何变革，谁也看不清。
太子在东巡过程中亲眼目睹到关东局势所面临的危机，亲耳聆听到关东人对这一危机的分析和建议，所以他的治国策略发生某些改变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这些改变无一不触及到了帝国国策的根本，由此导致始皇帝和太子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而矛盾和冲突会导致政局动荡，这对帝国的稳定和发展非常不利。
淳于越、伏生、叔孙通等关东博士却不甘沉默，他们联合上奏，旗帜鲜明地支持太子的奏议，恳请始皇帝和中枢加快变革的步伐，以便推动中土的稳定和发展。
始皇帝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始皇帝下诏，印制《韩非子》，把大秦的“法治”、“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传播于天下。
左丞相李斯主持此事，奉常、少府协助。
按照始皇帝的要求，《韩非子》一书要普及到所有的郡县乡亭，凡大小学府一律研习《韩非子》，凡中土士子入仕必须精通法家学术，以《韩非子》做为最基本的考核内容。
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集政治理念、学术思想、文化统一、文字统一、新技术等等于一身，对帝国的未来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因为造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不成熟，赵高和大秦的能工巧匠们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但第一批印制出来的书籍还是远远达不到传播的要求，不过做为一种新生事务，它还是在咸阳引起了轰动。文武百官们对这种完全颠覆了他们认知的制书方式充满了好奇，兴趣非常浓厚，反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韩非子》这部书本身所蕴涵的重大意义。
始皇帝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韩非子》在京城的传播，所以他在征询了李斯、赵高等大臣的意见后，断然决定放弃印刷纸制书籍，转而把已经印刷出来的《韩非子》送达天下郡国，由这些郡国组织人力日夜刻制竹简，然后送达所属诸县，再由诸县刻制竹简送达乡亭。
与此同时，始皇帝下诏，向天下郡县派出御史，全程监督，凡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完成任务者，就地革职，如有故意拖延或抗令者，严惩不贷。
始皇帝的态度非常明确，坚持“法治”，坚持“大一统”基础上的“中央集权”。
始皇帝下诏推广的不过是一本代表法家学术思想的著作而已，但它的影响力太大了。
法家学术做为官学得到了天下士人的承认，但它现在竟然成了天下士人入仕的基本条件，那就等于严重打击了私学，打击了除法家学术之外的其他诸子学术，断绝了研习其他诸子学术的士人主要是关东地区士人的“饭碗”，更严重的是，它将断绝其他诸子学术的传承。
关东士人的入仕之路没有了，他们世代传承的学术要衰败乃至灭绝，他们必然要反抗。
始皇帝的这一策略也可以说是统一中土文化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简单快捷，虽然是以灭绝其他诸子学术做为代价，但相比用保存和融合其他诸子学术的办法来逐步实现文化的统一，它具有时间上的优势。
此策实际上也是对“分封”贵族集团的一种打击，如果此策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的话，“分封”贵族集团也就失去了“分封诸侯”的学术思想上的支持。可以想像，随着时间的流逝，等到中土官僚集团都是法家子弟，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都信奉“大一统”和“中央集权”，那“分封”贵族集团还能实现自己“裂土封侯”的梦想吗？
“分封”贵族集团首先是大秦的官僚集团。从这个集团的利益出发，他们当然反对关东士人加入到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之中。但“分封”贵族集团又妄图分封诸侯，妄图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最大的一块利益，所以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逐渐把自己从大秦的以坚持“法治”思想为主的官僚集团中分裂了出来，他们试图借助关东博士集团和关东本土地方势力来抗衡中央。
从有利于推进“分封”的目的出发，以右丞相隗状为首的在京豪门权贵和以吴王公子高、齐王公子骧为首的地方势力纷纷上奏，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支持太子，支持关东博士集团，但也建议始皇帝和中枢考虑到当前的局势和关东地区的实际情况，行“仁义”之举修改严酷刑律，拓宽选才渠道以保全私学，延续除法家之外的诸子学术的传承。
始皇帝三十一年深秋，大秦迎来了实施休养生息之策的第二个丰收年。
“上计”开始，各郡国使者赶赴咸阳。经过初步统计，因为全国连续两年大丰收，而北疆镇戍今年的支出大幅削减，中央财政以最快的速度“触底反弹”。乐观估计的话，只要下一年度风调雨顺再获丰收，中央财政就能摆脱危机，迅速增长。
风调雨顺固然重要，而国内外局势的稳定则更是至关重要。
始皇帝书告武烈王公子宝鼎，授权他与匈奴人展开进一步的议和谈判。虽然双方结盟的阻力太大，但始皇帝认为，宝鼎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以北军统率部的名义，与匈奴人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官方贸易，一方面赢得更长久的边境和平，一方面尽快挑起匈奴人和大月氏、东胡之间的战争，另外也可以利用这种贸易获得更多的战马，增强北军远征的能力，为几年后的北伐做好准备。
因为中央财政状况得到改善，未来一年的预期也非常乐观，所以中枢不少大臣建议重新开始直道的修筑，同时考虑到咸阳宫太小，更多的大臣建议在渭南上林苑中修建一座宏伟的新皇宫。还有就是始皇帝的骊山寝陵已经停修数年，也应该继续修筑了。
始皇帝有所心动，征询宝鼎的意见。
宝鼎毫不犹豫，断然阻谏，而且言辞非常犀利。
直道的主要工程量集中在子午岭和白于山，削山填谷，耗费惊人。前期在子午岭段的修筑之所以缓慢，就是因为其工程量超过了原先的估算。新皇宫和骊山陵也是庞大工程，保守估计仅仅所需征发的民夫就多达百万以上。百万人的建设大军，需要耗费多少财政？
现阶段帝国的国策就是“与民休养、轻赋薄徭”，就是要集中力量恢复国力，任何损耗国力的土木工程，不管是不是急需或者必要，一律（禁）止。凡违令者，等同于谋反叛国，杀无赦。
中央财政摆脱危机，持续增长，并形成良（性）循环，是确保帝国稳定和中央权威的基础。没有充足的财政，中央拿什么戍边？拿什么供养军队？没有军队，中央拿什么保证帝国的稳定，保证老嬴家对中土的统治？
宝鼎随后再上一道奏章，他在奏章中严厉警告文武百官，北疆镇戍关系到中土的存亡，南北战争迫在眉睫，中央财政在改善之后都要投到这场战争之中，谁敢打中央财政的主意，谁敢置北疆危机于不顾，那他就是大秦的敌人，十恶不赦，人人得而诛之。
此奏一出，咸阳震惊，所有关于大兴土木的呼声瞬间消失。
严冬来临。
宝鼎看到咸阳政局平稳，随即决定西巡，与大月氏王紫苏会晤。
就在这个时候，关东出事了。
《韩非子》在全国郡县刻制，凡帝国官僚都要研习，各级学府都要教授，但现实情况是，大秦本土郡县基本上能严格执行，而在关东地区却遭遇到了巨大困难和阻力。
秦人官僚毕竟有限，即便以武将领文职，也一样严重不足。治理一个郡县需要真本事，仅靠认识几个大字远远不够，再加上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实际情况，所以关东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各级府署中，大量征募关东士人充任掾属。
法家大贤和法家学术在关东诸侯国中的变法中曾经辉煌一时，但因为关东各国的变法先后失败，所以法家学术必然衰落，唯有在变法成功的秦国大放异彩。关东士人研习法家学术者寥寥可数，这导致咸阳的这一命令在关东地区根本无法执行。
难道把这些不是研习法学的掾吏统统赶走？当然不能驱赶，就靠这些人做事了，再说秦人的地方军政官长还要靠他们来培植和发展地方势力。既然这些人不能驱赶，要继续留用，那地方的军政官长如何执行咸阳的这一命令？
这些人根本不会研习法家学术，即便在强制情况下不得不学，也是一目十行，敷衍了事。不过考虑到他们自己的“饭碗”，他们尚不至于与官长们直接对抗，但地方的名士大贤不能不反抗，这关系到他们的生存，自身的生存和学术思想的生存。
按照咸阳的命令，中土的士子若想进入仕途，就必须研习法家学术，入仕考试的基础就是法学，而官僚的考核还是法学。学而优则仕，否则刻苦学习干什么？所以中土的士子只能去研习法学。
如此一来，其他诸子百家怎么办？没有士子研习，这些学术思想岂不失传？
第一个跳出来反抗的就是儒学，就是鲁国故地的孔氏世家，就是山东大贤孔鲋（fu）和他的数百名弟子。大秦博士之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