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遍及各地都市的街头巷尾。
在徐州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听见过“炕鸡嘞嗨——炕鸡哎”！的吆喝；“刮子篦子——刮子篦子”！的吆喝，经指点原是常州人在叫卖梳子篦子；还有早市上“大米小米豇绿豆，白面一勾五碰头的稀饭嘞——糖包豌豆包”！的吆喝声，秋冬夜色中远处传来的“里外青的萝卜嘞”！“烤白果嘞——白果”！的吆喝声，声声入耳。
不错，这种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抑扬顿挫生动风趣出自小商小贩之口的吆喝，确实走进了艺术殿堂，受到艺术家的青睐。
传统相声《卖估衣》里就有吆喝的活儿。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磨刀人也吆喝了一句：“磨剪子嘞——抢菜刀”！前文提到的吆喝大王前些年还为反映老北京的《城南旧事》、《四世同堂》等影视剧配过吆喝声，而十多年前有个小品中的吆喝“卖大米嘞——卖大米”！也着实火了一把。
沿街串巷的五行八作的贩夫走卒，将贩卖货物用曲艺清唱或口技形式吆喝出来，他们不愧为韵味十足的吆喝艺术家。
土家族奇特的偷俗
偷，历来是被视为可耻的卑劣行为，可是在鄂西一带的土家人聚居的吊脚楼里，至今仍保留着几种别开生面、饶有风趣的“偷俗”。这“偷俗”不仅不为土家人唾弃，而且还受土家人的赞赏并传为美谈。
土家族习俗较多：
偷梁树
土家人修建吊脚楼木房，正中堂屋脊上都要横搁一根大梁。梁上朝地一面中央绘着太极图。两头分别写着“荣华富贵金玉满堂”等吉祥词，画着“乾坤”日月卦。土家人很看重梁，说它寄托着今后的兴衰荣辱。
这根梁树却是要偷来的。修屋前，主人在附近人家的山头上悄悄相中粗壮苗条、枝桠繁茂的杉树，粗壮苗条表示子孙兴旺后人多，枝桠繁茂表示家大业正又久长。到了架梁的前一天夜里，主人请来几个强壮后生，择黄道吉时出门，到树前，先点燃三柱香，烧上一盒纸，再念几句祝词，用大斧砍倒后，抬起就走，中间不能歇气不能讲话，抬到主人家放到木马上由木匠加工成大梁。上梁时又有一套奇俗一番热闹。
第二天，树主看到树桩边的香灰纸灰，便知道自己的树被人偷去做了梁木，不气不恼十分高兴，因为这表示自家的山地风水好，出了人家喜欢的梁木。
偷南瓜
八月十五月亮圆时，吊脚楼里亲朋团聚，过着中秋节。待过半夜子时，几个人悄悄地嘀咕一阵后各自分开行走，轻手轻脚地走到东家瓜园，或进西家菜地，选那又大又圆的南瓜摘下一个，用红布包起就走。第二天，失瓜的主人看到新摘的瓜蒂，决不吵闹，一笑了之，心里还默默为偷瓜人祈祷：“老天保佑他来年有生！”
原来，偷摘的南瓜是送给没有生育的人家。
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对勤劳善良的夫妇老来无子。一个讨米的老太婆便给他一粒瓜子，种下后第一天牵藤，第二天开花，第三天就结了瓜。八月十五这天晚上，老两口把瓜摘下抬到屋里，那瓜突然裂开，从里面蹦出一个又肥又胖的儿子来。从此八月十五偷瓜的习俗（又叫摸秋）就这样流传了下来，不管有无生育，族人们都要偷摘一个别家的大南瓜送到亲人的床上。
偷饭碗
偷饭碗是土家族吊脚楼里奇特的婚俗之一。当娶亲的队伍来到新娘家，经过妙趣横生的“拦门”、“讨粑”等过场后，主人便热情设宴款待来人。午餐时，接亲者中间有几个“不识好歹”的人，互相把眼睛眨几眨，便把饭碗悄悄藏到胸口或掖下。到了男方家，“偷”者从身上取出“赃物”，大摇大摆走进厨房，乐滋滋等主人奖赏。主人也满脸高兴，按偷得的碗的数量，每只碗奖赏一大坨猪肉，偷碗者皆大欢喜。原来土家人称这偷来的碗为“衣禄碗”，偷得越多越好，表示新郎新娘今后生活富足，兴旺美好。
………【第一节 文学艺术】………
《诗经》
《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语言大胆而清丽，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先秦散文
“先秦”指的是秦统一之前的历史时期，包括原始、奴隶、封建社会初期三个阶段。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最初阶段，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1）最早产生的两种文学样式是原始诗歌和原始神话。二者均是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原始诗歌具有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原始神话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
（2）殷商甲骨卜辞、《周易》古经、殷商及西周铜器铭文，都是早期书面散文的萌芽。蕴涵着一定的文学因素。
（3）先秦散文的主要形式，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是在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历史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此外，《逸周书》也是一部类似《尚书》的史籍。孔子编着的《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都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二书体现了早期历史散文的特征。
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左传》是中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二书标志着历史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在语言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
第二阶段，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
第三阶段，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
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汉赋可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汉赋，在文学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唐诗
唐代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自由，中外交流频繁，国力强盛，呈现出一派兴盛的辉煌局面。自太祖开国，太宗承位，直至玄宗的100多年间，采取了开明的政治，使李唐社会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经济上也得到持续的发展，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促使了唐代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诗歌特别繁荣。唐代诗歌体裁多样，风格各异，他们的作品之多、题材之广、内容之丰、技巧之精，都是空前绝后的，流传于后世的诗歌就有4*00多首。唐代诗歌的繁荣造就了很多伟大的诗人，唐代的诗人特别多，他们有的被后人贴上了“标签”，成为“品牌”，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怪李贺等。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表达人生悲欢的；有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等等。
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在形式上有五言和七言、绝句和律诗。唐代还创造了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