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靳之天资聪慧，先后在英、法、德等国留学，毕业后受京都帝大学医学部邀请赴日本任教，并继续自己的专业研究。
“京都帝大学？”李维斯听到这里心中一动，“那不是伊藤健太的祖父，伊藤光曾经求学的地方吗？”
“你知道伊藤光？”伊登有些意外，点点头道，“伊藤光确实曾经是荣靳之的学生，他比荣靳之小几岁，两人名为师徒，其实情同兄弟。不过……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是非常脆弱的，尤其在民族大义面前。不久之后他们就因为立场不同而反目成仇，分道扬镳了。”
抗战爆发之后，荣靳之辞去日本医学院的职务，归国在北平一家医院任职。虽然他相貌温雅、性格慈和，但和所有荣家子弟一样，内心性烈如火、嫉恶如仇。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相继沦陷，他不顾院长劝阻只身前往东北，利用家族势力为抗日救国运动奔走，甚至背着父亲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亲赴前线为游击队筹集药品并担任军医。
荣家大少的头衔为他带来很多便利，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不久之后，荣靳之的大名便上了日伪军的搜捕名单。
转眼到了1939年，局势越来越严峻，抗日联军游击队遭受日军重创，荣靳之几次险些被捕。1941年，他在地下组织的掩护下从黑龙江转移至内蒙，由苏联红军运作从海拉尔出境避难，取道苏俄，数月之后辗转到达香港。
在抗日联军中荣靳之偶遇了自己留学时的一名学妹，两人在战火中暗生情愫，在组织的见证下结为夫妻。
彼时他的妻子刚刚怀孕，妊娠反应强烈因此无法和他一起逃难，只好在老乡的掩护下留在当地农村休养身体。荣靳之放心不下妻儿，到苏联之后托人传信向父亲求救，荣老太爷当机立断，以做生意为名亲自北上，动用无数资源将儿媳妇从黑龙江接回了广州。
1941年冬，荣靳之与身怀六甲的妻子隔水相望，一个在广州，一个在香港，憧憬着即将到来的重逢，憧憬着一家三口即将过上的幸福的生活。
他们谁也不知道，半年多前的那次分离，已是他们人生的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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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1938年广州大轰炸以后； 荣老太爷便将大半产业转移到了香港和海外，由二子、三子以及女儿打理。”
费城郊区的病房里，伊登坐在椅子中讲述着：“1941年； 他将荣靳之的妻子接回广州之后，本已联系好了香港那边英国教会开办的妇产医院； 想把她送去由自己的二儿媳和三儿媳共同照顾。但大少奶奶的身体太弱了，支撑着回到广州之后便差点流产； 荣老太爷怕舟车颠簸大小不保； 自己将来没法面对归家的儿子，便退掉了香港的病房，亲自与老妻留在广州陪产。”
长期颠沛流离的战地生活摧毁了大少奶奶的健康； 尤其在怀孕以后； 她整日担惊受怕，随公爹南归的路上几次昏厥； 每每梦到丈夫被押送刑场； 死在日军刺刀之下。
好在荣老太爷为人开明，对长子选择如此艰难的人生道路并不苛责，反而全力支持，对儿媳更是呵护有加。入冬之后，香港方面终于传来消息； 说荣靳之安全到港，只是因为广州已经沦陷，日军横行； 暂时不敢公开返家。
大少奶奶终于放下心来，荣老太爷也松了一口长气，他决定等儿媳生产之携全家一同赴港，与长子团聚。
然而厄运似乎总是伴随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族，1941年12月25日，噩耗传来，香港｜沦陷。
荣靳之的儿子呱呱坠地，迎接这个小婴儿的却是南国最寒冷的冬天。
荣家三个儿子陷在香港，商行倒闭，资产被日军查封侵占，只有女儿当时在英国经商，暂时尚未受到波及。荣老太爷一夜白头，动用所有渠道联系到荣靳之，让他们设法去英国和妹妹会和。荣靳之与两个弟弟商议之后，决定让三弟带着剩余的现金和本票去英国，自己和二弟回广州照顾父母妻儿，再设法从内地出国。
冬春之交，荣靳之和他的二弟兵分两路，一个走陆路，一个走水路，趁着日军遣返广州难民的机会去往久违的家乡。
“他没能回来，是吗？”李维斯几乎已经猜到了剩下的故事，“荣靳之，我记得这个名字，应该是曾祖父的父亲对吗？”
“你还记得这个？”伊登有些意外，随即点头道，“是的，他就是我的曾祖父，算是你的高祖父。”
“他是不是死在了珠江岸边的南石头惩戒所里？”
伊登沉默了一会儿，说：“是的，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离开香港的水路并不通往广州，而是通往地狱。”
香港｜沦陷之后资源匮乏，入不敷出，日军开始将1938年以来逃到香港的广州人遣返。一部分难民走得是水路，也就是日军组织的“官方”线路，也有一部分人不相信日军，选择从陆路“偷渡”回去。
当时的荣靳之也不知道那条路更安全，为了两兄弟不至于全部遇难，便与二弟各选了一条路走。
数月之后，二弟历尽千辛万苦，以失去一条胳膊为代价通过陆路回到了广州，而荣靳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宗铭一直沉默，直到此时才沉沉开口：“资料记载，香港｜沦陷之前有一百五十万人口，日占末期变成六十多万，减少的八十多万人里有近二十多万是广州难民，其中绝大部分人都在被遣返的途中神秘消失了。”
“是的。”伊登瞥了一眼自己无法形容的儿媳……女婿……儿婿——算了随便吧——说道，“荣靳之就是其中之一。”
“你是怎么知道他被关进了南石头惩戒所？”李维斯忽然想起自己频繁梦到的场景，讷讷道，“奇怪了，我好像经常梦到难民被遣返的场景，珠江、大帆船、石墙、太阳旗……为什么，我为什么会梦到这些？简直像亲眼见过一样！”
“因为你确实亲眼见过。”伊登叹了口气，道，“让我继续把这个故事讲完吧。”
1942年春，荣家二少爷回到广州，多方打听也没找到兄长的下落，而广州的局势一天天吃紧，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缺吃少喝随时面临丧命的风险。荣老太爷忍痛决定举家迁走，万一长子遭遇不幸，起码要把他唯一的孩子保下来。
战火中的家族分外凄惨，也分外团结，荣家二少支持父亲带着母亲与大嫂去英国避难，但自己曾经答应过大哥要一起回家，现在荣靳之没回来，他就不能走。
兄弟情深，荣老太爷拗不过自己的二儿子，只好同意他一个人留下等着大哥，自己带领一家老小远渡重洋去英国和三儿子以及女儿会和。
一行人在海上漂了数月，里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英国，谁知纳粹的战火已经烧到了那里，英国的局势也开始恶化，荣氏开办的工厂和商行陆续倒闭，全家入不敷出。
再这么下去，不等仗打完整个家族就败落了，荣老太爷多方计划，决定去当时相对稳定的美国发展。为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和老妻带走了长媳和小孙子，把一对儿女留在英国，继续寻找翻身的机会。
自此，整个荣家分成了三支，荣老太爷带着荣靳之一脉在美国扎根，荣家三少和大小姐在英国从商，而荣家二少则留在国内，经历了抗战、内战、十年浩劫，成了新中国的一份子。
此后的大半个世纪，这三支人马各自发展，随着局势动荡、血缘稀释而彻底失去了联系，留在美国的那一支更是改姓为“reeves”，变成了标准的美国公民。
“所以，我们就是荣靳之一脉的后人，你的曾祖父就是当年荣家大少的独生子。”伊登说，“关于家族旧事我原本知道的并不多，你曾祖父记事的时候二战已经结束了，他也只是在荣老太爷口中听说过一些片段，转述给我的更是少之又少。”
顿了一下，他的眼神变得凝重，轻声说：“我真正了解这些事，知道我们荣家承受的这些苦难与仇恨，是在和你母亲结婚以后。”
伊登在高中时代便认识了李维斯的母亲李珍，因为相近的血统，相似的性格，两个人很快便互相产生了好感。考上同一所大学以后，他们更是立刻坠入爱河，如胶似漆地粘在了一起。
频繁的约会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李珍怀孕了。彼时伊登不过二十一岁，刚刚考上商学院的研究生。
reeves家和李家都保持着一定的中国传统，既然有了孩子，两个人又如此相爱，双方家长顺理成章地为他们举办了婚礼。蜜月过后，这对新婚小夫妻从学生宿舍搬了出来，租了一个小公寓建立小家，伊登的父亲便将儿子从小到大的书籍玩具统统打包给他寄了过去。
说到这里伊登忽然打住了，低眉敛目，似乎陷在了某种深刻的回忆里。
宗铭等了片刻，打开一罐咖啡递过去。伊登仿佛被他惊醒了了，抬眼说了一声“谢谢”，继续道：“我在收拾父亲寄给我的东西时，发现了一个小木箱。箱子里装着一捆用油纸包裹的手札，我怕是什么重要文件，便打电话问父亲要不要寄回去，结果他说那是爷爷生前留给我的，指明要让我继承，所以这些年家里其他人从来都没有打开过，包括他自己在内。”
李维斯心中一动，脑海中依稀闪过一些模糊的画面。
伊登呷了一口咖啡，沙哑地说：“那是荣靳之的日记，确切地说，是他和一个叫于骅的记者共同撰写的《南石头集中营札记》。”
1942年初，荣靳之乘坐一种船头画着红色圆圈，俗称“大眼鸡”的三轭帆船从水路去往广州，上岸之前被驻守广州的日军以“检疫”为名扣押在了珠江边的南石头惩戒所。
和他一起被扣下的，还有一名年轻的记者——于骅。
于骅也是广州人，中学毕业后在香港《申报》工作，这次是想回老家探亲才傻乎乎上了日军的贼船。他随身带着相机，一路走一路拍，将“大眼鸡船”从香港出发以后沿路发生的一切都用照片记录了下来。而荣靳之有写日记的习惯，在船上闲来无事，写了许多沿途见闻以及自己的回忆。
两人一个爱拍一个爱写，惺惺相惜，逐渐变成了好朋友。
进入南石头惩戒所以后，他们被分在同一个监房里，更是共同见证和记载了“波字第8604部队”对返乡难民做下的不见天日的暴行。
也正是在那里，荣靳之遇到了他曾经的学生——伊藤光。
伊藤光当时受极端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变得完全不可理喻，先是试图说服荣靳之为波字第8604部队服务，遭到拒绝以后又威胁他要曝光他共｜产｜党的身份，把他送到东北受审。
荣靳之始终没有屈服，甚至没有绝望，他在被关进集中营以后就意识到这些难民可能都出不去了，日军恐怕从始至终就没打算送他们回广州，之所以用“遣返”的名义把他们从香港赶出来，不过是为了缓解港岛的生存压力，顺便给波字第8604部队提供大量的实验**而已。
一想到望眼欲穿的家人，襁褓之中的儿子，他的心就像刀割一样难受。他想设法带着难民逃出去，但这里驻扎着大批日军，守卫极为森严，连和外界联系的机会都没有，遑论逃走。
他唯一的希望，只有伊藤光。
他熟悉这个年轻的医学生，在医学部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喝酒，他相信这个曾经发誓治病救人的年轻人并未彻底泯灭人性，只要设法将之从极端军国主义思想当中唤醒，就能帮难民们逃离南石头集中营。
“他成功了？”李维斯想起伊藤健太的讲述，伊藤光最后因为难民逃亡而被遣返回本土受审，差点死于非命……
难道是荣靳之说服了他？
“算是成功了吧。”伊登苦笑了一下，说，“他用自己的死说服了伊藤光——当亲手把他的大脑从颅腔中取出来的时候，伊藤光顿悟了，向上级隐藏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帮难民传递信息给广州民众，并间接帮助了他们的大逃亡。”
“虽然绝大多数难民最终都被杀害，活下来的也因为各种传染病而死亡，但荣靳之毕竟还是成功了。他让南石头的秘密大白于天下，让仅剩的几千名难民回到了亲人的身边。他也让伊藤光找到了人性的救赎，彻底背叛了心中曾经坚如铁石的军国主义思想。”
“只是，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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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最黑暗的年代； 也是一个最光辉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里，卑鄙者肆无忌惮地显露出了他们的卑鄙，伟大者也毫不畏惧地展现出了他们的伟大。
伊藤光在重遇荣靳之以前； 从未怀疑过自己神圣的信仰，从未质疑过天皇的英明。那些愚弱的中国人在他眼中就像家畜一样卑微； 像蛆虫一样肮脏，他从未把他们当做和自己一样平等的存在； 从不觉得那些死在手术台上的生物也配称之为“人”。
直到他有一天在那些“家畜”中发现了自己曾经仰望的； 甚至奉为神明的老师——荣靳之。
在他的记忆中，荣靳之一向是养尊处优、温文尔雅的，双目永远湛亮； 嘴角永远带着微笑； 即使上课遇到打瞌睡的学生，也从来不像其他日本老师一样严厉地训斥； 反而会关心你是不是不舒服； 是不是昨夜温书温得太晚。
“人体就像一部精密的机器，尤其是你的大脑。”荣靳之曾经对他说，“伊藤君，你要学会善待自己聪明的大脑，不要强迫它在疲劳抵触的状态下运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你要学会和自己的求知欲达成和解，懂吗？”
那是伊藤光第一次知道，原来拼尽全力熬夜学习并不会让自己更聪明； 反而会伤害自己长期的学习力。
荣靳之对于大脑的研究有一种跨越科学与哲学的洞察力，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伊藤光才对脑外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被学校推荐参军，成为波字第8604部队的骨干军官。
所以在难民中发现荣靳之以后，伊藤光立刻将他调出了监房，邀请他与自己一起领导“特别一课”的研究工作。
他有信心说服自己的上司接受这个中国人作为大日本皇军的一员，荣靳之在欧洲甚至在日本医学界的影响足以弥补他人种的劣势。
但他失败了，荣靳之拒绝了他，就像许多年前他们在医学院因为战争而发生争吵的那一次一样，荣靳之用一种极为陌生的悲悯的眼神看着他，说：“伊藤君，人性并不会因为武力的强大、技术的精湛而变得高尚，拿着刀的不一定是医生，还可能是屠夫。请你想一想，当你拿起刀向自己的同类割下去的那一刻，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
在南石头惩戒所的军官宿舍里，荣靳之将桌上精美的银质餐刀递到伊藤光手里，淡淡说：“人性会给你答案。”
时隔多年，伊藤光再次从老师的话里得到了醍醐灌顶的感受，不同的是上一次这种感受是美妙的，而这一次却是恐怖的——他不再对军部灌输给他的信念坚信不疑了。
他意识到他不再是一个称职的军人。
他在矛盾的漩涡中挣扎，而荣靳之用自己的生命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上级发现了伊藤光和荣靳之的关系，并得到了一份荣靳之曾经的颅脑研究资料。日本军部如获至宝，立刻要求特别一课参照资料尽快研究出可以激发战士潜能的方法。
伊藤光在军人的天职和人性的底线之间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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