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女儿还小，贼先生不见得有雅量诚惶诚恐听我的也。我第一次被盗时，对贼先生的恭敬，真是无以复加，可是他该不买账还是不买账，仅只称他为粱上君子，了不了事。
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一个分野，古之贼先生与今之贼先生大大不同，大陆上的贼先生与台湾岛的贼先生也大大不同。夫窃贼与强盗最大的区别，在于窃贼先生采取的是和平手段，而强盗先生采取的是暴烈手段。这区别非常重要，有应用力学作为根据焉。英国警察身上向不佩武器，表面看起来那岂不要吃了亏哉，可是实际不但不吃亏，反而使警察的伤亡人数大大地减少。盖贼盗朋友知道，捉拿他的那些家伙手中无枪，溜走的机会较多，即令被逼到墙角，也无生命危险，不必应战也。同样道理。一个货真价实的贼先生，第一要义也是不带武器，不要说不带枪械、连铁棍、铁锤之类的东西都不带，因为不带，在紧急时便只会想到逃跑，而不会想到抵抗。偷点东西有啥了不起，顶多挨一顿揍，坐几个月牢，出来后又是一条好汉。如果身上有点玩艺，一时忍耐不住，把对方打死打伤，自己偷东西本来为了要活下去，弄到后来反而活不下去矣。
台湾的贼先生多半身上带着家伙，这是光棍干法，不是圣人干法，为聪明之士所不取。据调查美国黑社会的一本书上说，血气方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没啥头脑的朋友，最喜欢和警察枪战。有两辆汽车焉，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警笛大作，弹如雨下，小伙子好不威风，结果打死了警察或打死了路人，真面目被认出来，不到几个月就被官府捉住吊死。逞一时之快，而遗祸终身。年老的朋友和有头脑的朋友，他们取胜不是靠枪战，而是靠智慧，靠律师，三作牌打到我脸上我都不还手，就是从口袋里搜出十公斤海洛因我也不动怒，咱们“关二爷马上观春秋——走着瞧”，只要有律师老爷在翻云覆雨，就有转危为安的可能性。
台湾的贼先生身带家伙，实在是没有经过名人指教之故，看情形有办一个“贼崽大学堂”的必要。柏杨先生曾因办“官崽大学堂”，桃李满天下，而名震国际，如今再办一个“贼崽大学堂”，真是春风化雨，有教无类矣。悲夫，台北县安坑乡那位张克明先生，他真是生不逢时，如果他早一天拜读柏杨先生的言论，在偷言偷，在窃言窃，绝不致弄到现在这种绳捆索绑到公堂的下场也。
四不偷
要说张克明先生的恶性重大，似乎也不见得，我以为他主要的错误是没有把“偷窃”和“强盗”的定义弄清楚。当贼的第一要义是逃跑，而不是抵抗，挺着大肚子的女主人发现了高声大叫，只有拔腿狂奔的份儿，岂能把她杀死乎哉？偷窃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和平的方式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攫取别人的财物，此处不能下手，可妨再换一家，不必死心眼择善固执，非马到成功不可。
台湾的贼先生有一点不但和大陆不同，也和世界其他各国不同，那就是，黑社会过于凌乱，没有较大的头目作他们的靠山，因之也是各自为政，单独作战，连一点职业道德都不讲。大陆上的朋友，有四不偷，曰“文人不偷”，曰“警察不偷”，曰“巨官不偷”，曰“寡妇不偷”。如果犯了这四不偷，不但要倒楣，而且也被同行看不起。这种道德规范有它的道理，分析起来，文人一个比一个穷，即令勉强可以温饱，又能有几文钱乎哉？而且正因为他穷，往往视钱如命，说不定为一条裤子和你死拼，利未免太小，而危险未免太大了矣，君子之偷不为焉。对寡妇也是如此，恻隐之心使然，也是一种至高的情操。
不偷警察和巨官者，也是因为危险太大。三作牌先生不用说啦，你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焉能不拍案而起，尾追到底？巨官之家，虽然有的是金银财宝，可是他一旦大发虎威，限期三天破案，三作牌一急，凡是贼先生都抓而修理之，同行之间，恨都把你恨死矣，还能饶了你乎？
然而台湾的贼先生却是各人跑各人的单帮，管你是谁，老子偷了再说。据估计台湾的职业小偷，不过一二百人而已。凡是职业小偷，警方都有案可查己对象的虚无化、否定，赋予世界以意义。，必要时可以一网打尽。但糟糕的是，业余的贼朋友太多，多到无法胜数。不妨以“作家”为例，台湾谁是作家乎？谁都不是，不是国大代表，就是大、中、小学教习，再不然就是公务人员，偶尔兴起，写上几篇文，出上几本书。如果有人调查，凡是作家每人发八百吨黄金，作家会比蟑螂都多。如果颁布命令，凡是作家，一律五十大板，恐怕每位都有基本职业，写文出书，不过玩票而已。呜呼，正因玩票太多，万事都搞不好，贼案也因之难破也。
记得有一个故事，一九一○年，我在京奉铁路作三个月的见习，奉天有两个车站，一为中国站，一为日本站。我的一个朋友在日本站做事，他父亲从关里前来投奔，找错了地方，找到中国站，天色已黑，老头人地生疏，急得抓耳搔腮。我正好碰上，就代他打电话寻找，那位朋友偏偏被日本人派到大连出差去矣，我就把老头请到宿舍，安顿到一个空着的床铺上。同事听说是我的长辈，那时还有古风，因之对他十分尊敬，工友也特别伺候。想不到睡到半夜，工友把我唤醒，原来他的一个金戒指丢啦。他说他在洗脸时，把戒子脱到窗台上的。问他记得洗过脸后，有谁进去的乎，他说是该老头，并且指控曰：“一定是他拿的。”这问题就大啦大啦，疑心客人偷东西，历史上似乎还无前例可援。
结果工友报告科长，科长考虑了很久，认为老头嫌疑最大，乃在向我保证绝不损害他尊严的前提下，加以搜索。我曰：“你要搜不出来哩？”科长曰：“我自会下台。”乃把大家集中起来，宣布失窃之事，然后提议为了洗刷清白，每人身上、床上，都要加以检查，有人曰：“科长和客人应该除外。”科长曰：“我也不能除外，而且我敢说客人也不愿除外，老先生，你以为如何？”老头脸色铁青曰：“先检查我好啦。”如此这般，到了后来，从他裤表口袋里把戒指找出，我立刻躲到房子里。如果换到现在，偷点东西算啥？根本不会在乎。可是那时到底年轻，觉得不是滋味，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属于“老伯阶级”，长一辈的人岂能干出这种低级的事？科长一面向老头安慰曰：“一定是拿错啦。”一面派人防他自杀，据说老头一夜睡不安枕，天才拂晓，他到我床前告辞，我结巴曰：“真对不起，我不招待你就好啦。”你猜他怎么回答？回答得之妙之奇，能把天下所有写小说、写剧本的朋友气死，他曰：“贤侄，你不知道，财帛动人心呀。”
台湾目前多的是这一类的贼先生，他在后门经过，看见院子里挂了一套西服，乃弄一根竹竿挑而走之。看见你前门偶尔忘掩，就进去逛逛识的源泉，物质和意识只是“纯粹经验”内部的区别。否认，碰到主人，说是找朋友，碰不到主人，就顺手牵羊。一副临财苟得的面孔，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帮会，只出奇兵制胜，警察对之也无可奈何。其实，幸好警察对之无可奈何，他不过跑跑单帮，如果警察对他有可奈何，反而糟糕。盖看守所也好，职训总队也好，似乎是一个“犯罪大学堂”，该大学堂里，专家如雨，学人如云，一个本来只会跳墙的单帮客，到该大学堂镀金，用不了一个月，开锁焉、玩扑克焉、跑台子焉、白撞焉，十八般武艺，至少学会十般，而且又有了师兄师弟，敮血为盟，由单帮进入会帮矣。等到第三次入狱，再学若干武艺，又结识了若干朋友，于是，一看台北风紧，遂投奔台中阿猪阿狗，一看台中风紧，再投奔高雄张三李四。看守所和监狱是一个滚雪球的所在，使得贼先生越滚神通越大。
每一个开始做贼的人，都是可以原谅的，社会上有逼他们做贼的因素，像柏杨先生，迄今天写这篇大作时止，还没有过做贼的行为（做贼之心则早有之矣），可是一旦老妻幼孙挨饿受冻，我敢光荣地保证，绝不学颜回先生，而非下手偷点啥不可。活下去是天赋的本能，应受最高的尊重。问题是，一个贼先生如果突飞猛进，成了惯窃，则往往非偷不乐，俗云：“讨饭过三年，皇帝都不干。”盖得来容易，别人辛辛苦苦十个月，才买一套西服，他只要一伸手就行啦。天下有比这更美丽的事乎？台湾的法院对惯窃的科刑未免太轻，而且先判“感化”，在法理上我们说不赢有学问的人，但事实上却是越感越化。真应该调查一下人过狱的贼朋友，只要有三进三出的资格，用不着考试，就发给他一张“贼崽大学堂”毕业证书，准没有错。
（柏老按：到了一九七○年代，贼先生的日子便没有这般美好，除了本刑，还有从刑——强制劳动七年，而且还可以再延长四年，十一年之久，葬送在监牢之中矣。问题是现在的贼先生似乎更多，怪啦。不过一九八○年代的贼先生，不再偷西装，而偷电视机、录影机矣。）
英雄人物
陈汤先生，其功更垂千古——匈奴单于郅支先生，在天山一带，组织联盟，对中国派出的使臣，杀的杀，辱的辱，西域大乱，幸赖陈汤先生排除众议，和甘延寿先生率军深入，把郅支先生斩首，西域才再平复。他和甘延寿先生在上皇帝报告中，有两句气壮山河的话，和他的功勋一样，同垂千古，那两句话是：“凡冒犯强大中国者，虽远必诛。”呜呼，这种气魄和这种强大的国力，和今天的情形一较，真使人要大哭一场。可是，陈汤先生的结局却是被捕下狱，眼看就要处斩，恰巧西域又出了事，还是敌人帮忙，才把他放出来。不过放出来是暂时的，他最后还是充军到敦煌，最后虽然死在长安，但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已被糟蹋够了矣。
窦宪先生的官比陈汤先生更大，功也更高，因之，结果也更惨。窦宪先生和他的文助手班固先生，武助手耿秉先生，大破匈奴，在燕然山勒石记威，从此为害中国五百年的大敌，算是完了蛋，北单于下落不明（胡秋原先生考证说，他们西进攻入欧洲大陆），其他的单于，陆续死的死，降的降，以后再也成不了敌国。然而如此英雄，却在班师回朝后，被“赐”自杀，凡是姓窦的和跟着他做事的人，都遭了殃，真是“论功行戮，为敌报仇。”班固先生当然也跳不出这个圈子，他以六十一岁高龄，被捕入狱，受尽拷掠，竟被活活打死。耿秉先生比较有运气，他死得较早，在窦宪先生冤死前就死啦，但死后仍不能饶他，本来是封美阳侯的，也被“国除”——国除者，取消了他的“侯爵”者也。
再下一位，《中国英雄传》介绍的是斑超先生的小儿子班勇先生，他以父亲的余威，再定西域，史书称之为“三绝三通”。他也属于运气好之流，也没有被“赐”死，而只不过“下狱免”。“下狱”者，关到黑牢，内受苦刑拷打，外受军法审判。“免”者，不知道是怎么免法，反正是后来总算出了狱，窝窝囊囊死在家里。
汉王朝之前的英雄，已如上述，现在且看看以后的英雄吧。侯君集先生，唐王朝大将也，可是知道他的人很少声称哲学应当把确定信念作为思维的全部功用和行为的基，因结局是“叛变”，一沾叛变，还是不知道为妙。他在唐初那个混乱的时代，大破强敌吐谷浑，最震惊世界的一战，是击灭高昌王国。结果他和他的全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被绑到长安城十字街口闹市，一一处决，血流成河。他临死时对行刑官曰：“君集岂反者乎？”前已言之，问题不在你反不反，而在你被认为反不反。
侯君集先生之后有王方翼先生，不用介绍他的功勋矣，只说一件事就成啦，他从西域还朝，唐高宗李治先生和他面对面讨论西域大事，看见他战袍上有一块地方汗出如浆，问他怎么回事，原来他在热海苦战时受伤，箭头迄今仍在肉内，常有臭汗流出。李治先生亲自察看伤口，嗟叹良久。嗟叹良欠固嗟叹良久，最后还是把他阁下贬到海南岛，以六十三岁的高龄，狱吏押解，壮烈地死在中途，善哉！
王忠嗣先生，是唐王朝中叶边防第一员上将，从小养在宫中，唐玄宗李隆基先生还很器重他哩。后来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个军区的司令官（节度使），佩四颗将印，控制万里，逼亡突厥，其功之高，无以复加。按小民们的常情推测，应该有一个好的结局吧？史书上说他阁下的结局是：被征入朝，入朝后即逮捕下狱，“令三司推讯之”，几乎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幸亏他有一个好部下也是好朋友哥舒翰先生，当陇右节度使，愿以自己的官爵为他赎罪，皇帝老爷这才高抬贵手。不过放他出来乃表面文章，王忠嗣先生最后还是“暴卒”，仍逃不脱魔掌。
继王忠嗣先生之后，另一位大将的结局还要糟，贵阁下知道高仙芝先生乎？这位原籍韩国的将军，在中国供职，大军所向在阶级社会里，世界观具有阶级性。各种世界观之间的斗争，，立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汗马功劳。胡秋原先生特地引出英国政府于不久前派遣的斯坦因先生探险故事，斯坦因先生在帕米尔高原勘察了一千年前高仙芝先生行军路线后，评论曰：“数目不少的军队，行经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在历史上以此为第一次，高山插天，又缺乏给养，不知道当时如何维持军队的供应？即令现代的参谋本部，亦将束手无策。”又叹曰：“中国这一位勇敢的将军，行军所经，惊险困难，比起欧洲名将，从汉尼拔，到拿破仑，到苏沃洛夫，他们之越阿尔卑斯山，真不知超过若干倍。”和他同样忠勇的，还有封常清先生，封常清先生原是一个可怜的小小职员，高仙芝先生对他一手提拔。封常清先生军令如山，恩主高仙芝先生乳母的儿子郑德诠先生，小人得志，狗仗人势，他立予杖死。高仙芝太太和乳母在门口哭成了泪人儿都没有用，最后联合向高仙芝先生告状，骂封常清先生忘恩负义。如果换了鸭子屎人物，早凶猛跳高，英勇报复了矣，可是高仙芝先生连一句话都没说，封常清先生也连一句话都没说。呜呼，如此英雄豪杰，结果是啥？二人把守潼关，封先生在关外苦战回营，过来一位宦官老爷，手拿皇帝诏书，把他逮捕斩首，像狗一样陈尸在乱草之上。然后该老爷转身，对高仙芝先生冷笑曰：“你也有恩命。”立刻把高先生也绑起来处刑。呜呼，他妈的“恩”，他妈的“命”。
唐王朝之后，现在该介绍宋王朝啦，中国历史上，宋王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窝羹，而且畏洋大人如畏老虎，一会自己称“臣”，一会自己称“儿”，一会献金银，一会献布帛，啥丢人不要脸的事都做得出来，这种风气下的英雄豪杰，天老爷注定地要成为悲剧。第一个被整行惨兮兮的是杨业先生，杨业先生是杨家将的家长，提起来杨家将，真是家喻户晓，大人小孩都知道，不过传说中的杨家将颇得皇帝器重，这就完全是小民的想法矣。盖小民们头脑简单，以为杨氏一门，既如此忠君爱国，又有如此显赫武功，当头目的当然要器重啦。咦，中国文化如果有如此灵性，我们不是今天这种局面矣。举一件小事来瞧瞧底牌吧，史书上说，杨业的儿子杨延昭先生，和另外一位同姓不同宗的杨嗣先生，二人在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