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会爆炸，化为点点片片，成为千万个殒星，在太空消失。那时候宇宙中根本没有这个星球啦，把不锈钢埋到地下，又有屁用哉。
夫太阳系共有十个行星，一直到今天，科学家们都没法证实这十个行星是怎么形成的。可能在亿万年前，还有别的行星，该行星上也有人类，也有术高的文化程度，也在努力研究，最后搞来搞去，搞得该行星生生瓦解，碎粒弥漫太空，构成现在仍在太空中存在的宇宙尘。
月球上没有人类，已经确定矣，其他星群中有没有人类，谁也不知道，说不定其他行星上竟有比我们更高明的朋友，一旦被惹得发了脾气，射出一个什么可怕玩艺，我们就吃不消矣。如果说其他星球上没有氧气就没有生物，我想这种判断有点自作聪明。焉知没有另一种生物，他是靠氮气生活的乎哉？在他们看来，地球上人类靠氧气生活，那才是他妈的怪事哩。而且，即令没有人类，是不是也像密西西比事件一样，被科学杀光了耶？难说难说。
我们并不反对科学研究，也不迷信什么，但我们担心如此发展下去，科学会为人类带来些啥。呜呼，占国时代杞人忧天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宇宙的基本规律。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惟恐天要塌下来，现在我们又要忧科学矣，惟恐科学把人类弄没有啦，或把地球弄没有啦。天气变得如此失常，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预告，思想起来，好不怕煞人也。
挑剔个没有完
对坏蛋分子连咳嗽一声都不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不敢”，只好说“不屑”），对“贤者”却挑剔个没有完。前已言之，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努力挑剔的结果，中国人遂全成了虎豹豺狼。于是乎，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没有人责备他，不但没有人责备他，遇到“德之贼也”，还原谅他，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哩；而力争上游的朋友，反而永远受不完的挑剔。这种责人无已时的毒牙，只有一个后果：逼得人们感觉到，做好人要比做坏蛋困难得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有时候恍恍惚惚得连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则故事，只简单几句，恭抄于后：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时曰：“然是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世说新语》上也有一则故事，也只简单几句，也恭抄于后：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淮南子》是汉王朝时的书，而赵老太婆是曹魏王朝时的人，她阁下大概也染了台湾省的风俗习惯，成了一个套作家。这些话使人听啦，比没有听还糊涂，说了半天，到底说的是啥？懂的朋友请举手，我就输他一块钱。可是司马师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书上称为“景献羊皇后”、“弘训太后”）却叹曰：“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过不管怎么吧，阿巴桑对女儿揸示的结果，并没指示出一条应走的路。我想这种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状态，似乎仍与“责备贤者”有关。老人家教训子女，当然不好意思鼓励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着天良鼓励他力争上游，盖中国传统文化是专门用“责备贤者”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你再贤都没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窝里，大喜过望呐喊曰：“他屁股上有个疤呀。”结果不但贤不起来，反而弄得一身臭。
“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形式上却不相同，“责备贤者”因有美丽的外衣，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呜呼，我们给“贤者”的爱太少，而只是一味地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挑别人的眼，只要一开口，就好像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停也停不了，刹也刹不住。君看过《所罗门的宝藏》乎？两位财迷被土人捉住，绑到广场，表演砍头。甲先生知道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日蚀，乃吓唬酋长老爷，说他法力无边，可以把太阳吃到肚里，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远没有了太阳。酋长老爷半信半疑，甲先生说，他可先露一手教他们瞧瞧。酋长老爷下令暂缓执行，看他能耐如何，于是他就念起咒来，呜呼，他会念啥咒？只不过他阁下乃水手出身，可以用丑话连续骂上三天三夜都不重复一个字。于是，你瞧他口没遮拦吧，阴阳顿挫了一个小时，天昏地暗，太阳果然被他吃到肚子里，不但救了老命，还捞了不少宝贝。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种水手本领，责备起人来，如果不用胶市赶紧贴住他的嘴，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点。再加上摇头摆尾，挤眉弄眼，就更勇不可当。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准张口结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谁值得他赞扬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赞扬，他也想不出来用啥话去赞扬。
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不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爱，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基督教文化却纯粹是爱，基督教自以为它们的精义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被称为“金句。”但基督教文化真正的精髓应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一章虽然人人皆知，但仍得照抄于后：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能说天使的话，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各种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使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如果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教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思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他人，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洞烛其奸
说拼音字说得太多，颇有点心跳如捣之感，就此暂停，且回过头来介绍我那位朋友。他阁下那天晚上前来拜访，直闯辕门，在敝桌上拿起敝大稿，第一个反应前已言之，他感叹曰：“你的字真难认呀。”其实只要王景棠先生一个人认识就行啦，等变成铅字，就眉清目秀矣。他阁下第二个反应是恍然大悟曰：“怪不得你赞成孙观汉先生的哲学：”有好话不应等人去了再说。‘原来孙先生捧了你，把你捧出后劲，想教别人也捧你呀。“说罢此话，用一种洞烛其奸的眼光，洞烛了我足足五分钟之久，然后扬长而去。
呜呼，幸亏他扬长而去，否则他尊头上有挨我一破鞋的危险。要说孙先生夸奖了我老人家，或赞扬了我老人，这道理不通，要说孙先生“捧”了我老人家，他的炉火就未免太茂盛矣。夫“捧”这个图案画，不知道能不能译成英文，我真怀疑英文中有没有这么一个恰当的字。从前一位英文奇好的作家译《红楼梦》，译到“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把“云雨”二字（如果拼了单，就是一字矣）译成cloud‘and’rain，不能说不对，但只是字对，不是意对。后来天良发现，又改为make‘love，意虽对啦，那股劲却不对。同样地，捧和赞扬，是两回事，捧里可能有真正的赞扬，也可能没有真正的赞扬，即令有真正的赞扬，也不见得是纯粹的赞扬，更不见得是含有敬意的赞扬。盖赞扬是就事论事，没有其他目的，而捧却有点副作用——可能是感情上的副作用，也可能是物质上的副作用。故有捧电影明星的焉，有捧歌星的焉，有捧舞女的焉，有捧酒女的焉，既捧她们的艺，又捧她们的色。但并不是到此为止，还有下一步哩，俺为你花了这么多银子，摸摸玉腿总顺理成章吧。胆敢不教俺摸，好个狐狸精，你拿俺当冤大头呀。除了捧女人，也有捧男人的，穷斯滥矣努力捧大享，小官崽努力捧可以给他官做的大家伙，书店老板努力捧作家，画廊努力捧画家，补习班努力捧大专联考第一二三名。心里可能真也啧啧称赞，但也可能根本就没瞧得起。
捧和赞扬实质上有区别，只有畸形人缺少这种纯洁情操，总认为天下没有纯洁的赞扬，而只有功利的捧。柏杨先生一直有这么一个毛病，遇到朋友升了官，或遇到朋友得了啥奖章奖金，总写封信贺贺。不过反应似乎很教人皮紧，有的曰：“那老头，不嫌拍马屁太迟了点呀。”有的曰：“异想天开，他准想借钱。”对任何一种纯洁的情操，都一定往邪恶里塞，这是时代的气质，无可奈何。但我老人家还是照写不误，盖这正是一个寒暑表，谁要是有这种念头，他就“武大郎放风筝——出手不高”。
酱缸蛆不但不相信别人有纯洁的情操，也不允许别人有纯洁的情操。不幸遇到别人表达了纯洁的情操，则既妒又恨，遂英勇抽筋，盖不如此就不是传统文化矣。孙观汉先生提倡“好话不要等人去了才说”第1卷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卷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是一种绝高智慧，不是因为他说了我老人家的好话，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灵性上的贡献，对任何人都应如此。即令柏杨先生果然因他说了我老人家的“好话”而投桃报李，也并不损害这个原则。柏杨先生除了自我吹嘘的那些毛病，喜欢锦上添花外，就是遇到了好文章，或遇到了好议论，或遇到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镜头，也忍不住要写封信去表表我的敬意。写这些信的目的可不是铺铺路，以便开口借钱，而是一种共鸣。他如果比我伟大，他可以知道有人崇拜他、佩服他；我如果比他伟大，他可以知道有人欣赏他，喜欢他。这些都是鼓励。
中国文化中似乎责备多而鼓励少：你做了一百万件造福人群的事，没有一个人有动于衷；可是你只要跌了一跤，则“《春秋》责备贤者”，你越贤，他越责备得凶猛。还不如索性跟柏杨先生一样，坏到了底，让他无法下嘴。即以画图案画动物而言，一辈子歌功颂德，也不见得轮到领文艺奖文学奖——如果是燧人氏的徒弟，钻得奇紧，当然可俘它一个，而且还可同游世界一番，不过，这种圣人门徒不多乎也。而只要你一字用差，就闲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矣。美国前任国会议员周以德先生在美国国会中，为我们中国说了几百火车好话，甚至被他的政敌给他上尊号曰“中国选出的议员”，可是他得过中国同胞的赞扬乎？有几个小民写信给他乎？报上说，他如果不为中国说话，而为任何一个国家说话，恐怕感谢的函件满坑满谷矣。所以弄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应归根于中国人的淡漠。感情淡漠绝不会产生爱心，而只会产生猜忌。而赞扬是需要爱心的，没有爱心，想赞扬都赞扬不出来。好比说，柏杨先生如果遇到从前偷过我老人家的那位小偷先生，即令刚喝了圣人汤，我能请他下小馆，给他介绍个女朋友乎哉？
记不得在啥地方看到一篇文章，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女孩，一天不知道挨了多少骂，妈妈气得要死，就宣布她是一个坏女孩。于是那么一天，该小孩子忽然变乖啦，安安静静吃饭啦，仔仔细细洗脸洗手啦，不哭不闹，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公主。晚上，她睡到床上，辗转反侧，啜泣起来。妈妈大惊，问她为啥哭，她抽咽曰：“我今天是不是一个乖女孩呀？”妈妈曰：“当然是个乖女孩。”小女孩委屈曰：“可是你没有说我是个乖女孩呀。”做妈妈的这时候才恍然大悟，抱着她泣不成声。呜呼，小女孩做错了事，受不完的责备，可是做对啦，却听不到一句赞扬，无怪伤心欲绝也。
一般人所以对活着的人不肯赞扬，原因太多，除了妒火中烧，烧得有口难开，还有别的缘故。其中之一跟“地位”有关世界万物的起源和质料。《管子》开始将两说相合，以说明季，即令心里偶尔有股冲动，可是一思一想，俺是个啥啥长，而该家伙不过一个卖烧饼的，我要是对他表示佩服，成何体统乎？盖君子不重则不威，俺必须努力重上一重，才能向别人威上一威，如果不知自爱，竟跟小孩子（或糟老头）搅在一起，这脸就丢到红毛国啦。在这种传统文化之下，官才辈出，而人才凋零。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现在当然成了国宝，人人对他有说不完的景慕。可是他阁下生前不过一个到处奔走，谋事借钱，受尽了白眼，最后终于困死在破屋里的不走正路人物。他如果今天还活着，有谁肯睬他一眼乎哉？他阁下还是小焉者，大焉者像吾友孔先生——别瞧每年祭孔之日，百官乱挤，而孔孟学会，更是头目如云，可是他生前不过一个私立学堂的教习，如果今天还活着，又能有谁睬他一眼乎哉？说孔丘先生未免顶尖过度，那么蒲松龄先生却比曹雪芹先生还要小一号，他既未考取留美，也未考取大专，不过一个乡下穷苦的土豹子，深更半夜想一想，又能有谁睬他一眼乎哉？
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有那么一条，就是吝于赞扬——尤其吝于对活人赞扬。要赞扬的话，也得等该家伙翘了辫子再说。一九三六年夏天，柏杨先生曾看过一场话剧，该剧是谁编的，已忘之矣：有位画家老爷，画得千好万好，可是却硬是成不了名，画也硬是卖不出去。后来他的经纪人给他出一个馊主意，教他装死，盖死啦之后，就一定有知音分子大赞扬而特赞扬也。画家老爷最初不肯，可是肚子饿得难受，只好出此下策。于是乎，他的尸首躺到灵堂中央，妻子伏到他身上放声大哭，一面哭一面按住他不准他爬起来，盖一些爱才如命的家伙，正在那里用高价买他的画哩。
这个话剧结局，很出人意料，等到爱才如命之辈撤退之后，妻子笑得像刚吃了个屁，赶忙把白布拉开报告好消息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主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可是万万料不到，画家老爷竟真的死啦。呜呼，他为啥真的死啦，原因不明。是经纪人毒死了他，以便捞一笔乎？抑是妻子大人毒死了他，以便承受遗产乎？又抑他阁下心脏衰弱，听了那么多平生从没有听到过的赞扬，而画又卖了平生做梦都梦不到的大价钱，高兴得一气接不上乎？我们不知道，不便细表。但有一点是真的，他死啦，死啦之后，他既成了名，也值了钱，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大人物。
盖棺论定
一个小偷，当场被捉了个结实，送到公堂之上，他都会死不承认，即令承认啦，他也有天大的理由为他的行为辩护。这种天大的理由，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是假的。清王朝末年，我老人家在北京上学堂，住在口袋胡同，一天黎明时分，忽然间喊声震天，原来捉住了一位贼先生。月色朦胧中，看他不过十七八岁小子，已把隔壁那家新娘子的首饰盒俘到了手，刚翻墙出去，那时候还没有巡警，但却有更夫，该更夫打完五更，正垂头丧气回家睡觉，目睹有人飞檐走壁，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