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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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慧灯- 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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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要谈啦。但半票不半票和道德学问无关。萨先生在他的大作中,首先举出了大批观众姓名,然后再在每个人姓名之下,弄个括弧,注曰“某校教授”“某校教授”,其状如下:“老友赵兰坪先生(台大教授)”,“又有一位朋友杨树荫先生(政大教授)”,“另有一位友人陈国新先生(台大教受)”。
  呜呼!说理的东西不能靠非理的权威,更不能靠世俗的荣耀。岳飞先生大破金兵,是中国第一等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他今天从坟墓里钻出来,大捧刀枪剑戟而大骂原子弹,你能因他名字底下有个括弧,便点头乎哉?一个人必须亮出招牌才能增加声势,便不是第一等高手。萨先生以及他所举的三位大学堂教习,固然学问甚大,好比说谈起宪法,我不跟萨先生抬杠,我也绝不写篇文章,说我读了阿比西尼亚的宪法泣不成声。但宪法权威并不能避免是半票观众,犹如爱因斯坦先生是相对论权威,而他的手提琴,却是三流四流者也。天下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美事,不能说某一件事上了不起,所有别的事上也都样样了不起。
  萨孟武先生一开头就引用赵兰坪先生的话曰:看了本片,此后中外任何电影,恐皆不够标准,什么《飘》,什么《十诫》,什么《暴君焚城录》,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只有本片可以再看,而至于三看四看。外国电影演到男女爱情,不过拥抱接吻,此种作风不合于我们中国的胃口,我们中国人乃爱在心头。愁呢,略现眉心,不肯暴露出来。
  我不知道萨孟武先生引用赵兰坪先生的这段话,有没有出入,如果这就是赵先生原意的话,则赵先生和萨先生一样,也是不折不扣的半票观众。“三看四看”并不就是衡量艺术的标准,如果一部作品或一部电影,只要可以引人再看三看,就有崇高的艺术价值,则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对《雷公子投亲》,已看了几百遍矣,难道《雷公子投亲》便是第一流作品乎?而比《雷公子投亲》更低级的东西,恐怕更能引人千看万看。有些精彩的玩艺,观众冒被警察抓之、捕之,吃风化官司的危险,都要去看。那股吸引劲如彼之猛,我们能以看的遍数来定它的价值乎哉?
  至于赵先生举的《飘》、《十诫》、《暴君焚城录》,并不算是一流好片,但也不能说看了一遍就不想再看,固大有人也看了三遍四遍者也。盖只要世界上一天有低级的作品,就一天有半票读者;一天有低级电影,就一天有半票观众。赵先生能再三再四看《梁祝》,便自有人再三再四看《飘》。谁都不要笑谁,谁都不要贬谁也。
  萨孟武先生续曰:又有一位朋友杨树藩先生(政大教授)极欣赏梁祝电影的音乐,照他说:中国古代音乐用笠筝萧琴之类,其音甚清,所以称音乐为丝竹之声。西洋音乐,例如什么交响曲,虽然也受那些自命为“高等华人”的人欢迎,而由我们“道地华人”听之,只觉聒耳欲聋,甚似打架。
  《梁祝》电影里的音乐,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功。可是,问题固在对音乐的基本知识上,我同样不知道萨孟武先生引用的话,是不是杨树藩先生的原意?如果是杨先生的原意,则杨先生恐怕连半票观众的资格都不够,只能算四分之一票观众,甚至只能算免票观众。写到这里,想起一事,清王朝末年,不是闹着立宪,闹得一塌糊涂乎?皇帝乃派一些大臣,出洋考察,有一个大臣(偶忘其名,读者先生有兴趣的话,可翻阅一下中国近代政治史之类的书,一查便知),考察回来,上了一个奏章,报告他游历各国的经过,说他到过的国家有英吉利、法兰西、葡萄牙、西班牙。这一个奏章上去不久,一位御史老爷一听,这还了得,乃也上了一个奏章,来揭该大臣的底牌,奏章上曰:“臣闻泰西诸夷,只有英吉利、法兰西、未闻其他。该大臣竟捏造国名,不类不伦。葡萄生牙,尚可谓之杜撰。西班生牙,诚不知何所云矣。显系居心叵测,恐吓朝廷。”这一状告的结果如何,我们不必管他,管他的是,一个人连葡萄牙、西班牙都不知道,而仗着他是御史老爷,大发言论,咬定该大臣恐吓朝廷,你知道把皇帝吓一跳是啥罪哉?小者杀头,大者灭九族十族,事体实在太大。杨树藩先生虽然没有在地理上疑心西班何以生牙,但在艺术的领域里,竟认为交响乐“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则不但西班生了牙,简直匈利在夹缝里也要生一牙也。如今的教习,竟高攀上大清帝国的御史老爷,我们还有啥可说的。
  半票问题之三
  我们不知道杨树藩先生有什么根据,竟英勇地说中国古乐“其音甚清”。中国的古乐,其价值在那个“古”字,去了那个“古”字,“乐”还能听乎?国乐只有齐奏而没有交响,这是我们的致命伤,急起直追都来不及,而今却出了个杨树藩先生,不但不遮盖麻子,反而说那是上帝因其生得太漂亮而打的圈圈,我们还争论啥哉?这正是“苍白的自怜”和“贫血的理想”,只注意自己的愁,不管喝的是啥酒也。而杨树藩先生又进一步猛轰交响乐,说它“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呜呼!要是还有弄不清半票是啥的朋友,读一读杨树藩先生这一段言论,便可找出样版矣。一个人连交响都不懂,而竟大谈音乐,还弄了点政治号召在里面,若“高等华人”等等,以便引起感情的支援,真是不可说不可说。不知道师范大学堂音乐系的教习同学们,应该集体上吊乎?抑应该每人买把武士刀,集体抹脖子乎?幸而贝多芬先生不生在中国,否则他非被半票朋友抓出来踢一脚不可。听下里巴人的人只能听下里巴,一旦别人奏起阳春白雪,他恼羞成怒,只好骂高等华人出出气。我们活到今天,才发现交响乐竟不如黄梅调,也算不虚此生。
  萨孟武先生引用了两位被亮了招牌的教习先生言论之后,乃正式开张曰:综合二君之言,西洋文化是暴露的,中国文化是潜在的。暴露不能持久,古人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暴露主义的缺点。潜在可以永存。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罗马帝国灭亡了,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大不列颠帝国也日幕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我们中国呢?五千年来,仍然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
  从《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引起中国宪法权威萨孟武先生的哲学思想,发明了“潜在主义”,使人脱帽致敬。尤其是萨先生这一段话,好像一个伟大的英雄白石二“。又有”白马非马“说,认为”马“指其形,”白“谓,在广场之上,执着迎风招展的大旗,在那里向群众呐喊曰:”看吧,英国不行啦。看吧,法国不行啦。看吧,现在只有我们中国行啦。“群众一听,心花怒放,鼓掌的鼓掌,喊万岁的喊万岁,无论说者听者,都非常舒服。
  我也是非常舒服者之一,不过一面舒服,一面仍觉得有点小小问题,原来萨孟武先生的一些“看吧”和“潜在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建筑在“综合二君之言”上的,而“二君之言”是啥?是“看了《梁祝》电影,此后中外任何电影,皆不够标准”;是交响乐“聒耳欲聋,甚似打架”。于是我的非常舒服,便忽然中止。夫仅靠着“二君之言”,就抽出佩刀,把世界文化一劈两半,曰“你是暴露的”,曰“俺是潜在的”,难道不怕用力过猛,自己的脚趾头受殃乎?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古代希腊固然没有了,难道古代中国还在耶?战国诸子百家的古中国,汉唐武力煊赫的中国,比亚里斯多德的古希腊,斯巴达的古希腊,还渺不可寻。为啥只看见别人身上有刺,而看不见自己眼里有梁木?“”罗马帝国灭亡了“,只有这一点,萨孟武先生算是抓住小辫子,但亡不亡不能证明文化的优劣,照萨孟武先生的看法,中国的文化好得不能再好,《梁祝》电影不但横扫过去,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有如此崇高的文化,我们还不是亡过国乎?
  萨孟武先生曰:“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然则赢政时代的中国,以及李世民时代的中国,那种奠定了统一基础,威震四海的局面,难道没有过去,而今还在呀?固同样过去了也。一个破落户老着脸嘲笑别的破落户曰:“你们高楼大厦的时代过去啦!”却不敢回头看看自己的数栋败屋。“大不列颠帝国也日幕途穷了。”这话更教人听了叫绝,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它有啥日暮途穷的,如果说,土地的丧失就是日暮途穷,我们恐怕都得羞死,起码首都伦敦还在人家手里。一连串“看吧”之后,萨先生肯定曰:“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然后发问曰:“我们中国呢?”答案当然在意料之中:“五千年来,仍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咦,若英国,若希望,没有潜在主义,并没有听说谁把他们取消,也没有听言哪一个弄得像我们这种局面。屹立固然屹立,但屹立在台湾一个小岛上,实在凄凉。一意虚骄,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觉到麻兮兮乎载?
  接着萨先生猛捧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问曰:“不是很明白吗?”明白当然是很明白,问题在于如果梁祝书房里有一块黑板尹文子相传战国时尹文著。《汉书》、《隋志》、《唐志》均,黑板上写着原子方程式,萨先生应有何感想?如果梁山伯先生坐着一九六三年小汽车“嘟嘟嘟嘟”去学堂,萨先生又有何感想?如果祝英台小姐口吐洋文曰:“姨夫艾艾母恩歌耳,都有巴瑞米?”萨先生又有何感想?艺术有其时代性,有其客观的现实,如果演夏天,就不应乱下大雪,如果主角是一位八岁孩子的话,就得教他说八岁孩子的话,不能教他讲康德哲学。有价值的艺术是现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个别性和一般性的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不统一便有矛盾,有矛盾便有瑕疵,矛盾越多,暇疵越多,它的娱乐价值可能仍高,但它的艺术价值却越低。从前胡适之先生为了司马相如先生穿的一条裤子,写信到台北《中央日报》辨正。而今萨孟武先生却认为把七世纪唐王朝的诗,挂到三世纪晋王朝的墙上,“不是很明白吗”,这不但不是欣赏艺术的态度,也不是治学的态度,而是半票观众捧角的态度。如果这种情形都可原谅,则梁山伯先生、祝英台小姐坐汽车焉、读原子焉、讲英文焉,也都可原谅矣。咦,听说梁祝电影上念书时是坐凳子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凳子,而只有榻榻米,如果可以提前坐凳子,当然可以提前坐汽车、讲英文矣。
  萨先生又曰:
  观众看《梁祝》电影,流泪的很多,不问男女,也不问老少。电影可令观众流泪,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本片又是歌剧,歌剧能够表现悲哀,引起观众同情而流泪,更是难事。试问我们看外国电影,曾有过流泪吗?(问得妙。)也许别人流过,我则没有。(答得也妙。)为什么没有,彼此民族性不同之故,我看《吴凤》电影,曾流过一次泪,这种泪是悲壮的泪,我看《梁祝》,也曾流过泪,这种泪是同情的泪。没有同情心,哪里能够做出悲壮的牺牲?我佩服吴凤杀身成仁的勇气,我也佩服祝英台有跳入墓中,以身殉情的勇气。
  半票问题之四
  看了上面的言论,我们发现萨孟武先生是以眼泪的多寡来判断艺术价值的,使人跺脚。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看《雷公子投亲》,看到岳父大人嫌贫爱富,设计要害死雷公子那一段,也老泪纵横。在我们乡下,夏天黄昏,柏杨夫人盘其小脚,正襟危坐在广场石凳之上,为广大农村妇女念唱本听,听众能哭成一片,声闻十里。呜呼,眼泪和艺术间的关系如果是这么单纯,我们可以取消艺术批评,只要有眼泪瓶就够啦。
  萨先生的欣赏切线只切到《梁山伯祝英台》电影上,犹如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的欣赏切线只切到《雷公子投亲》上一样。别看老妻看《雷公子投亲》哭成了泪人儿,看《红楼梦》看到林黛玉小姐之死,她反而摇头。但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流过泪,她则没有”,就说《红楼梦》“不够标准”也。萨先生骄傲地宣称,他只流过两次泪,一次为“吴凤”,一次为“梁祝”,真是“教习眼泪不轻洒,只因未到半票处”。君看过《初恋》那部电影乎?男主角金凯利先生,女主角娜妲丽华女士。娜女士拼命捧他,请他写剧本,让他跟社会高阶层人士接触,结果如之何乎?闹到最后,金先生失了踪,娜女士爱他爱得入骨,千山万水,到处寻找,终于在原来他们相识的儿童夏令营里找到他。隔着窗子往里看,金先生满脸笑容,又弹又唱,又摇又晃,男女同学围着他,瞪着崇拜的大眼,有一个少女嗫喃曰:“你看他多么英俊呀。”而这正是当初娜女士嗫喃过的话,此时另一个成名的声乐家在她的身旁曰:“他是属于这里的,他只有在这里才胜任,才快乐。”娜女士恍然大悟,惆怅离去。我想《初恋》那部电影,人人都应一观,盖萨先生和金先生有异曲同工这妙,对夏令营以外的东西,接受不了也。
  看了悲剧流不流眼泪,和民族性无关,而只和欣赏水准有关。如果看了并不是悲剧,或者看了拙劣的悲剧,竟大放悲声,还拳打脚踢瞪着眼睛猛捧,就不对劲。夫悲剧有悲剧的气氛和悲剧的构成要件。《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可以说是一出闹剧,只勉强加上一个悲剧的尾巴。然而也正因它是闹剧,才能为半票观众所接受,如果它真正地是悲剧,恐怕将另有一番天地。“十八相送”占了全部电影的一半(有人说三分之一),除了男女二人打诨,还有别的啥?打诨只能破坏悲剧情绪,不能助长悲剧情绪,而且梁祝电影里根本没有萨孟武先生所佩服的殉情。第一,梁、祝二人间只有纯洁的友情,而没有爱情,祝英台不过是轻轻淡淡地好奇挑逗,梁山伯没有一病不起的必然性。第二,祝英台也并没有殉情的准备,坟墓大开是一种偶然,如果那一天坟墓不开,她岂不是仍嫁了马先生,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哉?悲剧有其一贯的性格,靠神话介入而完成的悲剧,不但萨孟武先生“叹为观止”,柏杨先生也要“叹为观止”。
  写了几天《梁山伯祝英台》,写得怨声载道,真是大出意外。盖本无意于此,只不过为了要写七世夫妻,写引子时写得太长活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内容,都是,有些读者先生勃然大怒,才加以解释。谁知道越解释越糟糕,真是事不由己也。这些日子,最难对付的莫过于柏杨夫人,她虽对我写的看不太懂,但我既然不断说她是”半票“,自然每天聒吵。昨天晚上,时已九点,细雨蒙蒙,雇了一辆三轮车,把我拉到台北西门町中国戏院,以便教我看了以后,回头是岸。我并不是不肯看《梁祝》,实在是听说票很难买,又听说观众的台下跟着乱唱,乃没有去挤。昨天看时,发现只有三分之二座位上有人,而且并没有人跟着乱唱,有点失望,但也因此,安静看完。
  看完了该片,心中甚乐,盖演员演得好,若凌波女士,若乐蒂女士,都真有点了不起。现在不是正在上演《春梦了无痕》的电影乎?那位阮兰丝女士,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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