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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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慧灯- 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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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该片,心中甚乐,盖演员演得好,若凌波女士,若乐蒂女士,都真有点了不起。现在不是正在上演《春梦了无痕》的电影乎?那位阮兰丝女士,就成了一个呆头鹅,而她竟然也是闻名国际的大明星,实在气死人。我建议洋大人如果再找人演中国小姐或东方小姐角色时,闭着眼睛去香港随便摸一个,都比阮女士高明。《梁祝》色彩也不错,音乐更不用说啦,音乐几乎成为该片主干,没有那音乐,电影便大为失色矣。
  然而,再好的演员突不破导和编剧加给他们的桎梏,使她们不能有更善更美的发挥。凌、乐二位女士以她们的演技,本可以成为世界上一流名星的,但她们无从表现,而只能唱唱黄梅调,演演绍兴戏。《梁祝》也好,还有加演的《白蛇传》也好,根本是绍兴戏大搬家,而且是原封不动的大搬家,彻头彻尾戏子的道白,戏子的台步,戏子的身段,只不过把象征性的道具改成实物而已。有些人只是来看国语绍兴戏,只是捧角,而不是来欣赏电影也。中国电影退步到绍兴戏大搬家,爱国分子能不难过哉?
  在放演《梁祝》前,加演了预告片《白蛇传》,虽然只短短几分钟,仍是绍兴戏大搬家,除了照样黄梅调外外部因素,后者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另外,对语言有共时,上面有白蛇、青蛇盗仙草的镜头,二位女士被天兵天将团团围住,打将起来,跟戏台上的戏子打将起来一样:“匡匡匡匡”一阵,无分敌我,猛地攒拳怒目,猛地一动不动,状如一下子切断电源的电器木偶,惨不忍睹。
  舞台上限于客观的事实,打将起来,可能不得不如此。电影是第八艺术,自应有它的技巧。《白蛇传》内容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梁祝》是知道的矣。这种价值连城的民间故事,像罗米欧和朱丽叶,落到莎士比亚先生之手,便成为世界名剧,而梁祝落到中国笨导演之手,便成了地方戏大搬家,这是中国人的创造力不够乎?抑认定中国的观众不过半票程度,只能欣赏女扮男装的绍兴戏乎?
  半票问题之五
  《梁祝》的结尾最使人紧张,当祝英台女士哭坟时,我还以为她要碰碑哩,结果没有碰。哭了半天,我以为她又要碰啦,结果又没有碰。我可不是主张她非碰不可,而是从她口头上嚷嚷殉情的情形,推测她一定会如此实践,这不是女主角的错(请问,该片中谁是女主角?又谁是男主角),而是笨导演的脑筋在那个节骨眼上,恰恰不灵活。盖笨导演不准她碰,她就不能碰。女主角既没有殉情的行动,前已言之,万一上帝不帮忙,坟墓不开,真不知道这出戏将如何下场也,是她仍上花轿嫁人乎?抑届时再补上一碰?
  悲剧的气氛和条件不完整,使人泄气,而女主角竟抱着石碑又哭又唱,也是奇景。柏杨先生当时就问柏杨夫人曰:“敝老头归天之后,你是扑到我坟上哭乎?抑只抱着墓前的石碑哭乎?”老妻大怒曰:“当然跟祝英台一样,抱着石碑哭。”如此便无话可说,不过一旦是老妻先我而翘了辫子,我一定抚棺大恸,不会捧着她的玉照大恸也。
  关于考据方面,已有人指出很多。东晋时候,怎么有床?那时连皇帝都是睡榻榻米的,祝府和梁府却竟然大睡其床,如果教他们睡沙发,岂不更雅乎?而那时候人人穿木屐的,却忽然穿起朝靴来,如果教他们穿上皮鞋,将更现代化也。然而,这都不用提啦,因为提得太多,便有很多人更不高兴。最近《自立晚报》曾接不少电话,几乎千篇一律把拍杨先生大骂一顿,有的还咒我早死算啦,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先生来信,也都努力攻击。朋友告我曰:“你说电影不好就可以啦,盖你说不好,我说好,不妨各行其是。而如今你一杆子打落一船人,把入迷的观众说成半票,自然激起众怒,也自然麻烦如此之多。”呜呼!这番道理很对,但问题却有二焉:第一,谄媚群众和迎合群众心理,那是大政治家和教习的事,不是柏杨先生的事。当初法国屈里弗斯案的时候,左拉先生为了支持屈里弗斯先生,以致于被法庭判刑,他的著作被焚,走到街上都要挨揍,凡是发表他文章的报馆都被捣得稀烂,天翻地覆,乌烟瘴气,然而左拉先生并没有讨饶。柏杨先生所面临的不过仅是来信辱骂,仅是打电话告诉报馆要停报,这种蠢血沸腾的镜头,比起法国,还差得远哩。第二,主要的是,柏杨先生固不在批评《梁祝》电影,因为它本身没有艺术价值,而主要的正是研究半票观众。当《文星》杂志那篇《半票读者》发表后,当时我也曾气得打跌——哎哟,你高级呀,你全票呀,柏杨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竟说我是半票,普天下只有你《文星》杂志有眼光是不是?咱们走着瞧。然后时间使人冷静,很多事在眼前出现,不禁为之失笑。及《梁祝》上演,看到有些阔太太阔小姐那股奇劲,不禁姑妄写之。只要自问不是半票,便不必动怒;如果自以为自己是半票,能怪我乎?
  最后我们继续研究萨孟武先生在流过了两次泪之后,又引用了一位教习的话,原文曰:另有一位友人陈国新(台大教授)说:“本片确是很好,我看了,也不觉流下泪来。”本片能轰动台北,大率因为我们居留台湾之人,尚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不以外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的缘故。
  关于陈国新先生的话,因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否认过,大概萨先生引用得没有错误。用不着多说,陈先生一定也流了很多眼泪,否则萨先生不会亮他的招牌也。为了一部二三流的电影,拉上外国月亮,似乎太远。中国人似乎正趋向各个极端:一端是西崽的干法,凡是洋大人的全好无误;一端是义和团的干法,连打篮球都有爱国裁判。呜呼,外国月亮有时候固不比中国月亮圆,甚至有时候比中国月亮扁,但有时候却硬是比中国月亮圆。不敢睁眼瞧瞧,只敢闭目念咒,曰:“看吧,这个。看吧,那个。”不能对事实有所补益。即以电影的色彩来说,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月亮圆,《梁祝》电影在亚洲影展上得了色彩奖,该够圆了吧,但那色彩片连拍带洗,全是日本人干的,你怎么说乎?即以现代武器而论,外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美国响尾蛇导弹能满天飞——咦,中国月亮不要说圆,简直连比一比的月亮都没有。而外国的宪法月亮似乎也比中国月亮圆,否则萨孟武先生及其他各色人等,何必去洋大人之国研究乎?夫月亮和艺术一样,是客观的存在,中国这里如果是阴历初三,美国那里正是阴历十五,而仍要说中国月亮比美国的月亮圆,这杠抬起来还有啥意思?
  萨先生又曰:
  《梁祝》以凌波扮梁山伯,乐蒂扮祝英台,两人表演之佳,在我所看的许多电影之中,堪称成功。特别选择凌波女士扮演梁山伯,最是成功。(柏杨先生曰:“这句话应打双圈。”)女扮男装,没有一点流氓气,也没有一点鲁莽气。雍容儒雅,南朝士大夫就是这个型。凌波与乐蒂两人唱做俱臻上乘。楼台相会之时,梁山伯悲愤而激动,祝英台温柔而悲哀,作者听前后左右男女观众,均有唏嘘之声。梁山伯下山求亲,祝英台哭墓,演者均能充分表现其演戏天才。十八里相送一段,风景最佳,曲佳,音乐佳,祝英台处处暗示自己是个女红妆,梁山伯却处处表示其为呆头鹅,作词之佳,演技之佳,叹为观止。总之,本片是中国第一部好电影。
  最好谈到服装,我喜欢中国古代衣冠。今日大学毕业之时,均学外国,穿学士衣,戴学士帽,我认为这是没有民族自尊心之故。何不穿戴汉唐时代的衣冠,以表示中国的文化?最荒唐的莫如每年祭孔,佾生光头,穿长衫,而脚下所穿的却是球鞋。我家兄弟在前清宣统年间,均曾做过佾生,当时所穿戴的乃是古代衣冠,想不到民国成立,反而穿起前清衣裳来。用前清服装,以舞周代八佾,真令人啼笑皆非。何以有此怪现象,因为缺乏常识之故,衍圣公孔德成应负其责。
  半票问题之六
  我们所以把萨孟武先生的话全部引用,是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上面两段,批评的人很多,不再重复。关于半票问题,我们也讨论到这里为止。《梁山伯祝英台》电影,能轰动一时,并不是毫无条件,也有它的巨大影响,这影响在中国电影史上,虽不是空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更为叫座,观众已忘了矣,但起码它做到了两点:第一,把平常只看西洋片不看中国片的观众叹引到中国片市场。盖中国片往往不堪入目,柏杨先生每看一次,就起一次鸡皮疙瘩,总是中途撤退,《梁祝》固少此病,所以看得人受宠若惊。第二,把平常只看台语片的观众,也吸引到国语片市场。看《梁祝》片的观众,台湾省同胞远超过外省郎(有人说外省郎远超过台湾省同胞,则一问片商便知)。盖歌仔戏和台语片也都有《梁山伯祝英台》,台语片上梁山伯先生和祝英台女士,跳坟之后,二人还在南天门结了婚,生了两个娃儿,国语片水准自然要使人耳目一新。有此两种趋势,将来的国语片大有前途。昨天老妻买了一本电影杂志,曰《国际电影》,原来电懋公司也拍了一部《梁山伯祝英台》,在剧情说明中,对若干地方都有了交代。像楼台会,梁山伯先生想进祝府,为小厮所拒,争执之间,惊动了祝老太太,看梁先生斯文公子,一片诚心,才允许他们见最后一面,这就进步多啦。又像祭坟,马家有财有势,即令是现在,也不允许新娘先到殡仪馆走一遭也。电懋公司的乃是一主一仆,私自出府,前往祭奠,这也进步多啦。仅从这两点看,彼一《梁祝》似乎胜过今一《梁祝》。如此互相竞争,发奋图强,不但是影片商之福,也不但是观众之福,也是国家之福。
  柏杨先生写“半票”以来,接到无数读者先生的来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封署名“老夫”的明信片,发自台北辛十二局,明信片上曰:“柏杨老乌龟:你的学问大是不错,先骂观众,再骂读者,‘半票读者’、‘不肯断奶’,读者是你的衣食父母,怎么能骂?你是什么东西,混蛋加十三级,如不改过道歉,三天内将你狗体分尸万段,不杀你势不干休。”还有一封是一位“本市读者”先生写的,也是一张明信片,上曰:“柏杨小子,你生在中国,冤枉你了,我们不顺你的狗眼,均是半票吃奶的人,而你完全是吃大便的,我操你亲娘,我不将你这个老狗打死,等待何时?”另外还有一位林文先生,来的是一封长信,全信太长,不抄录矣,在结尾上有警句曰:“全台湾只有你柏杨是高级——高级文化汉奸、卖国贼,你反对中国历史文化,还不够卖国吗?一定要当官才可卖国吗?真笑话!”
  读者先生赐函很多,对支持我的朋友,仅一一致谢。对大张挞伐的信件,因内容差不多千篇一律,不再—一发表,只摘录三封于上。我想正义之怒既张,有同感的朋友当乐不可支,而我们的讨论也就可以结束啦。
  “的”和“家”
  很多朋友向柏杨先生请教:“怎么才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好像我已经成为一个作家啦,想从我这里挖出一点秘诀,以便照方配药,也登上文坛宝座。呜呼,如果有此一念,那就是问道于瞎子,一辈子都得不到好处。这并不是说柏杨先生仪态万千,虚怀若谷,向谁表示谦虚,而是真正的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盖这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韩愈先生在两千年前便指出过,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是做官,除了做官,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自己安富尊荣。于是遂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做官的目的为了发财,而发财的目的又是为了做官,一个知识分子一旦做不上官,就四大皆空,不但别人瞧他不起,连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诗不云乎: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以色列立国,恭请爱因斯坦先生回国当总统。如果换了柏杨先生,早大喜若狂,根本用不着请,只要招招手,立刻飞奔而往。但爱因斯坦先生竟然拒绝,这种情操智慧,不是中国圣崽和官崽所可了解的。我说我大喜若狂,飞奔而往,一定有些朋友脸上挂不住,解释曰:“太谦太谦,你老人家品学俱优,岂会如此。”那就是不知我也,我说我“若狂”,已经够往脸上抹粉啦,到时候我如果给你来一个“真狂”,就更精彩。《儒林外史》上的范进先生,并没人请他当总统,不过中了一个举人,离中级官还有十万八千里,可是他的反应又如何哉,他当场就高兴得发了疯。
  既然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努力做官,非官不荣,非官不乐,则官以外的其他行业,自然都贱不可言。想当年苏秦先生周游世界回来,身兼六个国家的宰相,把他嫂嫂吓得连忙下跪。如果苏秦先生周游世界回来,只抱了几本他写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想他的嫂嫂恐怕仍会保持原来面孔。如果苏秦先生连几本破书都没有,而只会唱歌跳舞,绘画打球,恐怕结果还要惨,一个织布梭子飞出来不把他阁下头上打一个血流如注才怪。这种气质和社会环境,历三千年而不衰,现在虽然是二十世纪啦,但非官的行业,其贱如故。于是除“官”之外无人才,从事非官以外的行业,顶了不起,只能成为“的”,而不能成为“家”。像柏杨先生干的这一行,洋大人之国,称之为“专栏作”家“,而中国称之为”写杂文的“。依此类推,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没有”作家“,而只有”写文章的“;没有”提琴家“,而只有”拉提琴的“;没有”钢琴家“,而只有”演戏的“;没有”舞蹈家“,而只有”跳舞的“;没有”教育家“,而只有”教书的“;没”体育家“,而只有”打篮球的“。处处都是”的“,没有一个”家“,这是个啥子模样的社会,可知之矣。
  社会的素质如何,不必管它,盖管也管不了他,但假如人间还有因果报应的话,中国沦到今天这种酱缸局面,就是因果报应。大家几乎一致呐喊中国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我看恐怕不见得,五千年虽然五千年,传统虽然传统,但似乎是文化很少,而酱化很多。所谓“正史”的三十六部史料,若这个“书”那个“史”,百分之九十篇幅,都是二抓牌升官做官录,和血流成河的杀人录,除了这些,剩下有关人类性灵方面的玩艺,微乎其微。在这种形态之下,官性兴旺,人性衰退,自然处处皆“的”,而没有“家”矣。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下徐鼐先生,以便举出一个典型。提起徐鼐先生,身拜石门水库执行长,其官大得可怕,当初尚不为小民注意,自从在台风高潮时,猛放其水,以致冤魂荡荡,地府渺渺,其尊名始为世人所共知。你知道他对曲突徙薪的王崇岳先生有啥评论?他不认为王先生是一位气象学家,因王先生不幸而言中,弄得他有损崽面,拍屁股跳跃之作,脱口而出,说他是一个算命的。呜呼,由于“家”、“的”之不同,可看出文化和酱化的区别,后生小子能不一惊哉。
  所以一些想当作家的朋友,实在是立错了志,这年头连真刀真枪,马上兑现的自然科学,都成不了“家”“货币数量论”,反对减轻利率、间接税和提高“劳动价格”。,在某些人口中,仍属于“的”。写写小说散文专栏,就是再来一个五千年优秀传统,如是仍是酱化,而没有文化,也成不了“家”,顶多是一个“写文章的”、“写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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