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该片，心中甚乐，盖演员演得好，若凌波女士，若乐蒂女士，都真有点了不起。现在不是正在上演《春梦了无痕》的电影乎？那位阮兰丝女士，就成了一个呆头鹅，而她竟然也是闻名国际的大明星，实在气死人。我建议洋大人如果再找人演中国小姐或东方小姐角色时，闭着眼睛去香港随便摸一个，都比阮女士高明。《梁祝》色彩也不错，音乐更不用说啦，音乐几乎成为该片主干，没有那音乐，电影便大为失色矣。
然而，再好的演员突不破导和编剧加给他们的桎梏，使她们不能有更善更美的发挥。凌、乐二位女士以她们的演技，本可以成为世界上一流名星的，但她们无从表现，而只能唱唱黄梅调，演演绍兴戏。《梁祝》也好，还有加演的《白蛇传》也好，根本是绍兴戏大搬家，而且是原封不动的大搬家，彻头彻尾戏子的道白，戏子的台步，戏子的身段，只不过把象征性的道具改成实物而已。有些人只是来看国语绍兴戏，只是捧角，而不是来欣赏电影也。中国电影退步到绍兴戏大搬家，爱国分子能不难过哉？
在放演《梁祝》前，加演了预告片《白蛇传》，虽然只短短几分钟，仍是绍兴戏大搬家，除了照样黄梅调外外部因素，后者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另外，对语言有共时，上面有白蛇、青蛇盗仙草的镜头，二位女士被天兵天将团团围住，打将起来，跟戏台上的戏子打将起来一样：“匡匡匡匡”一阵，无分敌我，猛地攒拳怒目，猛地一动不动，状如一下子切断电源的电器木偶，惨不忍睹。
舞台上限于客观的事实，打将起来，可能不得不如此。电影是第八艺术，自应有它的技巧。《白蛇传》内容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梁祝》是知道的矣。这种价值连城的民间故事，像罗米欧和朱丽叶，落到莎士比亚先生之手，便成为世界名剧，而梁祝落到中国笨导演之手，便成了地方戏大搬家，这是中国人的创造力不够乎？抑认定中国的观众不过半票程度，只能欣赏女扮男装的绍兴戏乎？
半票问题之五
《梁祝》的结尾最使人紧张，当祝英台女士哭坟时，我还以为她要碰碑哩，结果没有碰。哭了半天，我以为她又要碰啦，结果又没有碰。我可不是主张她非碰不可，而是从她口头上嚷嚷殉情的情形，推测她一定会如此实践，这不是女主角的错（请问，该片中谁是女主角？又谁是男主角），而是笨导演的脑筋在那个节骨眼上，恰恰不灵活。盖笨导演不准她碰，她就不能碰。女主角既没有殉情的行动，前已言之，万一上帝不帮忙，坟墓不开，真不知道这出戏将如何下场也，是她仍上花轿嫁人乎？抑届时再补上一碰？
悲剧的气氛和条件不完整，使人泄气，而女主角竟抱着石碑又哭又唱，也是奇景。柏杨先生当时就问柏杨夫人曰：“敝老头归天之后，你是扑到我坟上哭乎？抑只抱着墓前的石碑哭乎？”老妻大怒曰：“当然跟祝英台一样，抱着石碑哭。”如此便无话可说，不过一旦是老妻先我而翘了辫子，我一定抚棺大恸，不会捧着她的玉照大恸也。
关于考据方面，已有人指出很多。东晋时候，怎么有床？那时连皇帝都是睡榻榻米的，祝府和梁府却竟然大睡其床，如果教他们睡沙发，岂不更雅乎？而那时候人人穿木屐的，却忽然穿起朝靴来，如果教他们穿上皮鞋，将更现代化也。然而，这都不用提啦，因为提得太多，便有很多人更不高兴。最近《自立晚报》曾接不少电话，几乎千篇一律把拍杨先生大骂一顿，有的还咒我早死算啦，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先生来信，也都努力攻击。朋友告我曰：“你说电影不好就可以啦，盖你说不好，我说好，不妨各行其是。而如今你一杆子打落一船人，把入迷的观众说成半票，自然激起众怒，也自然麻烦如此之多。”呜呼！这番道理很对，但问题却有二焉：第一，谄媚群众和迎合群众心理，那是大政治家和教习的事，不是柏杨先生的事。当初法国屈里弗斯案的时候，左拉先生为了支持屈里弗斯先生，以致于被法庭判刑，他的著作被焚，走到街上都要挨揍，凡是发表他文章的报馆都被捣得稀烂，天翻地覆，乌烟瘴气，然而左拉先生并没有讨饶。柏杨先生所面临的不过仅是来信辱骂，仅是打电话告诉报馆要停报，这种蠢血沸腾的镜头，比起法国，还差得远哩。第二，主要的是，柏杨先生固不在批评《梁祝》电影，因为它本身没有艺术价值，而主要的正是研究半票观众。当《文星》杂志那篇《半票读者》发表后，当时我也曾气得打跌——哎哟，你高级呀，你全票呀，柏杨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竟说我是半票，普天下只有你《文星》杂志有眼光是不是？咱们走着瞧。然后时间使人冷静，很多事在眼前出现，不禁为之失笑。及《梁祝》上演，看到有些阔太太阔小姐那股奇劲，不禁姑妄写之。只要自问不是半票，便不必动怒；如果自以为自己是半票，能怪我乎？
最后我们继续研究萨孟武先生在流过了两次泪之后，又引用了一位教习的话，原文曰：另有一位友人陈国新（台大教授）说：“本片确是很好，我看了，也不觉流下泪来。”本片能轰动台北，大率因为我们居留台湾之人，尚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不以外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的缘故。
关于陈国新先生的话，因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否认过，大概萨先生引用得没有错误。用不着多说，陈先生一定也流了很多眼泪，否则萨先生不会亮他的招牌也。为了一部二三流的电影，拉上外国月亮，似乎太远。中国人似乎正趋向各个极端：一端是西崽的干法，凡是洋大人的全好无误；一端是义和团的干法，连打篮球都有爱国裁判。呜呼，外国月亮有时候固不比中国月亮圆，甚至有时候比中国月亮扁，但有时候却硬是比中国月亮圆。不敢睁眼瞧瞧，只敢闭目念咒，曰：“看吧，这个。看吧，那个。”不能对事实有所补益。即以电影的色彩来说，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月亮圆，《梁祝》电影在亚洲影展上得了色彩奖，该够圆了吧，但那色彩片连拍带洗，全是日本人干的，你怎么说乎？即以现代武器而论，外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美国响尾蛇导弹能满天飞——咦，中国月亮不要说圆，简直连比一比的月亮都没有。而外国的宪法月亮似乎也比中国月亮圆，否则萨孟武先生及其他各色人等，何必去洋大人之国研究乎？夫月亮和艺术一样，是客观的存在，中国这里如果是阴历初三，美国那里正是阴历十五，而仍要说中国月亮比美国的月亮圆，这杠抬起来还有啥意思？
萨先生又曰：
《梁祝》以凌波扮梁山伯，乐蒂扮祝英台，两人表演之佳，在我所看的许多电影之中，堪称成功。特别选择凌波女士扮演梁山伯，最是成功。（柏杨先生曰：“这句话应打双圈。”）女扮男装，没有一点流氓气，也没有一点鲁莽气。雍容儒雅，南朝士大夫就是这个型。凌波与乐蒂两人唱做俱臻上乘。楼台相会之时，梁山伯悲愤而激动，祝英台温柔而悲哀，作者听前后左右男女观众，均有唏嘘之声。梁山伯下山求亲，祝英台哭墓，演者均能充分表现其演戏天才。十八里相送一段，风景最佳，曲佳，音乐佳，祝英台处处暗示自己是个女红妆，梁山伯却处处表示其为呆头鹅，作词之佳，演技之佳，叹为观止。总之，本片是中国第一部好电影。
最好谈到服装，我喜欢中国古代衣冠。今日大学毕业之时，均学外国，穿学士衣，戴学士帽，我认为这是没有民族自尊心之故。何不穿戴汉唐时代的衣冠，以表示中国的文化？最荒唐的莫如每年祭孔，佾生光头，穿长衫，而脚下所穿的却是球鞋。我家兄弟在前清宣统年间，均曾做过佾生，当时所穿戴的乃是古代衣冠，想不到民国成立，反而穿起前清衣裳来。用前清服装，以舞周代八佾，真令人啼笑皆非。何以有此怪现象，因为缺乏常识之故，衍圣公孔德成应负其责。
半票问题之六
我们所以把萨孟武先生的话全部引用，是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上面两段，批评的人很多，不再重复。关于半票问题，我们也讨论到这里为止。《梁山伯祝英台》电影，能轰动一时，并不是毫无条件，也有它的巨大影响，这影响在中国电影史上，虽不是空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更为叫座，观众已忘了矣，但起码它做到了两点：第一，把平常只看西洋片不看中国片的观众叹引到中国片市场。盖中国片往往不堪入目，柏杨先生每看一次，就起一次鸡皮疙瘩，总是中途撤退，《梁祝》固少此病，所以看得人受宠若惊。第二，把平常只看台语片的观众，也吸引到国语片市场。看《梁祝》片的观众，台湾省同胞远超过外省郎（有人说外省郎远超过台湾省同胞，则一问片商便知）。盖歌仔戏和台语片也都有《梁山伯祝英台》，台语片上梁山伯先生和祝英台女士，跳坟之后，二人还在南天门结了婚，生了两个娃儿，国语片水准自然要使人耳目一新。有此两种趋势，将来的国语片大有前途。昨天老妻买了一本电影杂志，曰《国际电影》，原来电懋公司也拍了一部《梁山伯祝英台》，在剧情说明中，对若干地方都有了交代。像楼台会，梁山伯先生想进祝府，为小厮所拒，争执之间，惊动了祝老太太，看梁先生斯文公子，一片诚心，才允许他们见最后一面，这就进步多啦。又像祭坟，马家有财有势，即令是现在，也不允许新娘先到殡仪馆走一遭也。电懋公司的乃是一主一仆，私自出府，前往祭奠，这也进步多啦。仅从这两点看，彼一《梁祝》似乎胜过今一《梁祝》。如此互相竞争，发奋图强，不但是影片商之福，也不但是观众之福，也是国家之福。
柏杨先生写“半票”以来，接到无数读者先生的来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封署名“老夫”的明信片，发自台北辛十二局，明信片上曰：“柏杨老乌龟：你的学问大是不错，先骂观众，再骂读者，‘半票读者’、‘不肯断奶’，读者是你的衣食父母，怎么能骂？你是什么东西，混蛋加十三级，如不改过道歉，三天内将你狗体分尸万段，不杀你势不干休。”还有一封是一位“本市读者”先生写的，也是一张明信片，上曰：“柏杨小子，你生在中国，冤枉你了，我们不顺你的狗眼，均是半票吃奶的人，而你完全是吃大便的，我操你亲娘，我不将你这个老狗打死，等待何时？”另外还有一位林文先生，来的是一封长信，全信太长，不抄录矣，在结尾上有警句曰：“全台湾只有你柏杨是高级——高级文化汉奸、卖国贼，你反对中国历史文化，还不够卖国吗？一定要当官才可卖国吗？真笑话！”
读者先生赐函很多，对支持我的朋友，仅一一致谢。对大张挞伐的信件，因内容差不多千篇一律，不再—一发表，只摘录三封于上。我想正义之怒既张，有同感的朋友当乐不可支，而我们的讨论也就可以结束啦。
“的”和“家”
很多朋友向柏杨先生请教：“怎么才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好像我已经成为一个作家啦，想从我这里挖出一点秘诀，以便照方配药，也登上文坛宝座。呜呼，如果有此一念，那就是问道于瞎子，一辈子都得不到好处。这并不是说柏杨先生仪态万千，虚怀若谷，向谁表示谦虚，而是真正的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盖这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韩愈先生在两千年前便指出过，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是做官，除了做官，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自己安富尊荣。于是遂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做官的目的为了发财，而发财的目的又是为了做官，一个知识分子一旦做不上官，就四大皆空，不但别人瞧他不起，连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诗不云乎：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以色列立国，恭请爱因斯坦先生回国当总统。如果换了柏杨先生，早大喜若狂，根本用不着请，只要招招手，立刻飞奔而往。但爱因斯坦先生竟然拒绝，这种情操智慧，不是中国圣崽和官崽所可了解的。我说我大喜若狂，飞奔而往，一定有些朋友脸上挂不住，解释曰：“太谦太谦，你老人家品学俱优，岂会如此。”那就是不知我也，我说我“若狂”，已经够往脸上抹粉啦，到时候我如果给你来一个“真狂”，就更精彩。《儒林外史》上的范进先生，并没人请他当总统，不过中了一个举人，离中级官还有十万八千里，可是他的反应又如何哉，他当场就高兴得发了疯。
既然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努力做官，非官不荣，非官不乐，则官以外的其他行业，自然都贱不可言。想当年苏秦先生周游世界回来，身兼六个国家的宰相，把他嫂嫂吓得连忙下跪。如果苏秦先生周游世界回来，只抱了几本他写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想他的嫂嫂恐怕仍会保持原来面孔。如果苏秦先生连几本破书都没有，而只会唱歌跳舞，绘画打球，恐怕结果还要惨，一个织布梭子飞出来不把他阁下头上打一个血流如注才怪。这种气质和社会环境，历三千年而不衰，现在虽然是二十世纪啦，但非官的行业，其贱如故。于是除“官”之外无人才，从事非官以外的行业，顶了不起，只能成为“的”，而不能成为“家”。像柏杨先生干的这一行，洋大人之国，称之为“专栏作”家“，而中国称之为”写杂文的“。依此类推，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没有”作家“，而只有”写文章的“；没有”提琴家“，而只有”拉提琴的“；没有”钢琴家“，而只有”演戏的“；没有”舞蹈家“，而只有”跳舞的“；没有”教育家“，而只有”教书的“；没”体育家“，而只有”打篮球的“。处处都是”的“，没有一个”家“，这是个啥子模样的社会，可知之矣。
社会的素质如何，不必管它，盖管也管不了他，但假如人间还有因果报应的话，中国沦到今天这种酱缸局面，就是因果报应。大家几乎一致呐喊中国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我看恐怕不见得，五千年虽然五千年，传统虽然传统，但似乎是文化很少，而酱化很多。所谓“正史”的三十六部史料，若这个“书”那个“史”，百分之九十篇幅，都是二抓牌升官做官录，和血流成河的杀人录，除了这些，剩下有关人类性灵方面的玩艺，微乎其微。在这种形态之下，官性兴旺，人性衰退，自然处处皆“的”，而没有“家”矣。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下徐鼐先生，以便举出一个典型。提起徐鼐先生，身拜石门水库执行长，其官大得可怕，当初尚不为小民注意，自从在台风高潮时，猛放其水，以致冤魂荡荡，地府渺渺，其尊名始为世人所共知。你知道他对曲突徙薪的王崇岳先生有啥评论？他不认为王先生是一位气象学家，因王先生不幸而言中，弄得他有损崽面，拍屁股跳跃之作，脱口而出，说他是一个算命的。呜呼，由于“家”、“的”之不同，可看出文化和酱化的区别，后生小子能不一惊哉。
所以一些想当作家的朋友，实在是立错了志，这年头连真刀真枪，马上兑现的自然科学，都成不了“家”“货币数量论”，反对减轻利率、间接税和提高“劳动价格”。，在某些人口中，仍属于“的”。写写小说散文专栏，就是再来一个五千年优秀传统，如是仍是酱化，而没有文化，也成不了“家”，顶多是一个“写文章的”、“写小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