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也成不了“家”，顶多是一个“写文章的”、“写小说的”、“写杂文的”，不要说混饭吃啦，就是印张名片唬人，都感到困难。柏杨先生前天便面临这种危机，印上“专栏作家”吧，咦，你老头竟然也“家”呀？那副嘴脸我就受不了。可是如果印上“写杂文的”，似乎和文化沙漠过不去，存心讽刺，自也有许多未便。尤其是一些口是心非的朋友，他心里固然想：“该老头总算有自知之明”，但口头上难免责备一阵曰：“老头老头，您太谦啦太谦啦，以您老磬磬大才，当然是大作家大作家。”何必惹他们费这么多无聊唾沫乎哉。
所以我誓死奉劝年轻小子，千万不可搭错了线，这年头做官第一。真正做官无望，则出国放洋，是第二个高着。出国放洋之妙，现在还看不出来，等到有那么一天，那才教你拍案叫绝哩。届时你阁下摇摇摆摆，回来建国。盖“救国”由小民负担，“建国”由专家负担，分工合作，是天老爷五百年前都注定了的，世人不可不知。如果限于困难，不能出国放洋，则仍以不走“写文章的”这条路为宜，宁可去当“盖房子的”（洋大人谓之“建筑家”），“修马路的”（洋大人谓之“工程家”），“做衣服的”（洋大人谓之“服装设计家”），“卖膏药的”（洋大人谓之“演说家”），都比“爬格子的”，要有光彩。
千万别当作家柏杨先生奉劝有志之士不要当作家，实在是为的你好。古人不云乎：“乱世文章不值钱。”呜呼，谁说不值钱？一旦吉星高照，写出文字狱来，不但值钱，而且还值命哩。一首七言诗不过二十八个字，就能血流成河，如此严重的稿费，世界之上，恐怕只我们这个五千年优秀传统酱化的国家有，其他那些落后地区，若美利坚，若加拿大，若瑞士，连做梦都梦不到这种奇境，外国月亮在这上就无法和中国月亮比矣。义和团诸公，不妨闻之大喜，开会庆祝可也。嗟夫，干其他任何一行“的”都没有这种危险，只有干写文章“的”，有此良机。故我以为有志之士，除非是“进一步则碰死，退一步则跌死，旁让一步则饿死”，真正无路可走，千万不可动当作家的念头，否则一旦中国固有的月亮猛圆起来，就悔不当初矣。
不过看样子说了这么半天，有志之士似乎仍继续是有志之士，有一位小子曰：“老头，你左宣传右宣传，不过怕大家群起写稿，挤碎你的饭碗罢啦。”我曰：“你说这话，就得兴文字狱，盖你直捣了我的心窝，犯兵家之大忌。”又有一位小子：“好啦好啦，你说的我全知道，现在我指天发誓，此生此世，都作顺调分子，你以为如何？”我曰：“有此一念，就既有洋房而又有汽车，既当代表而又蒙召见，何必写文章哉？”又有一位小子曰：“我和你们一些写杂文的人不同，我乃天生奇骨，专门会歌功颂德。”我曰：“专门会歌功颂德也不行，一旦表错了情，或者是老板嫌你拍得不够舒服，或者是你一下子拍到马蹄上，或者是拍着拍着，主子换啦，十年拍工废于一旦，真是何苦乎？”虽然我如此苦口婆心，但该执迷不悟的仍执迷不悟，且有些人把写文章认为是“名利双收”，写了一篇大作，或写了一本书，用自己的名字印出来，不但名闻天下，而且还有稿费收入，真是天之骄子，其他属“的”的朋友，便无此洪福矣。一个“做木工的”做出一张漂亮绝伦的桌子，虽然有点工钱，可是他却不能把他的尊名大姓，祖宗三代，以及妻子儿女，都刻到上面。从前盖房子的工头，还有机会在大梁上记下尊名，但知之者恐怕少而又少，研究之者无人也。“做木工的”如此，做其他任何一种“的”的朋友，亦莫不皆然，只有写文章“的”，才能既有钱又有名，得其所哉。
不过猛一瞧写文章“的”，固然名利双收，好像大有可为，但这是浮光掠影的看法，如果弄个显微镜仔细观察观察，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夫“名”者，必须和实相连，名才有分量。有志之士不要发生误会，以为“实”是指的“真才实学”，那就错啦。即令曹雪芹先生复活，莎士比亚先生在中国，在我们这个酱化的大缸里，恐怕也很难保持他的自尊。呜呼，“实”是指的财富，名声遍天下，结果竟穷得吊起来都掉不出一块钱，那“名”也没啥意思。至于说到“利”，更是坑死活人，若干年前，曾发生过这么样的事：有位在军中服务的朋友，偶尔写一篇小说，稿费下来，比他两个月薪饷都多，不禁大喜物喜，以为一旦退役，作家可待，岂时既有大名，又有大钱，真是恨生也晚，巴不得明天就接到退役令。我当时就警告他不可胡思乱想，学点别的谋生技术要紧，除了极少数的顶尖人物外，大多数作家，稿费收入，只够买烟的，不够买饭的。纯靠稿费过得舒服又舒服的，目前说似乎少之又少，甚至于说简直没有。每个人都有一份公教人员之类的职务，先求饿不死再说。一个社会不能养活职业作家，是社会的耻辱，作家的悲哀，他们怎能不由“家”变成“的”乎？
最后有一位小子，面色苍白曰：“老头，反正我说不过你，所以算你赢啦，但我现在已到了绝境。如果我是女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列宁认为，这本书”培养了一整，我宁可去当妓女。既然当不成妓女，就请教我当作家试试，也算一条生路。“既然如此可怜，我就不妨指点指点，不过附带奉劝的是，一旦天降奇迹，生活好转，就应马上封笔。想当年孔丘先生写《春秋》，写着写着，忽然不写啦，史书上说因为麒麟亮相。老头颇有感触，认为麒麟是一种瑞兽，只在太平时候才有，而今天下大乱，竟也出现之，不是天老爷和小民开玩笑是啥。我想事情似乎有点蹊跷，天下奇怪之事，多如牛毛，如果每一种奇怪之事都值得如此隆重地胡思乱想，不要说文章写不下去，恐怕连屎都拉不出来。依我的高见，一定是他在柏杨先生这里学了两手，既删”诗“、”书“，又作《春秋》，弄了点稿费，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笔杆，立地成佛。君读过孔丘先生那本《春秋》大作乎？真能吓出一身冷汗，盖《春秋》里面，多的是对二抓牌的谴责，再写下去，可能不可开交，恐怕终有一顶帽子唾唾而飞，忽咚一声，罩到他的尊头之上。左一思，右一想，算啦算啦，乃随便找个借口，封笔大吉，此谓之”明哲保身“。有志之士，应有此认识，才可受教。
（柏老按：八○年代的台湾，仍没有职业作家。每一个作家，都另有主要的和基本的收入。或拍电影，或炒地皮，或开餐馆，或做生意，或靠着竹杠勒索，或仍是老样子，个个正式职业垫底。悲哉！）
某天黄昏之时编辑的种类很多，如果是专门搞经济、化工、行车安全的，就离作家的座位远矣。而必须是一个当行的，而且是一个当权的，才能算数。所谓当行，举个例子便知，最好是编报纸副刊。退而求其次，能有机会编大型文艺杂志，也可以发挥威力。第三等人物则是编个综合性杂志，虽有政论专论，同时也有文艺篇幅，呜呼，君知道不知道“军阀”乎？军阀的要件有二，一曰“枪杆”，一曰“地盘”。像张宗昌先生焉，张敬尧先生焉，倪嗣冲先生焉，二者均兼的时候，金口玉言，一旦二者缺一，或二者全没有啦，戏就也跟着封箱矣。写文章的朋友，在外人看起来不过是一群可怜虫，但在自己圈内，却也有“编阀”崛起，该编阀就是编辑老爷，笔杆就是枪杆，地盘就是报纸副刊或他主编的杂志。他阁下本来也颇识几字，有时写上三行五行，居然通顺，于是雄心大作，遂写起小说大说，散文聚文，以及诗词歌赋。我说他“写”，还是昧着天良瞎恭维，如果真是他“写”，还算条英雄好汉，而往往的，他似乎只是“浇”了一篇。去古书上或洋书上乱找模子——在古书上找到模子，就用现代话一浇；在洋书上找到模子，就用中国文字一浇。如此一番踢腾，乃成功了一部辉煌巨著，“写”好之后，就在自己编的副刊上或杂志上发表，标题弄得大大的焉，稿费开得高高的焉，三个月后，哎呀一声，他就是大作家矣。你如果没有地盘，能教人哎呀乎哉？
然而这还不算顶妙，诚如薛平贵先生《武家坡》所唱的“那妙的么，还在后头哩”。最大之妙是，可以和别的编辑老爷互相交换，他的大作在你的地盘上发表，你的大作在他的地盘上发表，而你又绝顶聪明，先下手为强，猛捧他是世界第一流作家，最初说他是莎士比亚再世，后来撕破了脸，索性说莎士比亚给他提鞋都不配。你既下手于先，人心是肉做的，他投桃报李，自然也说你是啥家伙第二——好比，说你是巴尔扎克第二吧，说着说着，多情起来，觉得还不能报答你的盛情于万一，乃把巴尔扎克说成是你的徒弟，要想不名满环宇，不可得也。其次之妙是，一些没有地盘的写文章“的”，犹如军阀统治下的可怜小民，既然手无寸铁，只好凭有地盘的宰割。你高兴时把嘴脸一端，纵是海明威先生，都得向你摇尾乞怜，他投来一篇《老人与海》，你略微一翻，批上四个大字，曰“枯燥无味”，原封退还。他要想发表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得买你的账。常看见很多编辑老爷型，每一文出，都有想在他地盘上伸一脚的家伙，咬文嚼字，加以研究，研究之不算，还努力猛捧，直捧得神哭鬼号，天昏地暗。
在各型作家中，以编辑老爷型最天衣无缝，不露痕迹。如今柏杨先生著作等身，可以算大作家之一矣，否则何致有后生晚辈，向我殷殷讨教乎？而我当初就是以干编辑起家的，故深知这一型的奥秘。柏杨先生后来被人开革，从编辑宝座上摔了下来，但余情仍在，其他编辑老爷脸上一时磨不开，仍不能不发表我的大作，同时他们也万料不到我天生媚骨，他们每写一文，我就当着他的面，击节叹赏，叹到紧要之处，带感动流泪曰：“太好啦，太好啦！”他被我拍得受不住，只好也回敬两句，说我写的“也太好啦”。既然他亲口说我好，便无法可躲，我有大作一篇，敬请指正。呜呼，他就是捏着鼻子都得登出来。
问题是，一个人如果既不是阔大立发，也不是编辑老爷，而又要想当作家，若贵阁下者流发展的无限性，在一定场合是内因，在另一场合则成了外因，，该如之何乎？好像是靠着红包马屁，也可以直捣黄龙。假如你有的是冤枉钱，大可购洋房一栋，或汽车五辆，送给报纸杂志的老板，包管你的文章天天上报，威不可挡。当然啦，你如果有那么多冤枉钱，也不会如此冤枉花法，大可自己也办一个报纸杂志，过过老瘾。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告诉你这个原则。我就知道有若干作家，以红包为武器，而俨然了得，若某某先生，若某某先生。你别看他现在颇不错啦，如果看到他当初送红包时的照片，准脸上挂不住。呜呼，话说当年，某天黄昏之时，晚饭下肚之后，黑影一条，轻轻敲门，编辑老爷问曰：“谁？”红包马屁型曰：“晚生柏杨。”然后战战兢兢，进到客厅，坐也不敢坐，站也不敢站，眼看就要下跪，幸亏编辑老爷发话曰：“何事？”红包马屁型这时就从怀里掏出一块布料，或两罐奶粉，或两筒烟丝，或索性是一百元美金，恭捧而方笑曰：“小意思，小意思。”编辑老爷一瞧，眼睛为之一亮（放心，我和你赌一块钱，没有不一亮的），就曰：“你的笔名叫啥？”红包马屁型曰：“没有笔名，就叫柏杨。”编辑老爷曰：“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红包马屁型曰：“打打打听出来的。”编辑老爷曰：“你投的那篇稿不错，只是稍欠锻炼。”红包马屁型曰：“请你老人家指指指教删改。”编辑老爷曰：“我看一看，可以的话，就发表。”红包马屁型曰：“谢谢你老人家提拔。”然后端茶送客，走到门口，柏杨先生把玉体一转，从口袋里掏出两张——这一次不再是美金啦，而是两张戏票，伸脖猛笑曰：“请你老人家和夫人去看，去看。”这几天不是篮球赛乎？能送两张篮球赛票，就更恰到好处。
赔钱也干
商场上有一项公认的至理，曰：“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但赚钱的技术团五花八门，要想赚大钱，往往必须赔小钱，甚至赔大钱，有时候会连老本都赔进去。最明显的莫过于托拉斯的形成，两个同行竞争起来，简直往赔光的路上走——成本十元一条的裤子，你卖十一元，我卖八元；你卖七元，我卖五元；你卖四元，我卖两元；你卖一元，我卖五角还加送一条裤带。真赔得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芸芸众生，消费起来，准前仰后合。不过笑着笑着，等到你隆重倒闭，只剩下了我一家，恐怕就笑不出啦。盖大战之后，等于大病之后，要喝点鸡汤补补，补的办法当然不是喝鸡汤，而是价钱猛涨，从前我卖五角一件，外送裤带一条，现在我卖三百元一件，啥也不送，买也由阁下，不买也由阁下。消费者等于一条老牛，过去所吃的草，都得吐出来。
柏杨先生不是在讲经济学，而是在研究“赔钱也干”的道理，盖有些人反对作家中有红包马屁型，曰：“稿费能有几文哉，值得送礼？”故我特搬出经济学以壮声势，须知世界上硬是“赔钱的生意也有人做”。不过此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仍是大抓一把。红包马屁型稿费虽然无几，而仍猛进其礼者，便属于这种高级眼光。以柏杨先生而论，能在报上杂志上写稿，一写就是四年，别人的地盘，由我平空踢腾，天下岂有如此简单之事？不知道内幕的人，还以为是报馆杂志社，目识泰山，重金礼聘我焉。知道内幕的人，才晓得完全是红包马屁攻势。每次去报馆去杂志社，至少都得请编辑老爷吃碗牛肉面，过年过节，初一十五，更要或送火煺，或送蛋糕，或送一只母鸡。妙哉，只要他一天收我的母鸡，他就一天不能停我的稿，否则我教他把鸡骨头吐出来，他就糟啦。现在有一件大事预告，我向各方募捐，已募到了三万美金，看情形到明年春天，五万美金没有问题，募好了后，即行起程前往瑞典，活动诺贝尔。有些少不更事的朋友，以为诺贝尔何等公平，活动岂不等于白活动，其实不然，以华测洋，不要说柏杨先生，便是我家那个老三——他正读乐群幼稚园小班——只要拥有如此巨金而又肯猛送，他也会得诺贝尔。你如果还有一分聪明，便不必为此担心也。问题是，诺贝尔奖金不过只四万美金，而我却花五万美金前往活动，岂不连棺材都赔进了乎。咦，学问就在这里，我得了诺贝尔，可名扬世界，到处曰：“你看，没办法，我一再恳辞，他们一定要给，嗨，嗨，嗨。”嗨嗨嗨者，笑声也，以表示我啥世面都见过，诺贝尔算哪一门亲，根本不在乎。然后到处讲学，说不定当上了“美援知识分子委员会”一名委员，借机猛捞，银子自然滚滚而来。如果不这么投资，我能印名片曰“家有美金五万”哉？而明年此日，就可印上“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矣。后生晚辈，凡夫俗子，不妨先在心理上作一个准备，免得明年听我得了诺贝尔的消息，大惊之余，断了尊气，须知均红包马屁之功也，勉之勉之。
“点铁成金型”是啥，说起来能教你发疯，要弄清这一型，必须先要弄清现阶段大多数中国同胞的气质，尤其是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