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铁成金型”是啥，说起来能教你发疯，要弄清这一型，必须先要弄清现阶段大多数中国同胞的气质，尤其是现阶段二抓牌的气质。盖现阶段二抓牌的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无论干啥，你纵有通天本领，都没有用，必须由洋大人用其毛手一点。你明明一块废铁，洋大人毛手一点，就会立刻成为黄金。你明明是一只乌鸦，洋大人毛手一点，就会立刻成为凤凰。于是你阁下必须用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以便洋大人照你头上点那么一点，用不着点得太多，只要轻轻一下就行啦，你就成为国际闻名的大作家啦。以林二先生为例，他原来和柏杨先生一样，一老一少，均默默无闻，在十字路口喊叫三年，都没人知道是谁。可是忽然有一天，一个洋大人曰：“贵国林二先生，真乃大音乐家也。”中国人大吃一惊：你说啥？中国还有音乐家？从此林二先生阔而抖之，现在不是在美国娶了一个洋小姐做太太，真正誉满两洋乎？独柏杨先生仍在枯井里挣扎，吃亏就在于缺少洋大人那么一点。如果一旦有位洋大人鬼迷心窍，照我尊头上一点曰：“贵国柏杨先生，真乃大作家也！”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我就是不想当大作家，你想尚可得哉？
至于怎么才能巴结到洋大人，其法不一，我不能再进一步地为你设计啦，盖我在这方面还不能得心应手，否则我早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自然的王国为人的王国。第二卷论述了归纳方法，为归纳逻，去美国讲学落户啦，哪有闲工夫和你们这些穷得崩崩紧的小子聊天乎？盖问题在于文章不比音乐，音乐可唱给洋大人听，文章便木法度，洋大人不认识中国字，最最严重的障碍。故第一步要做的，是如何把你的大作翻译成洋文，不把握这一要点，纵你写出《战争与和平》都没用。有些智慧甚低的朋友可能要问：“即令译成洋文，可是写得一塌糊涂，有啥用哉？”呜呼，说这话的人至少得挨四十大板，才能使之头脑清醒，盖英译汉的作品固多如牛毛，而汉译英的作品却少得要命，偶尔有若干本汉译英出笼，洋大人喜欢的是新鲜，而又有援助落后地区的美德，一片文化沙漠竟然也有小花小草，上天还有好生之德，何况洋大人慈悲为怀，为了“以资鼓励”，说不定明年的诺贝尔、普利策，以及其他什么，就是你的。咦，事急矣，一旦大家译的多啦，好坏有了比较，就困难啦，盍速兴（有志之士依照此法，得了点什么玩艺，如果不送柏杨先生一块钱，上天都要罚你腰痛背痛，切记切记）。
好不如巧
风气之先和点铁成金，有异曲同工的功效，一个人本领通天，如果没有运气，他的本领便等于一个屁，即令不等于一个屁，硬干苦干，着实挣扎了一阵，结局也会稀里哗啦，锅也砸啦，碗也砸啦。而一个啥本领都没有的人，一旦吉星高照，就是在马路上闲荡，都会有一块五十克拉的钻石掉到口袋里，不要都不行。俗云：“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柏杨先生套之曰：“写得好不如写得巧。”常有些小子，喟然叹曰：“有些名扬国内，妇孺皆知的大作家，他们写的，使人看了直觉发麻，实在不忍卒睹，若某某，若某某，连初中二年级学生写的都不如。”原因简单得很，该作家得风气之先，也就是写得“巧”也。一○年代，中国文学由文言蜕变成白话，凡是曾写两句白话的朋友，就一律得其所哉，写到如今，该作家怎能不“大”？等到台湾光复，文坛一片真空，大多数作家都留大陆，几个半路出家的和尚，或都确实有很沉重的感慨，或者根本是穷极无聊，闲着也是闲着，写写文章，也可以消磨时间。继而发现，写文也是一条谋生之路，盖一九五○、一九五一年的稿费，一千字十元，固高得使人神魂飘荡。于是你也写我也写，他也写她也官，三篇文章一登，男的成了男作家，女的成了女作家，年纪小一点的成了新作家，年纪大一点的成了老作家。
呜呼，干啥都得有眼光，要看得准，发得狠，一口咬定，锲而不舍，终必会搞出名堂。风气之先型的大作虽然不忍卒睹，可是声名既在，仍然有吃有喝。柏杨先生在三○年代便迟了一步，若那时候就一马当先，活到今天，轻则可以当上理监事，重则可以出国讲学。而如今依然故我，乃眼不明、手不快之报也。我说这些，对年纪大的朋友没有啥用处，但对后生小子，却有裨益。既有志当作家，自应目观四面，耳听八方，观空就钻，文章通与不通，俗与不俗，笨与不笨，均没关系。不过凭天地良心说，风气之先型对中国文化的提高和普及，有其崇高的贡献，盖此型非同小可，与其他型迥然不同：其他型均因其他凭仗而起家，大家既知底蕴，也就不再苛求，有志之士，因无法弄到那些条件，自无可奈何；唯独风气之先型是靠文章起家的，所以其影响也特别巨大。年轻小子，往往对作家十分崇拜，拜读了大仲马先生的文章，包管目瞪口呆，可能此生连笔都不敢提。但是拜读了风气之先型的文章，用不了看三十页，准拍案而起曰：“写这种文章的竟然也是作家，早知如此，我早成了作家啦。”然后翻箱倒柜，把小学堂时的作文簿找出，撕下一篇，寄到报馆，于是乎作家出世。咦，风气之先型对年轻后进有这种鼓励，世人不可不知，故不宜一笔抹杀他们的价值也。
介绍作家介绍到“随稿登床型”，实在非常抱歉，好在这个名词，不是柏杨先生发明的，总算差湛告慰。此语大概来自电影明星的“随片登台”，某某某先生套之以指责某女作家，说她为了出版她的大作，不惜和书店老板或编辑老爷，双双携手，进入洞房（写到这里，柏杨先生插一句话，只不过两年之后，不知道怎么搞的，该某某某先生义愤填膺，反过来为该女士努力辩护，又说她是淑女啦。变化莫测，难懂，难懂）。我们这里乃借用一下他阁下的发明，来阐扬这一类型的奥秘。
呜呼，年头显然很乱，但有一项定律却千古不变，那就是，一个女孩子如果甘心情愿为她的“事业”而登床“美学”中的“嵇康”。，不管她是自己登床，或是使人登床，也不管是演电影登床，或是写文章登床，反正一句话，只要她“肯”，她就可以成大名而捞大钱。这和她漂亮不漂亮，美丽不美丽无关。纵是《红楼梦》上的刘姥姥女士，如果也忽然向往起来新潮派，以新潮派笔法写下一本完全以做爱和乱伦为主题的小说，同样地也可千古不朽，把一些臭男人勾得精神恍惚。如果该女作家不是刘姥姥女士而是潘金莲女士，她就更有招徕的力量，该书准定十分畅销，她也就非成为委屈万状的淑女不可矣。
我们隆重地介绍这一型，并非对谁有所不敬，而只是说明天地之大，无奇不有。一个女人焉，或者去洋大人之国泡上一泡（泡一天就够啦，如果泡十年八载，当然更是上策），或者在大学堂读了几天（读几天就够啦，只要嘴硬，就等于毕业啦），或者在高级中学堂或初级中学堂读几天，作文簿上连续三次都得“乙”，想成名的欲火再烧得她浑身不舒服——去当影星吧，一时没有门路；去当歌星吧，嗓子不太听指挥；去当舞星吧，苦于找不到大亨；去当画家吧，又不能马上见效——于是当女作家遂成为唯一捷径。克里丝汀小姐以一个土头土脑的乡下姑娘，一旦“肯”啦，再加上一点先天的异禀和后天的努力，以及臭男人贱气冲天，搞到后来，竟搞得英伦三岛都为之震动。则一个文理尚称能顺的女人，一旦她“肯”，一面写稿，一面脱而登之，她能不成为空前绝后的伟大淑女兼女作家乎？谨此隆重介绍，读者先生如果不信，不妨举目向名女人群中搜索搜索，包管你掩口而笑，乐不可支。
脱裤文学
台北《创作》月刊这一期上，有一篇冯放民先生的大作，谈到脱裤文学，文日《我们的话》，对目前文坛上两股脱裤之风，来一个“当阳桥一声吼，吼断了桥梁水倒流”。看了这后，颇觉得肠胃大通。那篇文章太长，抄最后一段“举例释疑”如下——有一位读者问到：《创作》发刊辞中有所谓：“我们不脱古人的裤子，自然更不脱现代人的裤子。”这是什么意思？关于这两句话，我们不想作进一步的解释，俾存忠厚。但既有人问及，我们既不愿以乡愿自居，无已，只好指出。所谓“脱古人的裤子”，如南宫博在《中央日报》连载的《李清照》一类作品，可为代表。所谓“脱今人的裤子”，如郭良蕙在《征信新闻报》连载的《心锁》一类作品，可为代表。
呜呼，这种大作，可称之为“脱裤派”。未成名发财之道多矣，脱裤子不过其中之一，尤其是一个女人，到了无可奈何之时，脱一下裤子，更有万夫莫敌之妙。前些时报上不是有一位暗娼被杀的凶案乎？她和人到旅馆睡一觉，不过七块钱，其收入简直跟一个作家同样低矣。凶案发生之前，她上街吃饭，就是只穿裙子，而脱了裤子的。壮哉，这段新闻固然上不得圣崽的尊口，但社会上有些凄凉之景，不知应由谁负责也。
一个女人为了七块钱而脱自己的裤子，生活逼人，我们寄予无限同情。一个作家为了三十元或五十元一千字的稿费，去脱别人的裤子，大概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柏杨先生上周应朋友之邀广延是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类，心灵（思想）不能决定和影，去看台湾歌仔戏，唱着唱着，唱到当中，忽然冒出了脱衣舞，心中大乐（当时没有戴老花眼镜，乃平生最大遗憾），等到紧张之处，那女郎忽然不脱，台下群众（包括柏杨先生在内）就大吼曰：“脱！脱！”不久之后，小石子飞到台上矣，嘘声如雷矣，嚷着要退票矣。处此环境，女伶自然非继续脱不可。
作家自己脱没人看，只好脱别人的。南宫博先生脱李清照女士的裤子，有啥可惊的欤？何况那不过是循例脱之，没啥了不起，所有的古代女人到了南宫博先生手里，都照脱不误，没有一个能免此灾。有些人还发过呼吁，要求他不要再脱啦，再脱把文坛上的一点纯洁情操，都脱光啦，但那有啥用？一则是观众硬要他脱，最好是再有声有色才过瘾；二则是他自己也硬要脱。成为新闻人物的那个暗娼，你给她七块钱，她就脱自己裤子。脱裤派大作家亦然，你给他稿费，他就脱别人的裤子，不要说李清照女士的裤子，就是圣女贞德的裤子，都可脱也。盖他除了脱裤之外，别无他长。犹如猴儿戏焉，要的老是那一套，你不教他要那一套，教他耍哪一套？不信的话且看看南先生在《联合报》上连载的“这一家”，能看得下去乎？不过中国人的特质之一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再加上他又有脱裤绝技，自然所向无敌。
南宫博先生脱古人的裤子，是中国式的脱法，而且脱得千篇一律，《李清照》是如此这般，《西施》、《杨贵妃》等等，无不如此这般，看一本而知百本，没有新鲜滋味。郭良蕙女士脱今人的裤子，则是新潮派，乃洋大人式的脱法，看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读者先生，再去看《心锁》，恐怕一定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简直有点一模一样。晋王朝时名士之风盛行，像竹林七贤，有的不穿裤子，有的喝酒喝得七窍流血，当时就有一位乐广先生笑曰：“名教中自有天地，何为乃尔也？”我不是忽然想当正人君子，而是说这句话似乎可以套用，曰：“不以性为主的作品，自有天地，何为乃尔也？”新潮派的原意是啥，我不知道，也不必问，说起来准一大套，但现在看来，不过是脱裤派罢啦，而且脱得越光越妙，时代风气如此，我们无可奈何焉。问题是，一定不脱，也照样可以快快乐乐，照样可以连载出版，何必一定要脱乎哉？无论哪一本震世名著，内容免不了有性的描写，那是构成困扰或骚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但绝非仅以那玩艺为满足。一个作家也好，一个读者也好，如果认为脱裤子不过瘾，那就未免高速公路矣。天下只有前面所举的暗娼者流，才那么急吼吼地猛脱。便是台北的陶公馆，也都要稍微有一点情调。盖男女之间即令是嫖客和妓女，除了性之外，还有别的更多、更重要的东西，而脱裤派却硬是非此不乐，大概各有其痒也。
描写性行为是不是道德，迄今没有定论。说脱裤派是艺术的，我们不置一词，因木宰羊焉。但穷斯滥矣型文人硬说脱裤派竟然是道德的，就得研究一番。《金瓶梅》以一十万字写性行为1852年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是运，以几千字写淫夫淫妇的悲惨结局，凭天地良心说，有道德上的效果乎？如果认为只要有悲惨的结局，使淫妇淫夫受到惩罚，就是道德，我宁愿横行世界九十年，然后死于“砰”的一声。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应强迫他们的妻子儿女，每人都要熟读《金瓶梅》和“查夫人”，是不是道德的，到彼时才知也。我想，道德的规范随时代而不断改变，本已无法固执，而艺术家、文学家也同样有其特权不理那一套，但是有一点似乎应该考虑到，如果自己的作品不能让自己未成年的儿女们看，他就没有理由让别人未成年的儿女们看。
一个人被批评并不容易，柏杨先生想被别人批评，以便抬高身价，还没人肯批评哩。盖被批评的人必须有相当分量，而且为批评的人所惋惜。如果别人对他连批评兴趣都没有时，那就惨矣。据说？《春秋》专门责备贤者，狗咬了人，只能责备人不小心，不能责备狗乱咬也。《创作》月刊责备南宫博先生和郭良蕙女士，以及柏杨先生这篇大作，都是此意。盖脱裤文学天下滔滔皆是，有的更血淋淋的焉，纵然多两位加入，也没有关系。不过以南先生和郭女士崇高的地位，也去脱之，大家自然要掩书叹息。柏杨先生特为此文，刺激刺激，希望多加考虑。如果仍认为脱裤是对的，则不妨尽量地脱，甚至高兴起来，亲自上台脱给大家看，我都不在乎。
妖风
前些时台北发生一场学术论战，论的大概是“中西什么化”之类的玩艺，普通小民不懂也。但后来却逐渐有点儿懂，盖招架不住的一方，以居浩然先生为首，祭起各色各样的帽子，把胡秋原、郑学稼、徐复观几位先生，祭得晕头转向。一会说他们是汉奸啦，一会说他们曾经反抗过政府啦，一会说他们思想有问题啦，一会又说他们简直仿佛非是共产党不可啦。呜呼，论战的主题是“二加二等于四”，即令人他们是汉奸，反抗过政府，思想有问题，二加二仍等于四，不能就等于五。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预卜的，只要能把某一顶帽子扣个结实，则对方或杀头焉，或坐牢焉，就等于封住其嘴，他阁下的论战就大获全胜矣。
这股妖风目前似乎已从“学术界”吹到“文艺界”，其焦点乃郭良蕙女士的长篇小说《心锁》。那本描写性的大作，柏杨先生曾表示过道德万丈矣。但一个文人也好，一个作家也好，所能做的，应该是到此为止，不能超过笔的界限，去向官府搬兵，教唆杀人。尤其是我看某一本书不顺眼，不等于我看该书的作者不顺眼，我喜欢某一本书，也并不等于我喜欢该书的作者。如果由书而牵连到作者，那就是人身攻击矣。我们可以反对《心锁》，但不能说郭良蕙女士一钱不值。世人每每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话把人活活害死，如果文真如其人，则凡是文章官冕堂皇的家伙，只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