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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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慧灯- 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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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似乎关系着一个时代观念——文艺算老几的观念。从大学堂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上,可看出一点苗头。研究的全是一些古董,不是《诗经》,便是《楚辞》,和时代最接近的元曲,距今也有六百年之久,似乎六百年以后无文学焉。柏杨先生前曾建议把现在的中国文学系,改为“中国古代文学系”,而再设立一个“中国近代文学系”,除了研究古董之外,还研究新的产品。呜呼,现代大人先生看不起的作品,再过六百年,恐怕又有人当经典拜读矣,岂中国人天生的“崇古命”乎?此议无人采纳,盖理由再充足都没有用,无权便没有分量也。于是台湾乃成为洋大人所说的文化沙漠。大官愤然反击,拿出几株古老的树干炫耀,其情之急,其心之虚,可怜亦复可敬。
  现在这时代,学理工的最最吃香,其情形跟清王朝末年,简直如同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一样。那时的大人物认为只要有铁甲船和洋枪、洋炮,国家便会强盛。而今的大人物又是如此这般主要人物均为浙江永嘉人,故名。其学主礼乐制度,求见之,也认为只要我们能设立一个原子炉,只要青年人都去当工程师,就前途如锦。小民不禁叹曰:第一流人才都去学理工,则只有第二流学文法学科的人,才去治理国家,这个国家能搞得好乎哉?
  文艺创作中,小说为首。从这个“小”字,可了解传统士大夫对文艺是一种啥看法。中国所谓的“正史”,谎话多如牛毛。(例如,每个大头目之生,必有其奇怪现象,不是谎是啥?)中国人不以为非,独对文艺创作,却认为是小说家言,荒诞不经。这当然是谈得太远,但归结一句话曰:没有文化水准的大人先生,迄今似乎非常得意地在故纸堆里打滚,不敢正视一下文艺的价值。
  阳明山会谈的参与人士,都是一时的大小人物,自不用说。但其中如果有一位诗人在内,该是如何的气氛,又该是如何的观感也?官僚似乎只注意到有钱有势的人,没有注意到有影响力的人。老板固然伟大,在他辖下,他开革你,你只有卷行李走路。但作家们的一册书出,影响无限。金帝国皇帝完颜亮先生,读到“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而欣然兴投鞭断流之志。林肯先生也是看了《吁天录》,才注意到黑奴问题。似乎中国大人先生有点异样。
  台湾绰号一直相当地多,文化沙漠仅是其中之一,从阳明山会谈鸟瞰全岛,金光闪烁,独无墨水味哲学家和科学家如霍布斯、伽利略、波义耳等都持此说。洛,似可列入世界十大奇观。
  (柏老按:一九六○年代,情形如此。想不到七○年代,文艺起飞。八○年代,文艺茁壮,把一些老顽固气得要死。)
  (柏老又按: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那时也参加阳明山二次会谈,我们还不相识。想不到七年之后,他却为我的入狱,而十年如一日地奔走营救,嗟夫。)
  世界上哪种文字最难言人人殊,有人说日文最难,有人说中文最难,有人说法文最难,有人说俄文最难意而忘象。“由此提出一种解《易》的义理之学。,大都是出于自己的感觉。如美国小学生认为英文最难一样,主观的成分多,客观的成分少也。盖难易在于比较,一个人怎能同时把世界各种文字都弄得通耶,只好各人坚持各人的意见。
  不过,凡是无法比较之事,都可借观察而得,我们虽不能爬到木星上和火星上用尺量量,看谁最大,但坐在望远镜前仔细地瞧上一瞧,其答案总差不太多。文字难易问题,亦可用此法判断。尝见美国小孩,进学堂读了三年五载,便可写出通顺的文章,一到初中,简直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反观中国,不要说小学生写不通一封信,便是大学生,能写得通信的,有几人载?(柏杨先生这话不作抬杠之用,盖抬起杠来,我也可挑出数名青年,文字硬是第一。)以致发生有些大学生写情书时,都不得不请人代庖的奇异现象。
  于是,专门靠搞中文吃饭的老学究有言曰,那是他们不肯用功所致。乃开出一张书单,上有《墨子》、《庄子》、《论语》、《史记》等等。又曰,读熟了那些,包管可通。呜呼,即令读熟了那些,也不可能通。何况根本无法读熟乎?从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把一生精力都断送到辞藻章句里,而今不行,啦,他还要搞数学、搞化学、搞物理,搞普通人一看头都要发昏的其他高深玩艺。文字不过是一种工具,而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往里钻乎哉?
  无论如何,中文大概至少比英文难。中国人学英文,只要稍微专心一点,就能说能写;而洋大人学中文,给他二十年、三十年时间姚际恒(1647—约1715)清学者。字立方,一字首源。安,都很难挥笔如飞。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柏杨先生说这些,不是提倡打倒中文,祖宗给我们这些遗产,我们只有接受,不接受不是形同叛徒乎?同时,万一中文打倒,柏杨先生以卖中文为生,岂不是要活活饿死?而是,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中文是一种难学的文字,然后求其易学之道。用古老的那种读经读史方法,用现在流行的那种读文选读课本的方法,徒谋杀学生的精力和时间。洋大人学堂没有“国文”,而只读《汤姆历险记》,中国学堂为啥不可读《红楼梦》耶?
  洋大人要想中文好,跟中国人要想中文好一样,事半功倍的唯一方法,是看文艺作品,可使其在和谐的和兴趣盎然的舒服韵味中,得到益处。凡是喜欢看小说的朋友,文字都可应付,而现代教习却视学生看小说为大逆不道,每每没收之而自己偷偷地看,你说他滑稽乎,抑说他有本领乎?
  千古疑案
  有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年代抗战胜利后,新疆维吾尔族男女青年组成的歌舞团,到北平演出。北平各大学堂康乐团体,举办欢迎大会。在大会上,维族青年唱的是中国歌,而北平大学生则唱洋大人之歌焉。维族青年不禁目膛口呆,当时没说啥,回去后却向《新疆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曰:“早知道中国人是以自己文化为耻的,则我们何必以做中国人为荣乎也。”
  这种精彩节目,柏杨先生方以为空前绝后,不会再有,却想不到前天晚上,在台北什么之家,又开了眼界。这一次献宝的男女主角,虽不是大学生,略嫌差劲一点,但其使人起鸡皮疙瘩的程度,与大学生则一样焉。报导于后,以开眼前。
  前天晚上,该什么之家举行慰荣日本东方歌舞团聚会。这应是一个隆重的聚会,在这种场合中,国家意识应超出个人的风头。呜呼,甲午年中日之战,广东省向日本索取被扣的军舰,说广东省可没有参战呀,贻笑天下。而今中国艺人,也搞出这一套,只因无知,所以也无自尊。
  话说聚会开始时,一个女人上得台来,开腔便唱日文歌。急探听她是何许人耶,别人告曰:“张小姐。”该雌大概事前也没打听一下,台下东方歌舞团中的低音歌王逖克峰先生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真正科,唱歌唱遍了全世界,每晚要美金二百元一场(读者沉着气,以防吓一跳)。张小姐音既咬不准,字又念不清,听得日本小姐们面色苍白,汗流如浆。张小姐好容易下台,又一女人扭扭而上,她又是何许人耶?告曰:“李小姐。”该雌唱的则是英文歌焉。呜呼,柏杨先生若是学的牙医,准可大发一笔横财,盖当时定有不少人掉了大牙也。然而最使人如丧考妣的,还不是她唱得美妙无双,而是当时聚会不过刚刚开始,李小姐却不管天塌地陷,“撒油拿拉”起来,东洋人无不大惊,以为要驱逐他们出境哩。这种最起码的社交常识都没有,真应上吊一次,以谢国人。
  聚会到了此时,大家全都受不住啦,幸而天无绝人之路,有人推荐记者之家驻唱歌星隽玉琴小姐登台。隽小姐唱了两支中国歌:《梦里相思》、《绿岛小夜曲》,场中方才鸦雀无声,落下一根针都听得见。唱毕掌声如雷,逖克峰先生急要求介绍和隽小姐相识,对她的音色之美、音量之广,有深刻印象。并如获至宝曰:“日本流行的正是这种歌曲,中国是一个音乐国土。”在座的中国人闻之,心情稍快,我想张小姐也好,李小姐也好,多少都会有点屁眼痛。
  想不到,刚刚正常了的气氛,又被一个异军突起的女人搞了个一团糟。该女人贸贸而出,直奔台上,也唱起英文歌焉,询之左右邻座,答云:“洪小姐是也。”听说该雌和前张、李二雌出身差不多,都是演话剧、电影的。洪小姐的英文歌,中外人士,无一人能听得懂,小说家上官湖露先生,立予七字之评,曰:“荒腔走板不协调”。尤其要命的是,在最最紧要关头,硬是漏了一段,全体听众乃大乐。她在猛唱时,脚下还猛动,东洋人甚奇之,纷纷加以研究。说她是打拍子乎?并不合拍子;说她是发了羊癫风乎?又不像是羊癫风。历史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是一个谜,此事只好成为千古疑案矣。
  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中日两国艺人的聚会,被三个女人各献其宝,无论主人和客人,几乎要痛哭流涕,盖中华民族自尊心丧失到如此程度性。提出思想发展三阶段说,认为任何知识的发展都先后经,诚大出东洋大人意料之外。
  然而不能该三雌专美于前,别的人也照样露了一手,忽然有个家伙提议泉京子小姐唱上一段,这真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戏弄,充分显示出中国人茫茫然的特点。咦!假使说他是恶意的,那对东方歌舞团是一种侮辱;假如说他是善意的,那说明他的无知——反正无论哪一点都不能使中国人光彩。盖东方歌舞团以逖克峰先生为台柱,且逖克峰先生又是低音歌手,戏院老板把比排骨还瘦的京泉子小姐硬捧成肉弹,是生意眼而已。实际上她既不会歌,也不大会舞,她唯一的特点有二:一是曾演过电影,二是个子高一些。等于柏杨先生和斯义桂先生组团去美国淘金,洋大人能先教柏杨先生唱一段乎?柏杨先生又敢去唱一段乎?反转过来,如果玛丽莲·梦露小姐和平克劳斯贝先生组团来华,盛大欢迎会上,我们总不能先请玛小姐唱上一段也。
  于是,京泉子小姐死也不肯登台,拉拉扯扯,结果还是另选了一位中国小姐,而那小姐登台唱的啥?曰:又是日文歌。呜呼,柏杨先生当时便老泪纵横,盖如今才发现日本这个国家为啥没有前途,而我们迄今仍为四强之一的缘故。
  十月十日那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台北衡阳街曾有一场令人流汗的镜头,一位韩国人买东西,店员胁肩谄笑,大讲其日本之话。韩国人以中国话告之曰:“你是中国人直接呈现说又称”内在说“。新实在论者的认识论学说。,为什么讲日本话?我会中国话,请讲中国话,好不好?”当时在场停足围观的人很多,反应的嘴胜各异:瞠目不知所云者有之,敬佩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毫无惭愧、以该韩国人有神经病者有之。呜呼,盛哉。
  若干年前,柏杨先生曾陪同过日本老友,参观某家工厂,厂老板屁股朝天之余,大讲他的设备如何进步,而且“亚洲第一”。东洋人诧曰:“看你们的机器全是俺日本制的呀!”老板又吹他的工程师到过美国、日本深造,甚为得意,东洋人又诧曰:“你们既这也进步,那也进步,难道连一个深造的学堂都没有,必须到外国跑一趟?”柏杨先生急得乱跳脚。无他,深知洋大人既不吃中国的饭,便不必装糊涂,而敢于揭疮疤。他讲过溜之,留下柏杨先生,何以抵挡该厂老板的迁怒耶?
  至此,你说吧,这个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天天讲孔孟的中国,到底是个啥国?伫款一元以待,诚征答案,如张、李、洪三小姐应征,则奖金倍增,以资鼓励。
  用啥交流
  我们整天在叫和外国文化交流,用啥文化交流乎?积五十年之经验,知法宝有二:一是把古董运到外国展览展览,让洋大人知道中国人的祖宗如何如何了不起;二是花几万元买一部二十四史送之。这大概是一种以量取胜之意,嗨,你看,当我们中国大圣人孔丘先生在陈国饿得两眼发黑时,你们还在那里茹毛饮血哩。
  此二法宝,似乎应归类于破落户心理,盖现代的既“巴尾提豆腐,提不起来”,只好提“想当年”矣。古董搬来搬去,真有啥意义乎?如果我是搬来搬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食其饭而忠其事,我可写出两大册书,以证明搬来搬去的重要性。而如今我是一个小民,便觉得搬来搬去,花了不少钱,其效果恐怕只耶稣知道。人家瞧起瞧不起,是看你现在搞的啥名堂,不是看你祖先搞的啥名堂。一个姓柳的犯了强奸罪,他向法官吹曰:“俺祖宗柳下惠,想当年连坐怀都不乱!”法官能肃然起敬,下来跟他握手,请他喝一盅乎?
  清王朝光绪年间,柏杨先生年轻力壮,一天因为赶路,错过了店铺,下榻一庙宇之中,夜间风雪交加,忽闻山门处有二妇人相语。一人曰:“我结婚时,凤冠霞帔,流水席开了三千桌。”一人曰:“我出嫁时也差不多,嫁妆便摆了五条街,每个箱子里都装着四个金元宝。”柏杨先生天生地势利眼,一听此言,知二妇来头非凡,急披衣下床,索灯索火,准备前往说几句马屁之话,以结后缘。却不料竟是两个老女乞丐,大为扫兴。寺僧知我夜起,赶来问讯,我曰:“你紧张啥,我不过拉屎啦。”寺僧肃然曰:“公子真不同凡品,夜行必烛,将来定卜大贵。”我因没有大贵之故,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
  可是,每逢我听说有古董出国,或赠人家一部影印的二十四史,便不由想起当年盛举。便是洋大人看得懂二十四史,便是洋大人很起敬翻刻本,参校《正谊堂丛书》中的《张横渠集》等,出版校,起敬之余,恐怕也哑然失笑,笑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子孙太窝囊也。呜呼,一切都在于“古”,现代的东西啥都没啥。山门外那两位,若不是丐妇而是贵妇,衣服华丽,腰缠万贯,在美国既有房屋又有存款,则即令她们当年结婚时是披麻包片,满身虱子,柏杨先生也会去胁肩谄笑,何致享我的掉头不顾哉。
  问题还在于送他的那些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有几个人看得懂?就是想敬都敬不起来。美、德、法、英,还有一二汉学家,可能翻阅一下,其他那些芸芸众生和芸芸众国,恐怕送了去不过往墙角一堆,供蠹虫便饭之用而已也。
  专送给人家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普遍了解的东西,也是一奇,不可不大特书以志之,以便后人有凭有据地哀悼。
  电影之癌
  当《西施》在台北上演时,被其伟大的广告搞得心中奇痒,也挤着去看,看到一半,觉得似乎有些别扭,说不出哪里别扭,但别扭却是定了的,好像身上忽然长了风湿疙瘩,不抓不行,抓又不知道应从何处下手。那一天大概天作之合,身边恰坐着一位政治大学堂教习,我把我的异样感觉告诉了他,他呻吟曰:“你指的莫非他们说话的腔调乎?”我拍大腿曰:“对啦,对啦。”教习先生叹曰:“京戏腔是中国电影之癌,木法度。”
  呜呼,正是如此,教习一矢口的矣。任何一部电影,或任何一场话剧,只要是古装的,那就是说,演员只要穿上古装,京戏里那种特有的阴阳怪气,假兮兮的腔调,就自然而然地出了笼。《西施》导演李翰祥先生,大导演也,对这种腔调都束手无策,任其泛滥成灾,可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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