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件小事来瞧瞧底牌吧，史书上说，杨业的儿子杨延昭先生，和另外一位同姓不同宗的杨嗣先生，二人在羊山镇，埋伏重兵，大败契丹，你猜宋真宗赵恒先生接到捷报后说了些啥？他曰：“杨延昭与杨嗣，都是疏外之臣，而忠勇如此，朝中却一直有嫉妒之人，幸我保护他们，才有今日之效。”这种话教人听啦，实在寒心，杨家将那么大的汗马功劳，死的死，亡的亡，结果仍然是“疏外之臣”——疏外者，一辈子都在圈圈外，流再多的血都跳不到圈圈里也。问题是，即令在圈圈外，仍有“嫉妒之人”，努力构陷，不垮不止，不死不休，非夫。
千古奇冤
杨业先生的结局，看京戏的朋友都知道。他被迫孤军深入，临出发时，指着陈家峡谷，老泪纵横曰：“务请诸君在此设下埋伏，作为后援，等我转战至此之时，即夹击相救，否则我们只有全军覆没矣。”可是等他转战至此时，竟然不见一人，不禁大恸，再奋起杀敌，身受十数重伤，最后中箭堕马，被契丹俘虏。其子杨延玉先生，和淄州刺史王贵先生，血战而死，孤军无一生还，杨业先生被俘后，叹曰：“皇帝待我很厚，希望我讨贼捍边，今被奸臣所卖，有何面目求活呼？”绝食三日而死。杨业先生的壮烈事业，千古之下读之，尚觉热泪盈眶。他一直到死，都以为头目待他很厚，不要说他啦，就是到了他儿子杨延昭先生，大破强敌，仍被当作“疏外之臣”也。
现在我们要谈到宗泽先生和岳飞先生啦，宗泽先生死于忧，岳飞先生死于冤，两位英雄豪杰，民族救星，全被糟蹋。宗泽先生为宋王朝一位名将，据说，金人叫他为“宗爷爷”，他最后被以赵构先生为首的现实政治，压迫得“疽发于背”，临死时连呼“渡河”、“渡河”、“渡河”。我想宗泽先生能疽发于背，还算走运，以他的个性，在传统的酱缸里，如果不死得早，恐怕终有一天，准跟岳飞先生一样，被罩上一顶帽子，明正了典刑。
岳飞先生的忠勇和他的战功，不用说矣，看正史看不出啥名堂，买本《精忠岳传》，一瞧便知，我们不必多表，只表一点的是，宋高宗赵构先生对他，简直又爱又敬，不要说下的诏书啦，仅赵构先生亲笔写给岳飞先生的信（酱缸文化称之为“御札”），就够印一本厚厚的书。不特此也，赵构先生还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字送给他。如果一个人神经正常而又没有麻风的话，一定会认为岳飞先生有享不尽的名誉和尊荣，怎么都不会想到，弄到最后，他阁下竟被认为叛变有据，逮捕下狱。岳先生是怎么死的，谁都不知道，反正是被下狱后，问不出啥结果就死啦，死得不明不白。不但他死，他的儿子岳云先生跟着被斩草除根；女儿也怀抱银瓶，投井自尽；家产没收，一家大小，充军岭南。不但岳氏父子父女，就是他的爱将张宪先生，为抗金名将，被百般苦刑拷打，最后也斩首抄家；另外一位名辰寰宇的大将牛皋先生，也被毒死。凡是认为岳飞先生无罪的，全都是为叛逆张目，杀的杀、垮的垮；凡是认为岳飞先生有罪的，就属忠贞分子，都升了官。
岳飞先生之死，千古奇冤，有人归罪于秦桧先生，秦桧先生固然王八蛋，但如无赵构先生王八蛋于先正确的意识可以促进物质发展；错误的意识则相反。在阶级，他敢王八蛋于后乎？于是有人归罪于赵构先生，赵构先生固然王八蛋于先，但一个人如无超人的智慧，他不可能跳出传统的酱缸文化，所以岳飞先生之死，不仅是千古奇冤，也是酱缸文化最精彩的产品，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中国历史，到了明王朝，大概酱的成分累积得更浓更重，所以英雄豪杰有好下场的，也就更少更稀，凡对事有点思想见解，对国家民族有点贡献的人，都和岳飞先生一样，难逃被杀被辱。呜呼，岳飞先生固是千古奇冤，其实千古奇冤的英雄豪杰，不止他一人也，仅在明王朝，轰轰烈烈，便有三位，曰于谦先生，曰熊弼先生，曰袁崇焕先生。
于谦先生对国家和对明政府的贡献，似乎比岳飞先生还要大。前已言之，宋王朝姓赵的皇帝一个比一个窝羹，而明王朝姓朱的皇帝，更等而下之，一个比一个凶顽。张溥先生说赵构先生至愚至贱，胡秋原先生说朱由检先生至愚至恶，其实何止他们两鸭子屎乎？宋王朝所有的皇帝没有一个不至愚至贱，明王朝所有皇帝也没有一个不至愚至恶。写到这里，柏杨先生不仅扑耳搔腮，大乐特乐，盖老天保佑，没有教我生到那个时代，真一大幸事也。
话说明英宗朱祁镇先生，在土木堡被活捉之后，明王朝眼看要办理结束，幸赖于谦先生一力独支，史册俱在士，阐扬理想人格。《咏怀诗》八十二首发忧愤之情。现存明，不再介绍矣。我们只介绍他的结局，史书上说，他被逮捕时的帽子竟是“意欲谋反”（“反”即“叛乱”，妙哉，帽也）。既然谋反，当然被杀，被杀还不行，家产没收，家族充军，当抄家时，可怜他阁下家里竟无余财，只有一个小房子封锁坚固，好啦，这下子可找到金银财宝啦，打开一看，却全是皇帝老爷赏给他的衣剑之类，真教二抓牌咬碎钢牙也。于谦先生死后，抗敌最力的大同守将郭登先生也被罩上“作战不力”，撤职查办。
于谦先生之后，胡秋原先生介绍俞大献先生，他是以“奸贪”的罪名交付军法审判的。呜呼，我老人家又要发明一条定律矣，该定律曰：“英雄豪杰和爱国志士，被轰隆轰隆罩到头上的帽子，跟他的行为，一定恰恰相反。”俞大猷先生的忠廉，千秋共知，却头顶一顶奸贪之帽，真是盛哉盛哉。俞先生之后，有戚继光先生，提起来戚继光先生，二十世纪以来，颇受人崇拜，印他的兵法，抄他的语录，几乎人人皆知，事实上他也确实是一位英雄。既然英雄矣，按照酱缸定律，就不会有好结果。果然，到了后来，他阁下被免了职，免了职还饶不过他，有形无形的迫害使他承受不住，不到三年，郁郁而死。
不过无论如何，俞、戚二位先生都是幸运儿，从容死到自己睡觉的床上，有妻子儿女环绕四周。而下面两位盖世英雄，却悲惨得多矣。这是继岳飞、于谦二位先生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三位和第四位千古奇冤。熊廷弼先生为国家立下百年不败的功勋，然后一顶帽子猛舍到他头上，惨叫一声，被捕下狱，拉到柴市口处斩。处斩不算，还“传首九边”。把熊先生的头送到边境，教将士们瞧瞧，是逼他们反乎？抑教他们了解了解英雄的必然末路乎？不特此也，熊廷弼先生妻子因缴不出“脏款”，竟把她的婢女，掀翻在公堂之上，当众打了四十军棍。呜呼，五千年传统优秀文化竟产生出这种勾当，我们还能说啥？和熊廷弼先生同时遭殃的还有魏大中先生、杨涟先生、左光斗先生、汪文言先生，一并下狱，苦刑拷掠。有的斩首，有的被当堂打死，有的被打得连哼都不出来，皇帝还嫌打得轻，下令再打。这就是我们英雄豪杰、爱国志士的离奇遭遇，苍天。
愚恶
中国历史上，文官之死，最惨的是北魏帝国的崔浩先生，武官之死，最惨的是明王朝的袁崇焕先生。崔浩先生对北魏的贡献大矣。我们可以说，没有崔浩先生，就没有北魏，皇帝也一向以他阁下为荣。其结局却是，他阁下被装到木笼里，送到城南，由十几个卫士轮流把尿撤到他头上、脸上、身上，史书上曰：“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辅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咦，这是怎么说法哉？而袁崇焕先生，一身系明王朝的安危，明政府上自皇帝，下至大官小官，狗命都握在他手里：他如活下去而展其才，他们就有得吃有得穿，有得威风好耍；他如死啦，他们的下场，读者先生已知道矣，皇帝在煤山伸脖子上吊，大官小官被刘宗敏先生捉住，拷掠金银。然而袁崇焕先生不但硬是被杀，而且被杀得惨。清军十万进攻北京，袁崇焕先生入卫，两日一夜，急行军一百五十里，稍微有点知识的都会想到他至少有功无过，如果柏杨先生说他的结局是被杀啦，准有正人君子说我造谣生事，一口唾沫唾到我尊脸上。然而他不但硬是被杀，而且还是被剐。剐者，学院派称之为“磔”，就是把他绑到刑场，由刽子手活活剥皮。我们虽没有目睹当时惨景，但三百年后的今天，每一思及，眼前仍浮出一幅绞心的图画，一位爱国的英雄志士兼大军统帅，竟被脱光衣服，赤身露体，绑到刑场上，任凭千万看热闹的人唾骂（在酱缸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小民，见了这种场面，非唾骂不可），然后被刽子手用剃刀活活把皮剥下。人皮不但比猪皮要薄得多，而且即令是猪皮，死后剥之尚好剥，生前剥之，也难剥得很也。剥皮时，先把袁崇焕先生的头发剃光，在头顶轻轻一刀，只割开头皮，而不伤肉，然后用一点盐或一点水银揉进去，才可慢慢剥之。剥的时候，只流清水，不流鲜血。袁崇焕先生被剥了几天，史书上没有交代，依普通情形，要剥三天，三天之内死啦，郐子手即被剥作抵。袁崇焕先生剥了皮还不算，剥皮之后，还要一块一块把肉割下来。呜呼，袁崇焕先生剥皮剥到第二天时，还可以吃一点东西，一旦进入割肉，便一刀下去一声哀号矣，按规矩要割三百六十刀，也就是说，要割下三百六十块肉才准死，否则就割刽子手的肉。三百六十刀下来，已白骨磷磷，只有心脏和胸脯保留，双目碌碌乱转，用以证明他尚不死，但已喊不出声音矣。
被胡秋原先生溢为“愚恶”的朱由检先生，真是集天下之愚和天下之恶于一身，柏杨先生将来定写一部《亡国之君列传》，对历朝末代头目，研究研究，朱由检先生当占重要篇幅，他如此残酷地杀了袁崇焕先生，真是吃粪人物。可是，有趣的事也就出在他身上，有一天他对宰相周廷儒先生叹曰：“安得岳飞者用之。”真混他十八代祖宗的蛋，一个袁崇焕先生已经杀得如此之惨，再冒出来岳飞先生，他岂不又得动歪脑筋用苦刑乎？他阁下临上吊时曰：“我非亡国之君。”更是一个“至死不悟”的典型，我建议弄个他阁下的泥像，送到博物馆，以垂戒千古，不知有没有人同意也。
以上所讨论的，全是胡秋原先生《中国英雄传》上人物，故到此为止，如果依着“正史”顺序，像老母鸡吃豌豆，一个一个地啄，真得写一本书矣。如果再包括内战时的大英雄、大忠臣，恐怕更使人脸没地方放。若韩信先生，夷三族。若彭越先生，尸首被剁成碎肉蒸成小笼包子大家吃。若方孝孺先生，夷十族。若铁铉先生，儿子为奴，妻子女儿被指定的一批专人轮奸，所生之女又立刻发往教坊为妓。悲夫，不再写矣，写下去一辈子都写不完，而且心如刀割，也写不下去矣。我们常看见标语说，“法古今完人”，不知道“完人”指的是谁？如果指的是圣人，中国圣人活着的时候，无不可怜兮兮，如果指的是英雄，中国英雄又几乎全是“叛逆”，真是教人彷徨无依也。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他们的圣人也好，英雄也好，如果都不能有好下场，这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准有毛病。有某一种文化，才有某一种政治；有某一种政治，才有某一种气质。美国前任总统肯尼迪先生就职时，请他的诗人朋友佛洛斯特先生为他朗诵诗篇《全心的赠与》；佛先生身故后，肯先生在纪念佛先生图书馆的破土典礼上，说了两句话，曰：“权力使人腐化，诗使人净化。”这两句话是人们常说的，但出自一位总统之口，其意义便更可敬、更崇高。有人说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到了二十一世纪，美国世纪便过去啦，成了中国世纪啦，这话听了教人舒服舒服，但我敢和你赌一块钱，仅凭肯尼迪先生说这句话，可看出美国人灵性之高，活力之强，青春气息之咄咄逼人，二十一世纪包管仍是美国世纪。中国一朝不从酱缸里跳出来，所有的精力便只好用之以杀人才、防反叛，别的啥都不能谈，更别说什么世纪矣。
昨天有一位朋友，到柏府串门，对这几天研究英雄下场的大作，伤心曰：“你这么一说，英雄豪杰都没有好下场之中。生命是自由的，不受任何规律的约束。倡导非理性的，好像古人都没有你聪明。”呜呼，他实在是太低估了古人的大智大慧，难道用得着柏杨先生千百年后“哎哟”一声，众人才恍然大悟哉？我们老祖宗时代，便早有此发现，不过大家已经被酱，知而不说；不像柏杨先生穷极生疯，泼皮胆大，刚刚一知半解，但赶紧拉开嗓子乱嚷。君不见乎，真正的仁人君子，和识时务的俊杰，对任何英雄豪杰的勾当，都不会去干。种玉麟先生之放洋，有人笑；六君子之死，也有人笑。前不已经言之，人人都称赞岳飞，可是如果请他阁下当岳飞，他恐怕吓得稀屎都拉出来。你如果一时心血来潮，冒险犯难，别瞧朋友在公开场合恭维你，关得门来，有得笑你傻也。苏东坡先生曰：“他人生子要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我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贵阁下明白了吧，在酱缸里，只有愚且鲁的人有前途，稍微有思想见解骨气才能的人，便只合有数不尽的灾难。
传统文化——难得糊涂
苏东坡先生的愚鲁政策，千万不能依字面解释，如果依字面解释，则历代下来，林林总总，大小官崽二抓牌，岂不一个一个都是白痴乎哉？呜呼，谁要说他们是白痴，谁连白痴都不如。郑板桥先生曾在这上面悟出“难得糊涂”的学问，早柏杨先生一百年，真是了不起的人杰也。他阁下是清王朝中叶人，酱缸文化一直酱了两千年，才被他戳破了一个小洞，使我们后生小子，有所遵循，诚功德无量，伟矣大矣。柏杨先生从前曾想办一个“做官之道函授学堂”，后来改为“做官大学堂”，改为“官崽大学堂”、“二抓大学堂”，将来会不会四改五改，我不知道，不过不管名称怎么改，我发明的那些种种升官固位的学问，依然价值连城，如果再加授“难得糊涂学”，就更包罗万象。郑板桥先生真算看穿了中国官场，也看穿了酱缸。
郑先生开宗明义曰：“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糊涂更难。”柏杨先生小时候读之，简直越看越不懂，心里想，聪明当然难，遇到一个算术题，呆瓜算了三天都算不出，而柏杨先生一算就出，是呆瓜这种人值钱乎？抑柏杨先生这种人值钱乎？是该呆瓜有前途乎？抑柏杨先生有前途乎？而郑板桥先生硬是瞪着眼说聪明没啥了不起，反过来糊涂虫倒难得难得，教人拼老命都想不通。
郑先生的难得糊涂学精义，在于他并不否定聪明。你别看那些高官贵爵一个个脑满肠肥，固无一不是绝顶聪明之人，也必须有绝顶的聪明，才能装恰到好处的糊涂。如果他根本没有聪明，跟猪一样，有啥可取的？如果他的聪明成分不够，装起糊涂来不能恰巧好处，也不会有啥前途。于是一切二抓学问，从此而出。试举一个例子说明，好比说柏杨先生忽然大权在握，可以给你官做啦，有一天我教你去买一块钱的西瓜，并面授机宜曰：“你出得大门，往南走，约二里处，一瓜摊在焉，有个老太婆在那里卖瓜，一块钱一斤，快去快回。”你阁下听了我面授的机宜之后，心中不禁笑曰：“这个混蛋老头，往南走三千里也没有卖西瓜的。”
然而成败就在这里分晓，心里笑归心里笑，你的嘴脸必须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