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些人摇头曰：“怪啦怪啦，我们小时候从没有听说过哈叫恶补。”这和另一些人摇头一样：“我们从前出洋留学，也从没有听说过谁不肯回国的。”时代在变，如果我们没有新观念来接受逼面而来的现实，仍用古老的想法去想联。它在中国殷周之际已产生，其后战国的荀子、东汉的王，恐怕一辈子都难想得通。其实岂止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花样，就是十年前也没有这种花样，现在如果只轻描淡写地说它是“过度”，则将来不仅孩子变成小僵尸而已，终有一天国亡家破，死无葬身之地，还不知道为了啥哩。
夏禹帝姒文命先生治水的故事，可作我们的参考：他爹治水，只知道“堵”，堵的结果，天天忙得要命，而问题天天发生。记过啦、撤职啦，呼天抢地，似乎煞有介事，不过只在“堵”而已。呜呼，堵如果能成功，老太爷的头砍不下来矣。姒文命先生的办法是“浚”，这是一种崭新的观念，即先瞧瞧它的源头，学院派谓之“正本清源”者也。先在源头上下功夫，然后才有希望把教育纳入正轨。
（柏老按：延长义务教育不能消灭恶补，我老人家在一九六○年代，就以铁嘴身份预言之矣，当时没人相信，而今一九八○年代，果然恶补得更为厉害，嗟夫。）
谁都阻挡不住
恶补是一种苛政。柳宗元先生认为：凡是苛政，都猛于虎。其襟何止猛于虎而已，同时也毒如蛇。不过别的苛政，大家一致反对，只恶补这玩艺，大家虽在表面上一致反对，私底下却喜之不暇。把活活泼泼的孩子蹂躏成小僵尸，该是多么残酷的事，可是父母却甘心情愿，教习也甘心情愿；即令父母教习不甘心情愿，孩子们自己到了五、六年级，已经懂事啦，一瞧前途茫茫，他自己也甘心情愿，正因为“都督打黄盖，愿打愿挨”，所以谁也禁止不住。政府官儿虽然努力在禁，但他们一面禁，一面却又努力制造非恶补便不行的情况，好像一个人一面嚷嚷烤死人啦，一面却往火堆里添柴，它怎么能不烤死人乎哉？
显然这不单纯是政治问题，更不单纯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也就是需要问题。柏杨先生最近晕晕陶陶，想开一个“飞腿补习班”，专门教孩子们打各式各样飞腿，请问阁下，有人来乎哉？不要说柏杨先生，就是恶补大王补习打飞腿，都没人上钩。为啥没人上钧乎？学会了打飞腿，没有用也。不过一旦初中入学考试有一门功课是打飞腿的，把顽童们排到院子里，看谁的飞腿打得多，打得高，打得花样百出，谁就金榜题名，那时候你看柏杨先生门庭若市吧。不要说顽童啦，如果出国考试也考打飞腿，则妙龄女郎焉，半老徐娘焉，年轻小伙焉，恐怕都得拜我为师，届时我一小时收一百元，发了大财，第一件事就是天天吃一个荷包蛋（听说荷包蛋奇补）。
有需要才有供应。正人君子可能说该需要是不正当的，不过他如果有孩子读国民小学堂的话，他就知道这种需要正当得要命。即令是不正当的，但正当不正当是一回事，需要不需要又是一回事也。于是乎顺调大王大怒曰：“照你说来，我们对恶补没有办法拉？”呜呼，当然没有办法，越大怒越没办法。别瞧官儿拍桌子打板凳，认为靠着他那一权力就可消除恶补，他要能消除恶补，我输你一块钱。
这种畸形现象来自于强烈的竞争，苏秦先生把头发挂到梁上，用锥子扎自己的屁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为啥如此？因他被其他的游说之士挤垮，要想战胜别的竞争者体“。”种的逻辑“是社会存在的逻辑。”种“就是民族、阶级、，唯一的办法只有如此；恶补的结果不辜负他，他最后母于佩上六国相印，连迎接他的嫂嫂，都趴到地下吻他的脚。他阁下如果一垮到底，顶多待在家里抱娃儿而已。孩子们国民小学堂毕业后，如果不能升初中，他将有什么遭遇哉？做事吧，学识太低；做工吧，年龄太小；只好在街上闲荡，断送一生。用他一生的前途和恶补比较起来，当然是非恶补不可。有几个做父母的，不下恶补的狠心耶？
延长义务教育和记过撤职，都不能解决恶补。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先生，英明过度，对凡是失地失城的官儿，一律“逮京处斩”，虽然如此穷凶极恶，失地的照样失地，失城的也照样失城，盖非愿意也，是木法度也。记过撤职亦然。昨天晚上，我去台湾省教育厅一个官儿府上借钱，看见一幕奇景：他的自用汽车开到马路上吹风，而在汽车间里，摆上长桌，有六七个孩子，正埋头做功课；教习一人，双手后背，悠哉游哉，来回巡视。盖该官儿怕他孩子单独补习寂寞，所以招揽了一大群，共同奋斗。我眼前立刻浮起他对记者谈话时，要誓死根绝恶补的嘴脸，本来想问问他有啥感想的，可是问了又怕借不到钱，也就没问，不过心里却一直忍不住痒痒的焉。
恶补是一个阻挡不住的潮流，这种新的形势，不是硬化了的脑筋所能了解的，我们目前方法，仍是用防空壕对抗核子弹头的方法，挖再多的防空壕，一个个累得气喘如牛，仍没啥用。呜呼，这是一种剧烈的竞争，而竞争之所以剧烈，来自人口不断而英勇的增加。有人统计说，台湾人口一年增加一个高雄市，大家听啦，魂飞天外。其实恐怕还要严重，依马尔萨斯先生人口律，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那就是说，去年增加了一个高雄市，今年增加的则不再是一个高雄市，而是两个高雄市矣。明年增加的不再是两个高雄市，而是四个高雄市矣。后年增加的同样也不再是四个高雄市，而是八个高雄市矣。盖新增加的高雄市逐渐成长，他本身也要生孩子，也要增加高雄市也。
现在国民小学堂多半实行两部制，上午制的学生上午上学，下午制的学生下午上学。柏杨先生有一次去彰化避寿，亲眼看见下午制的孩子，蹲在一棵大树下宋明理学即“理学”。，阳光如箭，射到他们头上，昏昏沉沉，教习有气无力，其声如蚊，不禁唏嘘久之。不过这是两年前的事啦，经过两年的时光，我不但不再唏嘘啦，反而为他们庆幸不止，总算有棵大树可遮一下的。再过两年，连大树分配不到，恐怕只能蹲到稻田里上课哩。
国民小学堂实行两部制，当然是因为教室不够。看起施政报告，每县市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占一个县总预算的六十、七十、八十，就有人猛嚷超过宪法啦。其实把一个县的全部收人用到教育上都不够，假如每年顶多不过盖五百幢教学楼，而生出的孩子却一千幢都装不下，在稻田里上课还算吉星高照，这样下去，终有一天一个孩子发给一个救生圈，泡到海水里上课也。
杀风景
要想观光事业发达，也就是说，要想使洋大人的钱心甘情愿地塞进我们的荷包，单靠观光旅馆达不到目的。洋大人到了中国，决不会一下飞机，就住旅馆，住了几天几夜，啥地方都不去，即行兴辞，天下有如此混蛋的旅客乎？所以，仅只旅馆招揽不来财宝，必须各方面都能配合。
（柏老按：到了一九八○年代，竟然他妈的真有这种混蛋旅客。有些日本人，来到台北，一头栽到旅馆里，和妓女小姐难舍难分，回国之日，才出旅馆大门，嗟夫。）
不但单靠观光旅馆招揽不来财宝，便是单靠台湾这些名山大川，也一样招揽不来些啥。我们这里整天吹牛的景致，若阳明山，若日月潭，若大贝湖，简直不要说唬不住美国人，便是阿比西尼亚的人恐怕都唬不住。阳明山之糟，及所谓“花季”之陋，能把人活活气死，乘兴而往的，归来后无不骂街。这种地方，请眼界甚阔的洋大人去逛，能有好口碑哉？日月潭同样的惨，那么大一片水，只不过三个去处——番社，文武庙，光华岛，连个能坐一坐喘口气的沙发都没有。番社总算可热闹二十分钟，不过除了那些紧盯着你身上钱袋的番女之外，啥也没啥。坐一天火车、汽车，还得住上一夜，看的只不过是那些玩艺，只好自叹命薄矣。大贝湖似乎雅一点，但实际上还不如大陆上小县份里的私人花园。
山川不好，我们没有办法，如果能有人念咒把西湖搬来，或者把珠穆朗玛峰移到玉山之上，当然妙不可言。目前既无此人个系统中，除对概念进行分类并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外，，便只得就原有的东西设法。山川之不足观，海岛往往如此。即以日本最为夸耀的富士山而论，仔细研究一下，又算个啥？跟叫化子扣在泥地上的破碗一样，孤陋单调，不忍座睹。天下如果都是这种“倒扣破碗”的山，人类活着真没啥意思矣。然而经过日本人一番装潢烘托，硬是弄得漂漂亮亮，就比我们高明得多啦。
像日月潭，其实绝对可以改造成一个诗一样的天地。西湖之所以名天下，有原因二焉：一是有建筑，二是有文化人品题。有建筑则眉清目秀，东处有亭，西处有一台，南处有一楼，北处有一阁，曲径必须乱通，那地方才可留恋。台湾名胜都是直来直往，索然无味。希望能筑起环湖马路，遍植杨柳，柳下绿草如茵，排排沙发（台北新公园那种木椅上加铁栏的小家子气办法，千万弃之为宜，宁可教人躺在上面睡大觉），沿湖至少可辟出两处以上的游泳场。巴掌大的光华岛上，可建一座七八层的楼阁，内设各种花样。主要的还是通往台中的那一条公路，听说已铺柏油，当然是个喜讯——过去石子路，不但灰沙扑鼻，弄得浑身上下一团泥土，而且屁股被“颠”得都要痛上半天，有志之士，无不望而生畏。最好能有办法使车厢冷却，盖夏天乘车，烈日当顶，犹如烤笼。中国人天生地受苦命，还无所谓，洋大人便不易吃得消也。
地以人而扬名，中外皆然，滑铁卢不过一个小镇，和有女镇长的台北县的三峡镇差不多，但拿破仑一个败仗成全了它。西湖之所成名，因为有岳飞坟焉，有苏小小坟焉，有秦桧先生跪像焉，有苏东坡和佛印开玩笑处焉。因有无数文化人题诗之故，来逛的人，见一坑水，曰：“苏小妹裸浴处也。”见秦桧头上温湿，曰“旅客撒的尿也。”见风景画，曰：“果然浓妆淡抹总相宜也。”互相吸引，兴趣自昂。我们为啥不在日月潭也铸一个希特勒先生的跪像，跪在“自由”、“人权”、“和平”三个神像之前，以便旅人玩之污之。即令不铸希先生的像，一旦有了建筑之后，也得有无数佳话，才能勾住人心。这佳话如果也有洋大人在内，好比说，洋大人追求中国小姐，父母不允，二人双双投潭殉情之类，这佳话的宣传意义和教育意义就更大矣。我的意思不是说花钱雇一个洋大人去自杀，而是说，离了文化人，就没有名胜！
吾友金圣叹先生曾指出很多杀风景的事，盖境界不高或幽默感不够，往往使人诚惶诚恐，前几年台中公园门口有一件艺术品，某大官偶尔诧异曰：“那玩艺是啥？”市政府官员遂大恐下》始有“宋尹”并提之说，称他们主张“接万物以别宥为，立刻毁去。幸亏毕加索不生在中国，他如生在中国，即令饿不死，也会气死。其实这故事不过尖锐一点，为人所不忘。值此乱世，杀风景的事固触目皆是，多不胜收。记得一九四九年，柏杨先生初来台湾，见报上说日月潭毛王爷如何，大公主如何，二公主如何，小公主如何，心中怦然而跳。盖王爷也好，公主也好，都是贵重之人。可是前年，毛王爷忽然发表一声明曰：现在是民主时代啦，哪里来的什么王爷酋长？故他既不是王爷，也不是酋长，而只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村长。呜呼，如果金圣叹先生在世，这一下子又多了两个杀风景项目，一曰”园前拆碑“，一曰”王爷下野“。毛王爷者，谁都知道不过是随口称呼，根本没有反叛恶意，而仍不能放过，苦苦地逼他一番声明，该官崽脑筋上的细胞，定有奇异之处。把高山族叫同胞，真不知如何”同“法，如果讲血统，他们的同胞在马来亚。酋长自比小小村长，有号召力，毛王爷自比比毛孝信响亮。如今王爷酋长已垮，可抛过不谈。然公主之事，却不可不研究研究，盖日月潭离不开公主，公主也离不开日月潭，而公主现在的生财之道，只有陪人照像一途，照一次像收取若干。这种酸兮兮的交易，据说收入尚佳，以致引起别的山地女郎眼红，也纷纷抛头露面，陪人照起来。其名号虽不叫公主，却是什么白牡丹、什么红牡丹，以及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花“”叶“等等。于是，旅客到了番社，除了被女孩子东拉西拉照像外，没有别的事可干，也没有别的东西可看。过去还有跳舞节目，近来跳舞似有渐趋没落之势。即令有时候跳跳，出场的也都是些二流角色，了了草草，三分钟结束，旅客们在窄小的街道上徘徊踯躅，想找个椅子靠靠，喝杯没有小动物尸体的茶水都没有。
公主一词，何等荣耀，柏杨先生第一次逛日月潭时，心怀敬意，眼观鼻，鼻观心，诚心诚意往谒。走到厨房，见一脏女娃正俯灶下吹火哩，敬询公主何在，她答曰：“俺就是。”不禁吓了一跳。该女娃头发蓬松如乱草，两条红豆洋棒的巨腿，赤脚穿着木屐，丑而且臭，趾甲里全是污泥。照像时，公主以粗手拍我的肩膀曰：“你卡好，我们结婚。”“我嫁你好不好？”言毕且搔我老人家膈肢，若酒家女然。可是等到照过了像，立刻翻脸若不相识，手执算盘，口中念念有词，曰：“某处一张！某处一张！”边算边打，少一块钱她便拉住你咆哮不已。
于是我想，为何不设计一下乎哉？观光协会在出国考察、做点生意之余，如果有钱，不妨考虑考虑，依着北京王府井形式在番社建一毛王宫焉，公主都应该读书识字，学会应对进退，着古装而有婢女伺候。旅客来谒，先在门房登记，由秘书先予接见，欲拍合照者，由秘收内禀，然后姗姗而出，拍照后即退，决不乱搭腔，也不索钱。照由御用摄影师拍之（严禁自带照像机），你要照片，可向摄影师接洽，这时，看旅客猛掏他的腰包吧。价钱可高，次数宜少，俗客不见，大官见之（他有权有势，不见准有后患），文化人则不但见之，且定期赐宴，令其作诗作画，以颂以祷。如此这般，高山仰止，心向往之，越是难见，越是想见，越不要钱，越是有贱骨头孝敬。只要稍花一点资本，特别强调公主的皇家血统，不妨再制造一些神话，译成洋文，那真要发大财矣。现在这种搞法，要公主亲自下手，戋戋之数，可怜可怜。
异乡人
山川名胜，因为观光事业最大的一环，但仅靠山川名胜不行。刚果共和国即令有再好的山川名胜，除了探险家外，恐怕没有什么旅客上门，盖面对着妇女随时有被奸，男子随时有被剥皮的危险，没有太多的人肯兴兴头头地前往那地方试运气也。何况，地文和人文有密切的关系，地文非人文不名，老天赐给你再好的奇景，如果你一塌糊涂，再奇的景都会被淹没。我曾悲哀地想，如果日月潭、阳明山落到美国佬的手中，恐怕早面目一新矣。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一直缺乏灵性，很多道貌岸然闻之大怒特怒。但别的东西上有没有灵性，那是另一个问题，若仅论观光事业，固实在是看不出啥灵性也。观光过中国复又观光过洋人国的人，恐怕心中定有一个比较。有些卫道之士，著书立说，常曰：“我们中国人好客。”这种美德汉唐之世有没有，我不知道。孔丘先生言论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