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二人之间，弄得朋友不朋友，事业不事业。假如代之而起的是平等合作观念，对每个人都有益处也。
我们最常听见的话是：“某某人做朋友可以，可是不能共事。”或是：“某某人是一个好朋友，但不是一个好长官。”关键似乎就在黄天霸思想，再好的朋友，一旦有隶属关系，友情便滚他妈的蛋，稍微有点自尊的人只好狼狈而逃，剩下来的不是无耻之徒，便是难得糊涂学。呜呼，一个社会必须处处都有可以共事的人，才是兴隆之象。越是老朋友，越不能合作，乃上天赐给中国人的一种严厉惩罚。
我们主要的意思是，必须用合作观念代赏饭观念，以《驯妻记》中男主角风度代黄天霸嘴脸，然后人与人之间才有分际，社会才有是非，才有祥和；否则便公私永远混淆，国家之恩和私人之恩也永远不分。而事实上却又非分不可，于是，到处都是教人跳楼和责人忘恩负义的节目矣，也到处是众叛亲离和砸锅砸碗的镜头矣。君没有听见常有些人高喊“团结”乎？谈起来团结，纵是再混蛋的人，都不会反对，不但不反对，恐怕他叫得比谁都响。问题却出于：该团结往往不是大家立在平等地位的团结，而我团你的结；不是大家都放下棍子的团结，而是你放下棍子，我却不放的团结；不是大家吃大锅菜的团结，而是我赏你吃一碗饭的团结；不是《驯妻记》老家伙式的团结，而是《落马湖》黄天霸式的团结。大家都想把别人的前程包在自己身上，而不肯跟人并肩携手，团来团去，自然无法结在一起。权利义务观念如果弄清楚，大家原来是合作的，便爽利多矣。
不特此也，连带着也可以免去子孙圈那种麻兮兮的忠贞表演，然乎不然乎？
第二 培养人的自尊心小民自尊心的总和，就是民族自尊心。中华民族到了今天，可以说丢人砸家伙，现眼够啦。不要说别的，仅只见了美国人便不由浑身发抖，就够瞧的。官崽们无人格亦无灵性，不必提矣。即以一代思想家，万人尊敬的胡适先生而言，他阁下的遗嘱就是用英文写的，拥胡的朋友可能提着柏杨先生的耳朵曰：“用英文写有啥了不起，学术没有国界。”学术固然没有国界，但遗嘱却是有国界的。且即以学术而言，也有它的民族根性。我们真不能想象英国罗素先生会用中文写遗嘱，也不能想象印度泰戈尔先生会用缅文写遗嘱。
我们并不是说胡适先生用英文写遗嘱就把中国人的尊严丢光，这和丢光不丢光没有关系，即令美国总统临死时用阿比西尼亚文写遗嘱，也并不提高阿比西尼亚的地位。但如果是一种在自尊心崩溃后不自觉的反应，虽不损伤胡适先生的分量，却教我们这些心头彷徨无主的小民，每一思及，就更彷徨无主。呜呼，如果胡适先生当初能用中文写该多么好也。这种气质非一天两天的矣，多少年来传播荡漾，遂形成了社会上一种洋式酱缸，大家同样难以外跳。
民族的自尊建立在个人的自尊上，民族自尊的丧失，基因于个人自尊的丧失。奴才政治之下，知识分子的自尊首先被剥夺，明王朝那种廷杖的干法，不但是中国人的耻辱，也是世界上全人类的耻辱。到了清王朝，廷杖虽然没啦，“奴才”代之而兴。闭着眼睛想一想，如果丘吉尔先生见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立刻被掀翻在地，打了个皮破血流，而他阁下不但不敢说啥，反而以头碰地，“咚咚”作响，自称“奴才”，我们能不脸红乎？而我们的祖先却公然行之，大家伙聚在一起，恬不知耻，而且以恬不知耻为荣，乃自尊心消失的结果也。
建议三项
一个人如果用不光荣的手段达到光荣的地位，他的自尊便无法保持，而凡是自尊无法保持的人，也无不努力破坏别人的自尊，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好比说吧，二抓牌的官由于他是子孙圈的一分子而得来的，他自己就会也想弄一个子孙圈而当圈长，如果是靠他把妹妹、女儿介绍给老板得来的，他就也希望别人把妹妹、女儿照样介绍给他。所以凡是对老板大人服服贴贴、奴态可掬的朋友，对属下也无不眼睛搬家，不可一世，这不仅是心理上的平衡，也是心理上的补偿。
保持民族自尊心的唯一方法是把别人当人，这要先从根绝苦刑拷打做起。据说干间谍的朋友，最不在乎苦刑拷打，盖一遭遇到苦刑拷打，就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对方所知道的不多乎也。可是芸芸众生，既非训练有素的间谍，又非凶顽泼辣的大盗，怎抵抗得住日新月异的修理学乎？一个受过非刑的人，他身上的伤可能痊愈，他心头的伤却愈久愈新，如果不被逼成颓废，一定被逼得有更大的冲击力。而那些锦衣卫，自然更不会相信人类还有尊严。
个人自尊即民族元气，保持一分算一分，一个人的自尊一丧，便啥卑鄙奇怪的事都做得出。民族元气一丧，不亡国灭种，已经算很客气啦。
第一 希望不要过问别人的私生活古圣先贤那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害人不浅。吾祖柏拉图先生理想国时代，或农业社会中，讲这一套还勉强凑和，到了今天这种高度的工商业社会，实是不能再提倡啦，再提倡不但害人不浅，还要害人至死。盖修身和齐家之间，有大大的一段距离，而齐家和治国，治国和平天下之间，更相隔十万八千里，相互间根本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修了身就能齐了家乎哉？齐了家就能治了国乎哉？仿佛做的是香艳绝伦桃花梦。有人说，这种话不能那么刻板解释，而是说：人人都修了身，家自齐；户户都齐了家，国自治。呜呼！这种“人人”焉，“户户”焉，可能乎哉？如果认为可能，我们除了佩服他嘴硬外，别无他法。
柏杨先生并不是说只要把圣人这一段话反对掉，民族灵性就呱呱复活。而是说，我们必须有新的观念，了解私生活并不那么尖锐地和国家、天下有关。每个人都有保持私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安乐窝。如此大家的精力才可以用到正路上，不必努力窥探别人的秘密，这才是消除暴戾之气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把人当人方法之一。盖把人当作禽兽，修理一顿，固为害不浅，便是把人当作圣人，硬赶鸭子上架，硬要勉强他去欲神欲仙，也为害不浅。怕的是弄到后来，不但圣人没当成，反而酱在那里，连正常人味都没有啦。
古人云：“知人隐私者不祥。”意思说将有杀身之祸。我想自己祥不样没有关系，主要的还是国家不祥、民族不祥。
第二 尊重专家在洋大人之国，知识就是权力。在我们中国，则权力就是知识。一个人手里一旦握了点权，他就啥事都懂，尤其是在被他“赏饭吃”的人之前，也就更懂得厉害。不但政治焉、哲学焉、原子弹焉，甚至对性病都成了专家。刚上台的新官崽，最初还有点不好意思，等到日子一久，被赏饭吃的人一多，大家一阵猛捧，他就努力伟大，思一思，想一想，我真有两把刷子呀，遂成了货真价实，不但能拳打脚踢，而且还会呼风唤雨。尤其是忽抬尊头，你说啥呀，气象学教习有啥了不起，他见了我都得鞠躬，他胆敢比我知道得多乎？
不尊敬专家是奴才气质，这气质诚如老太婆的被子，盖有年矣。从前皇帝们最大的特征是“金口玉言”，他阁下坐在金銮殿上，说铁是金的，铁就马上变成金的，说金是铁的，金就马上变成铁的，不要说无生命的东西，就是天上神仙，也得该头目坐在金銮殿上，用他阁下的金口，封上一封，才能正式到差。嗟夫，我想只有被酱十分沉重的脑筋，才会冒出这种奇怪观念，连神仙都仰仗世上的官“封”。大概小民对权势屈服，已成习惯，以人之心，度神之腹也。这种“权力高于一切”的观念，要想国家有救，必须连根铲除，转而承认专家的价值。任何超级二抓牌，可以利用专家的决定，但不能蔑视专家的决定。而小民遇到官崽和专家冲突时，必须选择专家，不能由谁乱“封”。
石门水库，便是一个例子，今年（一九六四）已经隆重宣布曰：大风雨之前一定放水，以安民心，而示“自动自发”。呜呼，该库执行长徐鼐先生去年（一九六三）还跳高曰：“事先放水？放了水天如果不下雨，库中空空，谁负责任？”而今年却事先大放，大概已找到负责任的人矣，不知该负责任的朋友是谁？
不尊重专家的结果是鸭子虽死，嘴却照硬。一个官崽，除了对一圈之长外，上不畏天，下不畏民，中不尊敬专家，小民还有噍类乎？不尊重专家的结果是，造成错误的决策，而我们的敌人也巴不得我们有错误的决策。除了石门水库，又想起来一件事，对日抗战时，政府弄出来一个限价政策，发表之初，老套出笼，那老套是：你也通电拥护，我也写文赞扬，免不了还有人研究它的学问，认为天衣无缝。当时我老人家就听一位经济学者关住门叹曰：“这种权力即知识的玩意如果行得通，全世界经济学者都只有上吊矣。”
悲哉，有权的朋友大喝一声容易，拍案而起也容易，咬定钢牙，说别人是“的”不是“家”也容易，但教他去干建设性的行动却难。中国如果一直只尊重二抓牌而不尊重专家，便一直不能有啥起色。
第三 公教人员，必须提高待遇一提起提高待遇，有些人就叹气，其实不但有些人叹气，连柏杨先生都叹气，盖事到今天，提高待遇，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问题更为艰难。有一位朋友，一听到待遇要提高，就脸色大变，我曰：“阁下，我看你有点存心不良，是不是要人饿死？”他曰：“非也非也，要知道未提高待遇之前，我碰到麻烦，一千元就能平安过关，提高待遇之后，恐怕非两千元不能拉倒。”
朋友的话，属切身之痛，千真万真。盖贪污这玩意，一旦成为风气，便产生奢侈。就是前面提到过，那位从美国回来朋友赞叹的“生活水准高啦”现象，一旦大家均恬不知耻，均以一千元的收入，而作八千元的开支为荣，社会风气就开始糜烂。他已有八千元的奇异办法矣，便是再加薪三千元，他能在乎耶？徒提高他的胃口，而使小民负担更重，社会更往根部腐蚀。
不过，话虽这么说，其第一因固仍然是待遇太低之故，不治社会会糜烂则罢，要治的话，总不能不从这方面下手。有些人认为只要道德高，耍耍孔孟学会，讲讲“经”书，就可以根除一切不良。此话乃圣人之话，我们除了表示肃然起敬外，别无他法。但如果依柏杨先生之见，提高公务人员待遇，是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啥都别谈，谈得多啦，徒费唾沫。
无论古今中外，公教人员待遇高低，和国势强弱，成正比例。汉王朝的太守，不过类似现在行政区“专员”之官，年收入就两千石。咦，你知道两千石值多少钱？左折右合，吓都吓死你。英国殖民地遍天下，在殖民地当官的家伙，贪污的很少，非英国人比中国人天生高级，而是他们的待遇好，退休后又有保障，中国公教人员所以退休不下来，是生活作怪。洋大人退休之后，可以周游一下世界，中国人退休之后，恐怕周游一下台北，都得思量思量，怎能不在当权的时候，勇猛抓之乎？贺其乐先生是位名经济学家，有一天告柏杨先生曰，一个中国人平均下来，包括衣食住行，一个月至少需要八斗米之数，才能维持。五口之家，至少得有四石。如果待遇只有一石，则只好用别的奇妙之法，去搞三石补充。呜呼，与其各显神通，去自己零搞，何不由政府统筹整搞乎？统筹整搞，小民固然负担大啦，但不由政府整搞，小民的负担反而更大。呜呼，国家也好，王朝也好，政权也好，是建筑在公教人员身上的，却拼命地压之迫之，使其非贪非烂不可，教人一辈子都弄不明白。
依目前购买力，我想，国民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六千元，中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八千元，大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二万元。三作牌月薪至少应有五千元，警察局长月薪至少应有一万元。法官、检察官月薪至少应有一万二千元，记者老爷月薪至少应有七千元，而稿费也至少千字两百元才够（现在是三十元，使人毛骨悚然）。至于柏杨先生，年迈力衰，每月工钱九百六十元，弄得衣不蔽体，穷气冲天，每到月终，老妻还要去拣煤核，至少也得有二千元，才能免于饿死。否则，薪给制烂得久啦，等到把根烂掉，供给制就得惨叫一声，来个倒栽葱——想独坐高楼，看黄河翻船，不可得也。
（柏老按：一九八○年底，我老人家月饷高涨到一万七千元，不过仍是高级西餐店三十个“美国牛排”的价钱，买较好一点皮鞋的话，只能买两双！）
第四 尽可能少开会呜呼，开会是民主政治最主要的方式，只有专制政治才不开会，皇帝想怎么搞就怎么槁，柏杨先生反对开会，岂不是反对民主乎哉？这顶帽子奇重，实在不敢当不敢当。问题是我们开会是真开会就好啦，目前流行的开会，似乎有二型焉：一曰精神训话型，看起来大家各端嘴脸，排排而坐，实际上是老板大人或一圈之长在那里训话——训话也者，包括“骂”在内——骂了一顿之后，众头乱点，表示俯首贴耳，然后指示机宜，一哄而散；一是危险分担型，开会的目的不是真正民主，而是“以示民主”，以便有责大家负，万一东窗案发，就可理直气壮曰：“这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这是开会决定的呀。”会议纪录就是挡箭牌，结果是有了功劳，谁都有一份，有了责任，谁都没一份。
记不得在哪一本书上，看见一篇小说，说的是开会国，天兵天将把该国团团围住，该国唯一的抗敌之策，就是开会。开了无数次会之后，天兵天将忍耐不住，就行攻城，该国人士，精神可嘉，退守郊外柳林，继续抵抗。天兵天将悲天悯人，有好生之德，不忍赶尽杀绝，乃再行团团围住，希望他们投降，可是投降这玩意，岂是有气节之士所肯干的？围困之初，还听见树林里开会之声，叽叽喳喳。围困到七七四十九天，叽叽喳喳的声音没有啦，派孙悟空先生前往一看，咦，全死啦，全渴死啦，尸体左也一堆，右也一堆，身旁还有会议纪录，曰“临渴掘井委员会”，曰“临阵磨枪委员会”，据说当场就把孙悟空先生气得翻筋斗。
开会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现在反而弄成了这种样子。于是，二抓牌大小官崽，整天就有开不完的二型会。别看他阁下其蠢着牛，一旦开起会来，就如鱼得水，口若悬河，这也有意见，那也有主意，结果时间全浪费掉，表面上每天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一个个“为国家，秉忠心，报皇恩”，可是等到真正有公事找他时，他却不见啦。
根本取消开会，违反时化原则，当然不可，所以最好发明一法，以疗此病。治疗之法多矣，有的主张严厉限制发言，不得超过两分钟；有的主张一星期之中，开会的日子不得超过三天。我想这固然都是好办法，但最好的办法却是绑起一条腿——那就是说，与会人士，一旦起立发言，就有工友同志出现，把他的一条腿绑在另一条腿上，或者索性后屈而绑到屁股上。如果他阁下讲着讲着，站立不稳，“唿咚”一声，栽倒在地，旁边护士担架，早已准备妥当，立刻抬到急救室，不由分说，照屁股上就是一针维他命丙。呜呼，为啥要维他命丙乎？据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