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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年七月十日胡先生在西雅图举行“中美文化合作会议”发表的一篇讲演，是很重要的文献，是英文的，同年七有廿一、廿二、廿三，中央日报有中文译稿。在这篇讲演里胡先生历述中国文化之演进的大纲，结论是“我相信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并未被毁灭，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毁灭！”大声疾呼，为中国文化传统作狮子吼，在座的中美听众一致起立欢呼鼓掌久久不停，情况是非常动人，事后有一位美国学者称道这篇演讲具有“邱吉尔作风”。我觉得像这样的言论才算得是弘扬中国文化。当晚，在旅舍中胡先生取出一封复印信给我看，是当地主人华盛顿大学校长欧地嘉德先生特意复印给胡先生的。这封信是英文的，是中国人写的英文，起草的人是谁不问可知，是写给欧地嘉德的，具名连署的人不下十余人之多，其中有“委员”、有“教授”，有男有女。信的主旨大概是说：胡适是中国文化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此番出席会议未经合法推选程序，不能具有代表资格，特予郑重否认云云。我看过之后交还了胡先生，问他怎样处理，胡先生微笑着说：“不要理他！”我不禁想起《胡适与国运》。
胡先生在师大讲演中国文学的变迁，弹的还是他的老调。我给他录了音，音带藏师大文学院英语系。他在讲词中提到律诗及评剧，斥为“*”。听众中喜爱律诗及评剧的人士大为惊愕，当时面面相觑，事后议论纷纷。我告诉他们这是胡先生数十年一贯的看法，可惊的是他几十年后一点也没有改变。中国律诗的艺术之美，评剧的韵味，都与胡先生始终无缘。八股、小脚、鸦片，是胡先生所最深恶痛绝的，我们可以理解。律诗与评剧似乎应该属于另一范畴。
胡先生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功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义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饭后要大家题字，我偶然的写了“无门关”的一偈，胡先生看了很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我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几部书，胡先生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第五十章 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刘复
近来正是窘极，要想在声东范围之内，找些有趣的题目研究，竟是左也找不着，右也找不着。
多谢启明，将《语丝》首七期寄给我看。看到第三期，我不禁心花怒放，喜得跳起来说：
好！题目有了，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先模仿徐先生的文笔说一句话：我虽不是音乐家，我可爱研究理论的音乐。
就我一知半解的程度去推测，或者是根据了我读过的三本半破书去推测，我总是模糊到一万〇一分。我的耳朵，当然只配听听救世军的大鼓，和“你们夫人的披霞娜”；但那三本半破书的作者，或者比我高明些，或者也能听听“害世军”的大鼓，和你们丈夫的披霞娜。
然而徐先生竟是那么说而且是很正式，很郑重的宣布了。
我们研究这问题，第一要考察这现象是否真实。
“乡下”的看鬼婆婆（或称作看香头的），自说能看见鬼，而且说得有声有色：东是一个大的，西是一个小的，床顶上一个青面獠牙的，马桶角里落一个小白脸！但我若是个光学家，我就决不睬她，因为她只是看鬼婆婆罢了！
现在却不然。徐先生是哲学家，是诗人，他学问上与文艺创作上的威权，已可使我们相信到万分，而况他是很正式，很郑重的宣布的。
因此现象真实与否的一个问题，可以不成问题。若然有人对于徐先生的话，尤其是对于徐先生这样正式，这样郑重的话，还要怀疑，那么，此人真该“送进疯人院去”，此人一定不能“数一二三四”，因为他不知道徐先生与乡下看鬼婆婆之间，有多大的区别。
次一问题是：在徐先生能听我们所听不到的这一件事实上，或者说在这一个真确的现象上，我们应当推测，有几种可能，可以使这真确的现象成立？
于是我就我的一知半解来推测了：
第一推测：徐先生所能听的音，或者是极微弱的音，是常人听不见的，这个假定如果对，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具自然的microphone。
第二推测：亦许徐先生听到的是极远的音，是常人听不到的。那么，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一具自然的无线电受音器。
第三推测：亦许徐先生能听一秒钟一颤动的低音，以至于一秒钟一百万颤动的高音。那么，徐先生的耳鼓膜，一定比常人特别sensible。我们可以说，这是双料道地的耳鼓膜。
第四推测：亦许徐先生的耳朵不但能听音而且能发音，发了之后还是自己听。这样，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一具——有一具什么呢？啊，惭愧，这个名词还没有发明呢！
这几个推测当然是不完备的。“天地大着”，幼禾犀的科学，何能仰测高深于万一呢？幸而我不久就回国。到北京后，我要用性命担保我的诚意，请徐先生给我试验试验。屈徐先生为当然万分对他不起；但为探求真理起见，徐先生即不像上海新世界卖野人头的一样胡诌，我想他当然一定可以俯允我的要求。
徐先生！我们试验时，在未入本题之前，可先作两个附带试验（便这附带试验，也就重要得可以了）：
第一，我知道听音是耳鼓膜，而你却说是耳轮。
第二，你说皮厚皮粗不能听音，我就不知道那一部分的皮是有听觉的。还是人体皮肤的全部呢？这只是某一局部（例如脸皮）？
至于归到问题本身，那自然尤其重要了。惟其重要，所以更难。最难的是徐先生的耳朵，不能割下观察与试验。但我总想尽我能力，打破难关。
万一竟是无法，我要与徐先生协商，定一个极辽远的预约：
到徐先生同泰戈尔一样高名高寿之后，万万一一且不讳，而彼时我刘复幸而尚在，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至少也须是两个耳轮，能连同他的细皮，自然更好。
我研究完了，决不将他丢到荒野中去喂鸟（因为这不是一件鸟事），一定像德国人处置康德的头颅一样，将他金镶银嵌起来，供在博物院里。
若然不幸，我死在徐先生之前，我当然就没这样的好福分去研究。但我想“天地大着”，此间总有许多同我一样的好事者；我们总有一天能将这“甘脆的mystic”研究出个究竟来，只拜望徐先生能多多赐助罢了。
（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巴黎）附录：
徐先生中之两节
我自己更是一个乡下人，他的原诗我只能涌而不能懂；但真音乐原只要你听：水边的虫叫，梁间的燕语，山壑里的水响，松林里的涛籁——都只要你有耳朵听，你真能听时，这“听”便是“懂”。那虫叫，那燕语，那水响，那涛声，都是有意义的；但他们各个的意义却只与你“爱人”*上的香味一样——都在你自己的想象里；你不信你去捉住一个秋虫，一支长尾巴的燕，掬一把泉水，或是攀下一段松枝，你去问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他们只能对你跳腿或是摇头；咒你真是乡下人！活该！
所以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像恋爱似的，两对唇皮的接触只是一个象征；真相接触的，真相结合的，是你们的魂灵。我虽则是乡下人，我可爱音乐，“真的”音乐——意思是除外救世军的那面怕人的大鼓与你们夫人的“披霞娜”。区区的猖狂还不止此哪：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甘脆的mystic。为什么不？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巷口只支石狮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无一不是音乐。你就把我送进疯人院去，我还是咬定牙龈认账的，是的，都是音乐——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全是的。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你能数一二三四能雇洋车能做白话新诗或是能整理国故的那一点子机灵儿真是细小有限的可怜哪！生命大着，天地大着，你的灵性大着。
………【第五十一章 沙滩马神庙】………
谢兴尧
——老北大回忆之一
最喜池塘柳藏鸦，一角红楼总被遮，
絮化浮萍萍化柳，切休孤负柳生花。
近两年来，不知道是年岁大了，还是意志特别薄弱，常常容易感慨现在，追忆过去，而不大憧憬将来。尤其对于往事，偶一感触，便不免引起悲哀的情绪。从前以为无病*“伤时”，“感逝”之类的旧诗，现在也渐渐寄以同情。这无疑义是失去青年热力渐次走入颓唐老境的征象。也就是俗语所说的“老大徒伤悲”。在我个人生活史上，最值得想念的，便是在“北大”上学的一段，虽然说不上什么十载寒窗，但总在那里混了六七年，坐了几年冷板凳，如今想来，原来那就是真正的黄金时代。所以每逢有人索稿的时候，就想写一点“老北大”的事情，但中间有些关于人事，有些碍于时代，还有些是说了有伤忠厚。要想说清楚，写的技术也成问题，同时也找不着一个合适的题目。
前面这首诗，是去年（壬午）春间一个朋友写在手枕上送我的，我想将来倘若要写这路文章，“红楼一角”倒是一个优美的题目。不过得略加解释：所谓红楼，便是北京大学第一院，普通称为“大红楼”或“大楼”。诗里的池塘，我想或即是一年四季没有一点水的北河沿。因为这没有水的两河沿岸，都是杨柳丝丝，当春夏之交，远远望去，确是一幅很好的图画。本来这位朋友是在“燕大”教书，后来因为国际关系，便同其他几位都被安置在这红楼上，他们差不多又都在“大楼”任过课，以前是自来自去惯了，而这次竟成了昆曲里的“奇双会三拉团圆”，“只见其入，不见其出。”于是居楼远眺，眼底暮鸦垂杨，池塘春草，真是万感交集矣。但这位朋友，他始终不肯向我解释这首诗的意旨，不过是我自作聪明的“杜注”而已。
在一般常把沙滩马神庙连在一起说，其意思即指北大而言。但沙滩在南，马神庙在北，是完全离开的两条街。又普通的印象，沙滩是代表第一院（文科）和“东斋”，马神庙则代表第二院（理科）和“西斋”。我不明白的，就是以前北大尚有第三院（法科）与其他的几个宿舍，何以都不大出名？并且一二两院其声名又远不如东西两斋的广大。或者这两斋住的人多，由车夫小贩宣扬起来的。不过沙滩红楼所在的地方是汉花园，马神庙的官名是景山东街。马神庙尚有破庙遗迹可寻（已经好些人不知道了），沙滩则破大马路一条，既无沙亦无滩。勉强的说，马路中间的沙土，倒可以没鞋（还不到膝），路旁的摊贩，也同庙会差不多。这两个地方的风格，至少差着一个世纪。即以代表马神庙的公主府，与代表沙滩的红楼来比较，也是觉得旧式建筑的府第，典雅深邃，显得堂皇；红楼虽高虽大，而四面不粘孤伶伶的，显着又干又瘦。楼顶的瓦（实在不是瓦而是片）有好些已经破碎，刷的红色也深浅不一律，刺入眼里就有点“冒穷气”似的。我以为以破洋楼来代表文科的精神文明，以旧王府来代表理科的整洁，这倒是很恰当的象征。
在前几年我每次到西城上课，总是坐着洋车经过沙滩，因为时常往来，也不觉得怎样。偶尔仰望红楼，看见一层层的玻璃窗，都关闭得严严的，朝阳的红光由玻璃上反射出来。一方面对住在上面的几位朋友替他们默祷祈福，一面对此高楼有江山如故之感。近两三年无论上课出门，都是沿着电车道走，很少机会到沙滩和后门一带，一晃就是好几年。有一次到黄化门去找朋友，路经沙滩马神庙，举目观望，不禁骇然。古人所谓三十年为一世，现在连三年也不到，常又言说沧海桑田，现在则眼瞧着就是沧桑。马神庙还好，只不过返老还童，脱去了破大褂，穿上些杂凑的洋服。沙滩真了不得，连地形都改变了，以前路南的有名饭馆，连房子也都搬了家，成了修理自行车的临时办事处。东斋门的两边树林，不知什么时候踏成平地，变为一片莽原，要不以红楼为记，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所在？
但是变固然变，尽管树林变成平原，饭馆子连屋基都翻了身，而孑然独存的遗老，也不是没有。路南一家澡塘，在十多年前买卖就不好，中间“清理账目”了多少回，又复兴了好几次。现在虽然仍是：“金鸡未唱汤先热，”不管里面的冷暖如何，门口便显得冷清清的。无论如何，它总算没有关门大吉，俗话说的“痨病腔腔寿命长”，于此益足证明这条妈妈律毫无谬误。同它紧邻着的还有一家杂货铺，上面的金字招牌，我还记得是“东来益”三个大字，也无精打采的开着门摆在那里。从现在说，真可算是伯夷、叔齐，一对难兄难弟。但想当年东来益的字号，真是无人不知哪个不晓，尤其住在沙滩附近的。因为它的货物最全，吃的如花生糖果，用的如牙粉灯罩，诚如广告家的术语：“无一不全，无一不备”，它的确够得上一个“杂”字。当时我们下课一到东斋，有时叫听差去买些花生豆牛肉干来佐茶谈天，有时候更打点白干酒喝喝，而它那里的酒确实不错。现在不知道还是那样吗？其余的有一两家文具店牛奶铺，虽曾往还，或者早归淘汰，因为他们的门面小，走马之间也没有注意到。最可念的是东边“便宜居”饭馆，是四川人开的，那时包饭每月九元，每餐合一角五分，还可吃米粉肉炒肝尖等荤菜，虽然定规是一荤一素一汤，但实际上总是两荤一汤，至今思之，不禁神往，因为早已学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就是上面所举的，当时所认为的起码菜，也好些时候不见面。这所饭馆，现在也没有了，也是连房子都一扫光，可说是无独有偶。饭馆的命运，何均如是之坏？亦可见学生们与饭铺关系之密切。那天我走那儿过，虽然不见房屋，但他招牌上的三个字，恍惚还在目前，又好像刚吃完挟着讲义出来似的。转瞬就是一二十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学生时代的快乐生活，恐怕是不容易再得了。
转弯过去即是马神庙，它是一条繁盛的街市，从表面上看，它的变化，似不如沙滩那样激剧，若从数量上说，面容的改易，尤较沙滩为多。从前东口有个小茶馆，早晨上头一堂走那里过，颇有乡村市镇的风味。最带刺激性的，中间添了几所小洋房，与以往的矮屋小门，显然异趣。比较可喜的，是路南的巡警阁子还没有拉窝，虽然是一块如豆腐干大的小小地盘，总称得起饱经忧患的几朝元老。因为在“张大元帅”时代，防范学生，跟随学生的是他，北伐以后，保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