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盘，总称得起饱经忧患的几朝元老。因为在“张大元帅”时代，防范学生，跟随学生的是他，北伐以后，保护学生，听从学生的也是他。地方虽狭，倘无特别情事，就是将来，恐怕也只有他能够维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风格。挨着他的油盐店和糖果铺，从前都是一等一的生意，现在都改造成大玻璃门的时代营业，这最与学校街的气息不大相投。再往西便是“景山书社”，在十余年前，它在文化，思想书籍的，确有不可没灭的功绩。与沙滩的“部”，都是北京大学学术上的代表机关。现在部已经用砖头石灰代替了门板，它呢，光焰虽息了，不知道它的门还开着没有？似乎没有送到眼前。对着它的大学夹道，望进去也觉得长漫漫的，凄清得很，真是“乌衣巷口夕阳斜”，不胜今昔之感。而印象最深的，是书社隔壁有家上鞋店，破屋半间，茅茨上墙，于矮檐前，搭着瓜架，夏天绿阴阴的，颇具豆棚瓜架的诗意。到现在还是那样朴素的存在着，没有平地起高楼，实在难得之至。不过在从前土墙外面，成天家放着几辆红胶皮带绷儿亮的洋车，搁在那儿，实是天造地设，有说不出的调协。这些车在白天都是只有车不见人，一到晚上，便把火石灯点着，原来专拉某号某先生逛八大胡同的。车夫们各有外号，不是“火车头”、就是“特别快”、还有“飞毛腿”、“小飞机”等，讲究在东斋会齐起身，到韩家潭，连上下车在内，不能过十五分钟。听说一晚代价仅五六毛钱，这虽是学生们的不好行为，但可见那时候民康物阜。不知道这些位地上英雄，现在都飞到那儿去了。
最令人注意而掀起旧梦的，当然是第二院和西斋，第二院向来是北大本部，她的面貌，还是那样堂皇肃穆。门前两根大红柱，仍然撑着府门头的架式，门内的一对大石狮子，也还是静默默的立在那里。门口似乎清静一点，不如往昔进进出出的热闹，这或者是心理作用。猛然间钻进眼睛的，是东边立着的那个邮筒，真算是久违的老朋友了。从它扁红的口，不知吞食了我多少信件，有是向很远的老家儿要钱的，有是与朋友谈天说地瞎聊的，有是用粉红色信纸写给女朋友，当时不免“心弦跳动”现在以为荒唐的。还有用大信封装息自己觉得不错的狗矢〈屎〉文章，拿去充实报屁股的。差不多每天都劳它的驾，一别十年，它还是那样健壮，胃口也同从前一样，并还保持着绿色的青春，不禁想下车去**它的大圆脑袋和扁口。同时想起一段笑话：有一年的冬夜，天上布满浓云，似要下雪，一阵阵的寒风，刮得街灯闪烁无光。我正从东斋回来，看见一位穿西服的同学，弯着腰在那儿送信。等到伸起腰来，里面穿着本来卷起的旧棉袍后身，遂掉了下来。于是从前面看是穿的西装，从后面看，则是套着马褂的中服。这位同学自己当然不知道，还在踏着细步若有所思的慢慢走着。旁观的人，则不禁掩口指笑。这真是“相君之面，不过洋人，相君之背，妙不可言”。也可见在穷学生时代，想弄身西服，实大非易事。就是勉强穿上，也是东拼西凑，不能彻底维新改革。在那时候，穿西服的还是少数，大半都是广东佬。北方的同学，都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仍然保存着燕赵遗风。因为一套哔叽的需十八元，加上皮鞋衬衫等，总得三十多块。俭省一点的，半年的费用，便都一起穿在身上了。
西斋，哦，这是我的娘家门，怎么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了呢？门口还是那样不大整齐的名士派，对面的纸烟花生小杂货铺现还开着。我真不忍使劲往里瞧，我不是曾在里面住了整整六年吗？青年时代的一切，不都还寄存在这里吗？最初住在黄字号，与后来成为地质学家的黄君同一小屋，朋友们常常说笑话：“这都是黄字号的先生。不问能耐，就冲这个字号就不怎么样。”到本科后便落到天字号，这是西斋最难得的号舍，都是私相授受，学校方面一点也管不着。因为它是一个人一间，起居谈话，都很方便，尤其是喜欢谈情说爱的朋友，莫不以掏换得天字号为最大目的。我虽不讲恋爱，但由黄字号搬到这里，真是一步登天。所谓天字号的朋友，都是响叮当的，不仅是牌匾好，地方也较舒适。我常对朋友说：“咱们现在是砂底子了，不说别的，就这字号，也同康熙官窑一样，一点也不含糊。同时年份上也说得出去。”因为都是高年级的老资格，才能够渐次的升到这里。只可惜夕阳无限好，住不上两三学期，便该脱去学生制服，“赶门在外”了。
“北大”之大，用不着夸张，即这西斋与第二院，便够得上是藏龙卧虎之地。第二院有个老听差，白胡须小矮个，据说在京师大学堂时代，他就是开校元勋。凡是北大的名人，没有一个他不知道的。尤其关于蔡元培老先生的轶事，他比谁都知道得多。可称是北大的活字典。这还不算，有人说他会“铁马甲”。什么叫铁马甲？就是他有两块铁瓦，绑在腿上，可以日行三千，夜走八百。即是社会上所常说的“地仙”，也就是《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戴宗。大家虽如此传说，不知道他试验过没有？比起上面所说的飞毛腿，特别快等，又有仙凡之别，又厉害得多了。在西斋的时候，老想去访问他一次，总也没有去作，真是一件最遗憾的事。无论如何，他总算在北大过了一辈子，不只是人瑞，简直可称是“校宝”。若照邮政局的章程，他这一笔养老退职金，就很可观矣。但不知道这位仙家，现在是否仍还健在，或者已经跷了辫子。
还有西斋的两位门官老爷，一胖一瘦，好像都姓王，都有麻子，也是一肚子的历史。据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有西斋以来，他们就当号房，所以凡是西斋出身的名流，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他们述说住过西斋的人物，最早的是吴景濂（*初年众议院议长），其次是刘哲（张大元帅时代教育总长），最后才是党国要人罗家伦、傅斯年等。他们又说到陈公博先生，是住东斋住西斋，我已记不大清楚。可惜每逢夏天，他们在门口围坐“说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笔记下来，否则留到现在，也是很好的学生外史的材料。每天早晨阅报室的几份报纸送来，他们总是在号房先睹，遇到有人事异动的消息，常看见他们指指点点念叨地说：“这不是住某号的某先生么？”有时还附带的讲上某先生一段笑话或故事。我觉得就凭他们的记忆力，也就可以。但在我脑筋里的印象，一点没注意他们是现代历史家，只感觉得他们是斋子里面几百人的主宰，手执生杀之大权。每个人的喜怒哀乐，都系在他们肘下所挟的账簿内或口头上。夸大点说真同生死簿差不多。按寄宿舍每天送两次信，每次都有百十来件，由他们两位总收分发，平信只拿在手里，随便扔在门内或放在桌上。挂号信则情形严重了，依着号数，都夹在簿子里。最妙的是他们的表情，如没有你的（挂号）信，他必板起冷冰冰的面孔，就是碰见，无论你怎样与他行注目礼，他连睬也不睬。如有信的时候，他必笑眯眯的对你说：“某先生挂号信，打戳子！”这无疑义是家款汇到，好像他先替我们高兴似的。这时我们愉快的心情，丝毫想不起家中筹款的艰难，与汇兑的不易，只觉得交信的人是最可感激的，不知应如何向他道谢才好。他们这种表情，不知是故意的，还是偶然的？最初我对他们不理睬的态度，非常生气，以为有没有信是另一问题，为什么要板起面孔？后来的经验，才知道他们那种作法，非常的对，实在大有经纬。因为有两次，他们也同样笑嘻嘻的对着我，未了说出“没有你的”。这种失望较看他们的铁冷面孔，其难受还要加若干倍。有如满腔热意，突然浇上一瓢凉水，又好像由他们口中，判决了罪刑。于是后来每逢他们挟着簿子进来，我便假装没有看见，专等他来叫我。在那时连年战争，交通阻塞，一年半载，接不到几封信，凡是外省同学，恐怕大多数都与我一样怀着盼望的心情。因为每信必挂号，挂号必定寄钱，这钱便是由他交给我们，焉能不对他表示敬意？还有不盼望挂号信，而期待情书的朋友，他们又生了翅膀变成美丽的爱神，这些同学，真似热锅上的蚂蚁，还没有送信时间，便老在号房门口打转，留连。有时由他们粗黑的大手，递上一封带花带颜色的信，同时并作一个会心的微笑。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无论规矩，浪漫，都在他们脑子里。当然哪，接待室朋友的性别，信封上颜色的荤素，电话中声音的粗细，没有一样能逃得出佛爷的手掌心。若以他们来作舍监或兼训育，我想那是再适宜没有。也如北京人尝说地面上的警察一样：“只有他不管的，没有他不知道的。”实在一些也不错。说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说他们是执掌好几百人生杀之大权，无论从心理上，事实上，决不是过甚其辞。至少在我个人，是这样看法。
唉！西斋的故事太多了，说几天也说不完，写几本书也写不尽。我只觉得离开西斋，好像昨天的事，怎么一梦之间，彼此的感情，便这样疏远？我还以为无论里面的人和物，以至大树小草，无一不好，没有一样东西不可爱，不令人留连，这或许就是中国旧俗所说的乡土观念。但可惜不能再去住，即使有这种机会，而一般朋辈与夫环境空气，都已变易，也就没有多大意味了。正如《奇冤报》里张别古说的：“老了老了，可就不能小了。若要小了，他就费了事了。”所以不是它的一切与前不同，实在是自己的环境，改变太大。孔老夫子所叹息的：“逝者如斯夫”！吾知之矣。“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很想有机会把老北大的人物，一年一年的集在一块儿谈谈往事，倒是很有意思的事。
西斋的斜对门，也是西口内的头一家，是个饽饽铺，先前的买卖就西望长安，永远没有起色。出人意外的现在还在，可算是神通广大。按饽饽的三大原料面粉，香油，糖，现在一样都没有，我不知道他拿什么作呢？真是神秘得很！
北京是一座文化城，是中外共同承认的，而景山又是文化城的最高峰。她的西边有北平图书馆，南边是故宫博物院，东边则为北京大学。西斋正在景山脚下，一抬头便看见山上那几个亭子，和山色的苍茫。按之山灵毓秀的风鉴家言，西斋也应该是块宝地，是产生人材的龙脉。不过有时候地形一变，龙脉也就会走，尤其忌讳动土建筑等事。自己去把龙脉破坏，则不特不能使后人生发，反而会弄出不祥的事情。大家都读过明朝边大绶的《虎口余生记》或《塘报稿》，便知道流寇李自成之所以后来败死，完全因为他的老家被发掘，泄了宝气。使已经变成形的小白龙，差一只角而不能成为正果。这虽然不能相提并论，总觉得沙滩马神庙一带，还是少动土改造为是，万一不当心，因挖来挖去以至破了龙脉，走了气，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第五十二章 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
周作人
太炎先生去世已经有半年了。早想写一篇纪念的文章，一直没有写成，现在就要改岁，觉得不能再缓了。我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只想懂点文字的训诂，在写文章时可以少为达雅，对于先生的学问实在未能窥知多少，此刻要写也就感到困难，觉得在这方面没有开口的资格。现在只就个人所知道的关于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略述一二，以为纪念。
*前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太炎先生在东京讲学，因了龚未生（宝铨）的绍介，特别于每星期日在民报社内为我们几个人开了一班，听讲的有许季黻（寿裳），钱均甫（家治），朱蓬仙（宗莱），朱先（希祖），钱中季（夏，今改名玄同），龚未生，先兄豫才（树人），和我共八人。大约还在开讲之前几时，未生来访，拿了两册书，一是德人德意生（Deussen）的《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卷首有太炎先生手书邬波尼沙陀五字，一是日文的印度宗教史略，著者名字已忘。未生说先生想叫人翻译邬波尼沙陀（Upanishad），问我怎么样。我觉得这事情太难，只答说待看了再定。我看德意生这部论却实在不好懂，因为对于哲学宗教了无研究，单照文字读去觉得茫然不得要领。于是便跑到凡善，买了“东方圣书”中的第一册来，即是几种邬波尼沙陀的本文，系麦克斯穆勒（MaxMüller；《太炎文录》中称马格斯牟拉）博士的英译，虽然也不大容易懂，不过究系原本，说的更素朴简洁，比德国学者的文章似乎要好办一点。下回我就顺便告诉太炎先生，说那本《吠檀多哲学论》很不好译，不如就来译邬波尼沙陀本文，先生亦欣然赞成。这里所说泛神论似的道理虽然我也不甚懂得，但常常看见一句什么“彼即是你”的要言，觉得这所谓奥义书仿佛也颇有趣，曾经用心查考过几章，想拿去口译，请太炎先生笔述，却终于迁延不曾实现，很是可惜。一方面太炎先生自己又想来学梵文，我早听见说，但一时找不到人教。——日本佛教徒中有通梵文的，太炎先生不喜欢他们，有人来求写字，曾录《孟子》逢蒙学射于羿这一节予之。苏子谷也学过梵文，太炎先生给他写《梵文典序》，不知怎么又不要他教。东京有些印度学生，但没有佛教徒，梵文也未必懂。因此这件事也就搁了好久。有一天，忽然得到太炎先生的一封信。这大约也是未生带来的，信面系用篆文所写，本文云：
“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肃，即颂撰祉。麟顿首。十四。”其时为*前三年己酉（一九〇九）春夏之间，却不记得是哪一月了。到了十六那一天上午，我走到“智度寺”去一看，教师也即到来了，学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两个人。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又多，简直有点弄不清楚。到十二点钟，停止讲授了，教师另在纸上写了一行梵字，用英语说明道，我替他拼名字。对太炎先生看着，念道：“披遏耳羌。”太炎先生和我都听了茫然。教师再说明道：他的名字，披遏耳羌。我这才省悟，便辩解说，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批遏耳羌（P。L。Chang）。可是教师似乎听惯了英文的那拼法，总以为那是对的，说不清楚，只能就此了事。这梵文班大约我只去了两次，因为觉得太难，恐怕不能学成，所以就早中止了，我所知道的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情本只是这一点，但是在别的地方还得到少许文献的证据。杨仁山（文会）的《等不等观杂录》卷八中有“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书”二通，第一通前附有来书。案末底梵语，义曰慧，系太炎先生学佛后的别号，其致*子书亦曾署是名，故此来书即是先生手笔也。其文云：
“顷有印度婆罗门师，欲至中土传吠檀多哲学，其人名苏蕤奢婆弱，以中土未传吠檀多派，而摩诃衍那之书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残，故恳恳以交输智识为念。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一振，又令大乘经论得返梵方，诚万世之幸也。先生有意护持，望以善来之音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