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位置与价值，将来自有公正的文学史家会来精查公布，我这里只是笼统地回顾一下，觉得他半生的成绩已经很够不朽，而在这壮年，尤其是在这艺术地“复活”的时期中途凋丧，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了。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更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文学的损失是公的，公摊了时个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损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担也总是人数不会太多而分量也就较重了。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对于志摩的人的悼惜也并不少。的确如适之所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有人戏称志摩为诗哲，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实在这些戏弄里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有如老同窗要举发从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派别的作家加以攻击，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而决不是他的个人。适之又说志摩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我也同意，而且觉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这个年头儿，别的什么都有，只是诚实却早已找不到，便是爪哇国里恐怕也不会有了罢，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可以说是世所希有的奇人了。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在这时候有一两个人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无论这是哪一种主张，总是很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了。关于志摩的私德，适之有代为辩明的地方，我觉得这并不成什么问题。为爱惜私人名誉起见，辩明也可以说是朋友的义务，若是从艺术方面看去这似乎无关重要。诗人文人这些人，虽然与专做好吃的包子的厨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总之小德逾闲与否于其艺术没有多少关系，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过这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这种检察的呢，这我可不得而知了。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亦未可知，但截至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觉得更对的意见，所以对于志摩的事也就只得仍是这样地看下去了。
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几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是这从哪里去着笔呢？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我们回想自己最深密的经验，如恋爱和死生之至欢极悲，自己以外只有天知道，何曾能够于金石竹帛上留下一丝痕迹，即使*作苦，勉强写下一联半节，也只是普通的哀辞和定情诗之流，哪里道得出一份苦甘，只看汗牛充栋的集子里多是这样物事，可知除圣人天才之外谁都难逃此难。我只难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这篇小文的次序和内容差不多是套适之在追悼会所发表的演辞的，不过我的话说得很是素朴粗笨，想起志摩平素是爱说老实话的，那么我这种老实的说法或者是志摩的最好纪念亦未可知，至于别的一无足取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第五十六章 半农纪念】………
周作人
七月十五日夜我们来到东京，次日定居本乡菊坂町。二十日我同妻出去，在大森等处跑了一天，傍晚回寓，却见梁宗岱先生和陈女士已在那里相候。谈次，陈女士说在南京看见报载刘半农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们听了觉得不相信，徐耀辰先生在座，也说这恐怕又是别一个刘复吧，但陈女士说报上说的不是刘复而是刘半农，又说北京大学给他照料治丧，可见这是不会错的了。我们将离开北京的时候，知道半农往绥远方面旅行去了，前后不过十日，却又听说他病死了已有七天了。世事虽然本来是不可测的，但这实在来得太突然，只觉得出意外，惘然若失而外，别无什么话可说。
刘半农像半农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这回半农的死对于我是一个老友的丧失，我所感到的也是朋友的哀感，这很难得用笔墨记录下来。朋友的交情可以深厚，而这种悲哀总是淡泊而平定的，与夫妇子女间沉挚激越者不同，然而这两者却是同样的难以文字表示得恰好。假如我同半农要疏一点，那么我就容易说话，当作一个学者或文人去看，随意说一番都不要紧。很熟的朋友都只作一整个人看，所知道的又太多了，要想分析想挑选了说极难着手，而且褒贬稍差一点分量，心里完全明了，就觉得不诚实，比不说还要不好。荏苒四个多月过去了，除了七月二十四日写了一封信给刘半农的女儿小惠女士外，什么文章都没有写，虽然有三四处定期刊物叫我写纪念的文章，都谢绝了，因为实在写不出。九月十四日，半农死后整两个月，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会，不得不送一副挽联，我也只得写这样平凡的几句话去：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在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这是很空虚的话，只是仪式上所需的一种装饰的表示而已。学校决定要我充当致辞者之一，我也不好拒绝，但是我仍是明白我的不胜任，我只能说说临时想出来的半农的两种好处。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适。我所能说者也就是极平凡的这寥寥几句。
前日阅《人间世》第十六期，看见半农遗稿《双凤凰专斋小品文》之五十四，读了很有所感。其题目曰《记砚兄之称》，文云：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十六，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
这文章写得颇好，文章里边存着作者的性格，读了如见半农其人。*六年春间我来北京，在《新青年》上初见半农的文章，那时他还在南方，留下一种很深的印象，这是几篇《灵霞馆笔记》，觉得有清新的生气，这在别人笔下是没有的。现在读这篇遗文，恍然记及十七年前的事，清新的生气仍在，虽然更加上一点苍老与着实了。但是时光过得真快，鱼皮鞋子的故事在今日活着的人里，只有我和玄同还知道吧，而菜厂胡同一节说起来也有车过腹痛之感了。前年冬天半农同我谈到蒙难纪念，问这是哪一天，我查旧日记，恰巧*十六年中间有几个月不曾写，于是查对《语丝》末期月日等等，查出这是*二十四，半农就说下回要大举请客来作纪念，我当然赞成他的提议，去年十月不知道怎么一混大家都忘记了，今年夏天半农在电话里还说起，去年可惜忘记了，今年一定要举行，今年一定要举行，然而半农在七月十四日就死了，计算到十月二十四日恰是一百天。
昔时笔祸同蒙难，菜厂幽居亦可怜。
算到今年逢百日，寒泉一盏荐君前。
这是我所作的打油诗，九月中只写了两首，所以在追悼会上不曾用，今日半农此文，便拿来题在后面。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即土肥原的后任某少佐也。秋天在东京本想去访问一下，告诉他半农的消息，后来听说他在长崎，没有能见到。
还有一首打油诗，是拟近来很时髦的浏阳体的，结果自然是仍旧拟不像，其辞曰：
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
空向刀山长作揖，阿旁牛着太狰狞。
半农从前写过一篇《作捐主义》，反招了许多人的咒骂。我看他实在并不想侵犯别人。但是人家总喜欢骂他，仿佛在他死后还有人骂。本来骂人没有什么要紧，何况又是死人，无论骂人或颂扬人，里边所表示出来的反正都是自己，我们为了交谊的关系，有时感到不平，实在是一种旧的惯性，倒还是看了自己反省要紧。譬如我现在来写纪念半农的文章，固然并不想骂他，就是空虚地说上好些好话，于半农了无损益，只是自己出乖露丑。所以我今日只能说这些闲话，说的还是自己，至多是与半农的关系罢了，至于目的虽然仍是纪念半农。半农是我的老朋友之一，我很惮惜他的死。在有些不会赶时髦结识新相好的人，老朋友的丧失实在是最可悼惜的事。
………【第五十七章 令人难忘的叙永生活】………
周明道
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始终处于惊涛骇浪之中，而我们班所遭遇的风浪更大。但可喜的是毕业人数却最多。如今虽已时过境迁，但每每回忆往事，当初的一切情景却历历在目。
报考和旅程
1940年的大学统一招考是在后方各大城市举行的。我当时正好在昆明，于是自然而然地报考了西南联大。记得当时的考试是在7月中旬，昆华中学南院、北院都是考场。一连几天考下来，大家莫不筋疲力尽。考完以后，大家纷纷找路子打听分数，等候发榜。此刻，日本侵略军已进兵越南。海防、河内相继失守，河口、老街一些桥被破坏，我国失去一个通往外洋的港口。以前，昆明虽常有警报，但都有惊无险。现在却不同了，重磅炸弹震撼了这座后方的古城。大东门一带，血肉横飞，地上，墙上溅满了鲜血，惨不忍睹。联大、云大也没有逃过这一劫难。
时局如此紧张，把人的神经拉得紧紧的。大概到了10月才发榜。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才算放下心。学校为了应付时局，决定把招来的新生迁到四川去，通知明年元月中旬到叙永报到上课。于是新同学们纷纷各自设法找门路，拉交情，搭西南运输处的汽车前往。有的取道重庆转泸州到叙永，有的直接到叙永。我在昆明整整耽搁了两个月，只好成天泡在车站。总算老天不负有心人，阳历年一过，便碰上一辆由仰光运钢筋到泸州去的商车。经司机垂怜，我付钱后搭上了这辆车。经过几天艰难险阻且心惊肉跳的奔波，终于平安地抵达叙永。
分校的生活
叙永有东西二城，中间隔一条河，依山傍水，景色秀丽。河上有两座桥，以通东西二城。“双桥观月”为叙永八景之一。联大的校舍也分布在东西二城，正式的名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当地人简称为西南大学。
在西城有条忠义路，路边有座春秋祠，据说是由几个陕西籍的盐商集资建造的，规模相当大，檐牙高啄，雕梁画栋，建筑极为讲究。大殿前面有戏台，左右厢房都是木造二层的。楼下好像由文学院和师范学院的同学住，法商学院的住楼上，理学院的住大殿，助教住后进，工学院的住隔壁的南华宫，女同学住东城的帝主宫。我们这期600多人便这样分头住下了。南华宫房子比较破旧，除了作为工学院的宿舍外，还有一间可供200来人上课的大教室。因为大一新生的功课以必修课为主，这间教室被利用的时间也最多。帝主宫因是女生宿舍，被列为禁地，男士不能随便*。教授们则住在春秋祠对街的一所大院落里。
学校的重心在东城的文庙，房子比较宽敞。办公室、教室都在那里。院子里有座无线电台，用的是手摇发电机，由物理系的一位女助教司话务，可以与昆明通话。所以学校虽然分为二部，但在行政及指挥方面尚可统一。
西城有两座城隍庙，其一在川滇公路旁，人称府城隍庙，破烂不堪。另一座在忠义路尽头到东城去的拐角上，是一所有地下室的建筑。学校修葺一番后，作为我们的膳堂，比府城隍庙漂亮得多。每当下课以后，学生们便成群结队由春秋祠和南华宫而来，手里捧着碗筷或漱口杯，走一路叮当响一路。开学未久，我被选为伙食委员，负责领米、买菜、监厨、管帐，向同学催讨伙食钱，忙得不亦乐乎。
大队人马开到叙永后，办好入学手续，尚未开课。适逢春节，不免要庆祝一番。当地有位相当有声望的老先生，送来几十坛黄酒和两只半猪，慰劳我们这批后学之辈。这下全校大打“牙祭”，有酒有肉，足足忙了3天。
因开学迟了几个月，必须迎头赶上。功课一堂接一堂，同学们也奔波于文庙和南华宫之间。4月份一次期末大考后，休息了一个星期，算是“寒假”。接着第二学期开始，到8月15日考完了最后一门功课，算是读完了大一。
当时在叙永分校任教的几位老师有：分校主任杨振声先生，杨先生的衣冠最为整齐，身上永远找不到一条绉纹，走路也是那么从容不迫，有外交家风度。教务长樊际昌（逵羽）老师，负责文法学院，也是叙永分校的创设人。生物系有李继侗先生，地质系有袁复礼先生，数学系有曾远荣先生，工学院有褚土荃先生，教微积分的是赵淞副教授，政治学是龚祥瑞教授，化学系唐助教，地质系助教为苏良赫，体育是黄中孚先生，数学系助教是刘欣年，外文系有*翰、王佐良、王还、查良铮，还有张振先夫妇。
开学后一个多月，蒋、梅二位常委莅校，这是二位在我们面前正式以校长身份出现的第一次。当时日寇步步进逼滇境，昆明受到威胁，甚至有人觉得叙永也靠不住。所以梅校长在训话中说：“有的人说这里不安全，我想要求安全，那大概也许只好搬到喜马拉雅山上去，可是我们还不敢一定这样说……”为政不在多言，一年内校长训话只此一次。
叙永的西城因有公路通过，所以变成了商业区，较大的商店都在那里。东城比较安静，是住家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