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永的西城因有公路通过，所以变成了商业区，较大的商店都在那里。东城比较安静，是住家的好地方。那里的商店性质和西城不同，卖纸的、刻书的、印佛像的都在那儿。但无论东城西城，生活用水全仗人力由水井或河里去挑。没有电灯，同学们每人都有一盏油灯，点起来直冒黑烟，味道也不好受，热度高而亮度低。近视眼的同学往往把灯放在书本和眼睛之间，常把头发烧焦。
东西城各有一个公园。西城公园实际上是一所嘈杂喧闹的露天茶馆；东城公园位于城墙边一座小山上，内有个小茶馆，去的人不多。每到星期天，几个人往往在那里泡上一天，一来贪图它的清静，二来可以欣赏四周的景色，三来徐徐而来的清风吹在身上，格外舒服。那里的厕所很有特色，它是由山顶上凌空架出去的，粪缸却在山腰。两者相距至少在30尺以上，所以没有臭味。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叙永这块地方也算相当富庶。我们刚到那里的时候，刚好是橘子收成的季节，通红的橘子又大又甜，水分又多，吃在嘴里十分过瘾。
东城外有座山，远看遍体通红，所以叫红岩，放“寒假”期间，我们曾结队远足爬红岩。山上都是大块的砂岩，石缝里长出少量树木花草。苏良赫先生乘此机会向大家解释什么叫风化，怎样是侵蚀，比课堂里讲更为明白。山顶上长的都是不知名的草，高2尺许，只有羊肠小道可能。山顶上积水很多，泥泞不堪，爬上去的同学没有不挨摔的，爬起来至少是半个泥人。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物价波动很大。我们刚到叙永时，学校里的伙食似乎只要15元一个月。不久，物价飞跃高升，伙食费也逐月上涨。那时，我们正是食量最大的时候，无余米可剩，不若女同学饭量小，可以剩米换菜。当菜碗里出现少许带些肥肉的肉皮时，便是数天一遇的加菜了。
不久，重庆发起了献金运动，各地纷纷响应，联大也开始捐款，只可惜为数太少。于平津一带来的同学自告奋勇公演平剧，以售票所得捐款，七拼八凑的共募集了七八千元钱。这次演出，连场面都是硬凑的，有的同学还是第一次登台，但毕竟在叙永曾轰动过一阵呢！
叙永的那条河流到西城时拐了个大弯，傍山处有座小小的龙王庙，高不到3尺，宽2尺左右。河水有深有浅，水流很急，清澈见底，可以游泳。一入夏季，男女同学纷纷前往西城外去游泳。有一年夏天，天气奇热无比。好长一段时间，天天晴空万里，*星光灿烂，丝毫没有下雨的意思。中午，室外阳光下的温度据说超过华氏120°，居民纷纷把水泼到屋顶上以减低室内温度，不到午夜体想上床。当地人开始求雨，先由县太爷下令停屠3天，接着又是一个3天。停屠对本校同学来讲，简直是痛痒无关。另由居民用草扎成一条长龙，其形式和迎神赛会中的龙一样，由十来个男子光着上身，抬着游街。街上居民事先到河里挑了几担水放在门口，等草龙来到门前，便用水勺舀水使劲泼到抬龙者身上去。虽然如此，老天爷仍未下雨。于是当地人便说全是因西南大学这些女生在河里洗澡，冲犯了龙王。还在庙里晒了一大堆裤子，亵渎了神明。所以上苍震怒，停止下雨以示薄惩。有一天下午，帝主宫传来消息说，有一位菲律宾来的女侨生因为天太热中暑死了，大家不禁愕然。说也奇怪，这位女同学一死，当天晚上便下了雨。
四川多茶馆，叙永也不例外。茶馆即“摆龙门阵”之所在，同时也是戏院和新闻交换所。同学们既无处可去，校舍内亦无开水可喝，唯一的办法是上茶馆；何况尚可省油钱，汽灯的光亦较桐油灯为亮，一举数得，何乐不为？茶博士们的技术，可说是炉火纯青；2尺开外处，居高临下将茶水冲下来，居然一滴也不漏到碗外，此非数十年苦练不为功。有时泡上一整天，还可把茶碗交给茶博士寄存，下课再来。吃饭时再寄存，饭后再拿出来。几次三番的，早已无一丝茶味了，可是茶博士们绝无不豫之色，服务态度着实令人钦佩。
叙永分校由头到尾仅8个月。时间虽短，但就联大来说，其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它培养教育了我们这一班600多人。对同学们来说，这一段生活也是令人难忘的。
………【第五十八章 我所见的叶圣陶】………
朱自清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角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自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刊，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现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罢。”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呆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呆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会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一九三〇年七月，北平清华园。
………【第五十九章 三沈二马】………
周作人
三沈
平常讲起北大的人物，总说有三沈二马，这是与事实有点不很符合的。事实上北大里后来是有三个姓沈的和两个姓马的人，但在我们所说的“五四”前后却不能那么说，因为那时只有一位姓沈的即是沈尹默，一位姓马的即是马幼渔，别的几位都还没有进北大哩。还有些人硬去拉哲学系的马夷初来充数，殊不知这位“马先生”，——这是因为他发明一种“马先生汤”，所以在北京饭馆里一时颇有名，——乃是杭县人，不能拉他和鄞县的人做是一家，这尤其是可笑了。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钱玄同尝在背地批评，说这混名起得不妙，鬼谷子是阴谋大家，现在这样的说，这岂不是自己去找骂么？但就是不这样说，人家也总是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因为沈是吴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但是这经过闲话大家陈源的运用，移转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誉了。我们绍兴人在“正人君子”看来，虽然都是把绍兴师爷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在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他们这样的说，未必是不知道事实，但是为的“挑剔风潮”，别有作用，却也可以说弄巧成拙，留下了这一个大话柄了吧。
如今闲话休题，且说那另外的两位沈君，一个是沈兼士，沈尹默的老弟，他的确是已经在北大里了，因为民六那一年，我接受北大国史编纂处的聘书为纂译员，共有两个人，一个便是沈兼士，不过他那时候不在城里，是在香山养病。他生的是肺病，可不是肺结核，乃是由于一种名叫二口虫的微生物，在吃什么生菜的时候进到肚里，侵犯肺脏，发生吐血；这是他在东京留学时所得的病，那时还没有痊愈。他也曾从章太炎问学，他的专门是科学一面，在“物理学校”上课，但是兴味却是国学的“小学”一方面；以后他专搞文字学的形声，特别是“右文问题”，便是凡从某声的文字也含有这声字的意义。他在西山养病时，又和*教的辅仁学社的陈援庵相识，陈研究元史，当时著《一赐乐业考》《也里可温考》等，很有些新气象；逐渐二人互相提携，成为国学研究的名流。沈兼士任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陈援庵则由导师，转升燕京大学的研究所主任，再进而为辅仁大学校长，更转而为师范大学校长，至于今日。沈兼士随后亦脱离北大，跟陈校长任辅仁大学的文学院长，终于因同乡朱家骅的关系，给国民党做教育的特务工作，胜利以后匆遽死去。陈援庵同胡适之也是好朋友，但胡适之在解放的前夕乘飞机仓皇逃到上海，陈援庵却在北京安坐不动；当时王古鲁在上海，特地去访胡博士，劝他回北京至少也不要离开上海，可是胡适之却不能接受这个好意的劝告。由此看来，沈兼士和胡适之都不能及陈援庵的眼光远大，他的享有高龄与荣誉，可见不是偶然的事了。
另外一个是沈大先生沈士远，他的名气都没有两个兄弟的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慨；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钱玄同常形容他说，譬如有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天，渐渐的由正经事谈到不很雅驯的事，这是凡在聚谈的时候常有的现象，他却在这时特别表示一种紧张的神色，仿佛在声明道，现在我们要开始说笑话了！这似乎形容的很是得神。他最初在北大预科教国文，讲解的十分仔细，讲义中有一篇《庄子》的《天下篇》，据说这篇文章一直要讲上一学期，这才完了，因此学生们送他一个别号便是“沈天下”。随后转任为北大的庶务主任，到后来便往燕京大学去当国文教授，时间大约在*十五年（一九二六）吧，因为第二年的四月，李守常被捕的那天，大家都到他海甸家里去玩；守常的大儿子也同了同学们去，那天就住在他家里；及至次晨这才知道昨日发生的事情，便由尹默打电话告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