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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八秋我入北大哲学系，当时北大除本系少数学课外，可以选修旁系许多功课，且可随意去到别班听讲。所以没有固定的课堂与座位。以此北大学生养成一种奇特习惯，在讲堂连桌并坐的人，很少彼此交谈，甚至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亦少彼此招呼。所以无论在政治或学术方面，人们说北大派如何，如何，与真相实在太不符合。北大在五四前后，有少数学术性或政治性团体，如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国故社、共进社、民治主义同志会等。但每一团体多则一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或数人，绝没有一个能代表全体的北大派。因为北大主张学术自由，团体与团体，以及教员、学生，个人与个人之间，见解诸多不同，而且有时互相公开批评。如胡适之先生指出梁漱溟先生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些可疑之点。梁先生在学校大礼堂公开讲演，为他的见解辩护，并指出胡先生的批评欠当。同学易家钺与苏梅女士因见解不同，在报刊上激烈争辩，乃至发有秽语，引起不少同学对之攻击。故北大在学术上有许多小派别，但绝无一个北大派。同学对于教师，亦多不以其学术派别不同，有所好恶。只要其学识确实优良，对之同样敬重。例如留英回国的傅佩青先生，在北大教学一年，与几位留美而受同学欢迎的老教授，见解不合，辞职他就。有不少同学，对之依依惜别。傅甚感动，愿无酬为之教西洋哲学史，我亦曾往听过。梁漱溟先生教学时，对留欧美学者之见解，常有批评，甚至对全校拥护之蔡校长的论“仁”，曾有严刻的评议。蔡先生给“仁”的定义是：“统摄诸德完*格。”梁谓这种定义叫人无可批评，但其价值亦仅止于无可批评。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认为是曹雪芹描写其家室与身世的一部小说。并批评蔡先生的考证，说：宝玉影射清廷某人，黛玉影射的某人等等，是笨的猜谜，犹如有人猜“无边落木萧萧下”为日字一般。蔡先生虽不同意梁、胡两位的意见，但对他们的学问，非常赞许。故北大对学术研究，确是思想自由，但没有统一的思想以成立一个派系。
北大在民九春季，允准女生入学旁听，在吾国教育史上，实应属一件大事。因为在*初年，男女的界限甚严。不但没有男女同校的学校，一般娱乐场所亦男女分座，不能相混。记得有一对新婚夫妇欲同往城南游艺园听戏，但限于规定，不能并座。其夫异想天开，乃妆扮成女人，与妻同坐妇女席。不幸被发觉，警方以其伤风败俗，竟将其夫游街示众！不但未受*指摘，卫道的人对警方之处罚，且加称赞。故北大容纳女生旁听，现在看起来，何足惊奇，但在当时确系骇俗。以后曹锟、张作霖打倒安福系时，他们曾在宴会席上面告卫戍司令王怀庆说：听说有个蔡校长让男女同校，败坏风俗，可拘押究办。教育总长范源濂解劝说：“蔡是书生办学，并无其他作用，请不必追究。”以此就可知当时允女生在男校旁听，实是一件责任严重的大事。兹略述起初容纳女生入学经过，及其在校情形如下：
民八夏，有一个甘肃籍女生邓春兰向北平报纸投稿多次，主张各学校应准许女生入学，引起报界注意，多有同情之评论。彼时北大招新生的考期已过。民九春有一江苏籍女生王蓝，请求入校旁听，旋获允准。遂有好些女生，援例请求。共收多少女旁听生，我不清楚。因在哲学系一年级受学，我们的班上，当时有三个女生，其座位纵排在一般学生座位的右前方。她们态度很庄重，少言笑，更少见其与男生谈过话。她们之一，名赵懋华者，在抗战前，曾任立法委员。同年秋北大正式招收女生，与男生不复分座听课。北平其他各大专学校亦准女生受学。
民八秋蔡校长被挽留返校后，鉴于学生为校长去留，迭次发生*，乃宣布其教授治校的构想，并邀蒋梦麟先生来校协助。北大原分文、理、法三科，每科设一学长负责。不久改组，废学长制。北大原分三院办理校务，文科在沙滩，理科在马神庙，法科在译学馆。改组后原来文科办事的地方名第一院，理科的名第二院，法科的名第三院，好像与原称文科、理科、法科，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其实则大不相同。改组后各科学长废除，各学系的事宜，均直归教务长指导管理，院只成为学校一部分地方的名称，而非管理校务和机构。文科学长陈独秀遂于此时离校。学校各学系均设一主任，由各系主任选其中一人为教务长，直接管理教学事宜。各事务单位之上，设一总务长，负责指导一切事务之进行。各教授合组评议会，学校重要事项，提由该会决议。校长室设一秘书，负责与各单位联系。北大第一任总务长由蔡校长聘蒋梦麟先生充任，教务长则马寅初先生当选。前者我离校时仍为蒋先生，后者则马任职未久即辞去，由何育杰、胡适之、顾孟余诸先生相继担任，顾先生最久，我毕业以后，他尚继续任职。民十二我毕业后，不悉在何时北大及其他各大学均于教务长之外，又设各院院长，分理各院事宜，且系聘任，与蔡先生当时教授治校之用意，大不相同。
蔡先生于民九冬奉派赴欧美考察教育，于考察期间，其校长职务，由蒋梦麟先生代理。他于十二月底抵法，其后赴比、德、奥、意、瑞士、瑞典、荷兰、英、美各国考察，于八月中旬代表出席夏威夷太平洋教育会议后返国。在其出国期间，因北洋政府久欠教育经费，各校教职员领不到薪水。向政府请愿，反被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各校学生亦起而声援。迁延数月，北政府知悉事态严重，乃为补发欠薪，并向之表示歉意，各校始复课。蔡先生回国后，大不为然，曾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的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并如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教职员接受蔡先生的提示，决议将罢课期间内所领之薪水归公，但请分期扣除。以后北政府又常欠发学校经费，致扣除之决议，无法实行。但以此可见蔡先生作人处事之严正，从此再未发生教职员罢教情事。
蔡先生海外归来不久，召集学生讲话，勉其为国努力。他说：世界大战结束，人们多谓德、奥、义〈意〉侵略集团失败后，当实现长期和平。此次他到欧美考察，方觉完全不是那样。列强们勾心斗角，均为自己国家利益打算，并未对世界和平着想。我们处此情势下，非发奋图强，则无以自全。他归来后，觉得国人仍将我国的安全，寄望于列强之维持世界和平，而不自求如何巩固国防。我们的学校对练习军*，已不注意。他从前买了几匹马，教学生学骑术，归后方知骑术未复学习，连马都已经卖了。这种误信世界业经和平的心理，实在太可怕了！望大家务要自行振作，不要将自己国家的安全寄托希望于别国的维护。要国人努力以求自立自强，而后国家方有前途。他本着这种看法，并认为想要国家社会好，自己先应该廉洁持身。乃要求教职员们不要领罢课时期应有的教课薪酬。且屡次呼吁学生们应努力学业，充实自己，以准备为国家效力。民十一五月，北大成立妇孺保卫团。旋聘蒋百里、黄郛两先生，讲授军事学。
民十一春，学校发生一次不幸骚乱。学校负责人员以为教员讲课有指定课本者，有印发讲义者；课本系由学生自购，则讲义印刷费理应由学生负担。故决定每学期每一门功课收讲义费一元。平均一学期每人负担不过六、七元，本系无关重要。乃有少数当时所谓“过激派”学生，鼓动拒绝缴纳，并包围蒋总务长，要求收回成命。蔡先生闻悉，非常震怒，亲入重围，告诫学生不可无理取闹。学生们多数闻而散去，但仍有一些人鼓噪叫嚣。蔡先生乃立即表示辞职。一般学生知悉后，乃决定于翌日上午在大礼堂集会，共商挽留办法。届时到会学生踊跃，座无虚席。登台发言者均主张拘留校长，而坐席的各方面，有人狂喊“下来！下来！嘘嘘！”不久见发言者不予理会，乃竟欲冲上台去殴打；致一般学生不平，亦冲上去对打。方看清叫闹者不过十数人，不敌逃出。下午在原地重行集会，事前声明系挽留校长会议，不赞同的人毋许参加。到场的人数更为众多，一致决议挽留校长，并对滋事的学生请学校予以处分。旋学校布告教授们集会决议，将为首滋事之学生冯某（忘其名）开除学籍。这次校内风潮，由于学生们自动予过激分子以制裁，乃不到两天，即行平息。学生们警觉这些不良分子与校外阴谋暴乱的党徒有勾结，乃自动组织许多小团体，从事抵制。我当时加入的一个团体，叫民治主义同志会。其目的在促进*，并防阻过激分子捣乱学校与社会。因绝大多数纯洁分子已有警觉，故此后直至我毕业时，本校学生在校内再没有闹过风波，而为遏制过激分子捣乱，成立的一些小组织，遂亦无形星散。
在北大本科四年，听过许多教师的课，而印象最深者为胡适之、陈百年、梁漱溟诸先生；其次为朱经农、唐擘黄、燕树棠、何海秋诸先生。亦听过傅佩青、徐炳昶两先生短时期的讲授。他们都是学识丰富，各有自己的见解与心得。但在教学方面，则多不相同。陈先生对于教课，准备极为充分，每教一课不但内容充实，而且条理井然，好像一篇完整的论文；惟其讲话很快，声音又低，使人不易听懂。梁、傅、徐诸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均有创见，但他们不长于表达。学生听不懂时向之询问，其答言亦不为人了解。梁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识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各课，有甚多的创见。尤其讲儒家的所谓“仁”，我最钦佩其见解正确。但他甚不长于言辞表达，文字亦欠流畅，每于讲解道理时，不能即行说明，常以手触壁或敲头深思。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邀本班一个国文很好的陈君（忘其名）坐在前排笔记，经他加以核正后付印。唐先生教的高级心理学，真是与高级的意义名实相符。他讲的道理很深，好些地方与佛学里讲心理的内容相似。当时我常感印度人能于数千年前懂得高深的心理学，真是奇迹。但唐先生用英语讲授，我们班上很多人英文欠佳，故该课进行的很慢，学生获益不大。朱、燕、何诸先生讲解都甚清楚，但所讲的义理都很浅近，与课本的内容无多大的差别。在上述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他每授一课，我们都能了解，而且发挥道理之用语繁简，恰到好处。我以后到美国上学，先后进过五个大学，听过十几位教授的讲，只有意利诺大学政治系主任嘉莱尔先生，其讲课内容之丰富，表达之高明，可与胡先生相伯仲。
光阴过的真快，我离开北京大学，已近五十年了，许多往事已记不清。上述诸事尚能忆其梗概，但拉杂陈述，不成体系，故题之为琐忆。如有不符事实之处，尚祈阅者指正。
………【第六十二章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青年蔡元培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候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