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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烟，显然的，是一种闲中之趣，是一种闲逸生活的消遣与享受。它的真正效用，并不在于吸出烟来过瘾。终天辛苦的劳动者们忙里偷闲，急着抢着，脸红脖子粗的狼吞虎咽几口，匆匆丢开，这总是为过瘾。但这用的必是毛竹旱烟杆。水烟的妙用决不在此。比如上面说的那位老先生，他只须把他的那把洁净美观的烟袋托在手里，他就具体的显现了他的福气，因此他可以成天的拿着烟袋，而未必吸一二口烟，纸捻烧完一根，他叫他的小孩儿再为他点一根；趁这时候，他可以摩一摩这孩儿的头，拍拍孩儿的小下巴。在这当中，他享受到的该多么丰富，多么深厚！又比如一位有身家的先生，当他擎着烟袋，大腿架着二腿，安静自在的坐着，慢条斯理的装着烟丝，从容舒徐的吸个一口半口，这也就把他的闲逸之乐着上了颜色，使他格外鲜明的意识到生之欢喜。
一个人要不是性情孤僻，或者有奇特的洁癖，他的烟袋总不会由他个人独用。哥哥和老弟对坐谈着家常，一把水烟袋递过来又递过去，他们的手足之情即因而愈见得深切。妯娌们避着公婆的眼，两三个人躲在一起大胆偷吸几袋，就仿佛同过患难，平日心中纵然有些芥蒂，也可化除得干干净净。亲戚朋友们聚谈，这个吸完，好好的再装一袋，而后谨慎的抹一抹嘴头，恭恭敬敬的递给另一人；这人客气的站起来，含笑接到手里。这样，一把烟袋从这个手递到那个手，从这个嘴传到那个嘴，于是益发显得大家庄敬而有礼貌，彼此的心益发密切无间，谈话的空气益发亲热和融和。同样的，在别种场合，比如商店伙计同事们当晚间收了店，大家聚集在后厅摆一会龙门阵，也必须有一把烟袋相与传递，才能使笑声格外响亮，兴致格外浓厚；再如江湖旅客们投店歇夜，饭后洗了脚，带着三分酒意，大家团坐着，夏天摇着扇子，冬天围着几块炭火，也因店老板一把水烟袋，而使得陌生的人们谈锋活泼，渐渐的肺腑相见，俨然成了最相知的老朋友。当然，在这些递传着吸烟的人们之中，免不得有患疮疥肺痨和花柳病的；在他们客气的用手或帕子抹一抹嘴头递过去时，那些手也许刚刚抠过脚丫，搔过癣疥，那帕子也许拭过汗擤过鼻涕：但是全不相干，谁也不会介意这些的，你知道我们中国讲的原是精神文明。
洋派的抽烟卷儿有这些妙用，有这些趣味与情致么？第一，它的制度过于简单了便，出不了什么花样。你最多到市上买个象牙烟嘴自来取灯儿什么的，但这多么枯索而没有意味；你从那些上面体味不到一点别人对于你的关切与用心，以及一点人情的温暖。第二，你燃着一枝短小的烟卷在手，任你多大天才，也没手脚可做，最巧的也不过耍点小聪明喷几个烟圈儿，试想比起托着水烟袋的那番韵味与风趣，何其幼稚可笑！第三，你只能独自个儿吸；要敬朋友烟，你只能打开烟盒，让他自己另取一支。若像某些中国人所做的，把一支烟吸过几口，又递给别人，或是从别人嘴上取过来，衔到自己嘴里，那叫旁人看着可真不顺眼。如此，你和朋友叙晤，你吸你的，他吸他的，彼此之间表示一种意思，是他嫌恶你，他也嫌恶他，显见出心的距离，精神的隔阂。你们纵是交谊很深，正谈着知心的话，也好像在接洽事物，交涉条件或谈判什么买卖，看来没有温厚亲贴的情感可言。
是的，精神文明，家长统治，家族本位制度，闲散的艺术化生活，是我们这个古老农业民族生活文化的特质；我们从吸水烟的这件事上，已经看了出来。这和以西洋工业文化为背景的烟卷儿——它所表现的特性是：物质文明，个人或社会本位制度，紧张的力讲效率的科学化生活，是全然不同的。
我不禁大大悲哀起来。因为我想到目前内在与外在的生活，已不能与吸水烟相协调。我自己必须劳动，唯劳动给我喜悦。可是，上讲堂，伏案写字，外出散步，固然不能托着水烟袋，即在读书看报时，我也定会感觉很大的不便。而且，不幸我的脑子又不可抵拒地染上了一些西洋色彩，拿着水烟在手，我只意味到自己的丑，迂腐，老气横秋，我已不能领会玩味出什么韵调和情致。至于同别人递传着烟袋，不生嫌恶之心，而享受或欣赏其中的温情与风趣，那我更办不到。再说，我有的只是个简单的小家庭，既没妾，也不能有婢。我的孩子平日在学校读书，我的女人除为平价米去办公而外，还得*作家事。他们不但不会，没空，并且无心为我整备烟具，即在我自己，也不可能从这上面意识到感受到什么快乐幸福，像从前那些老爷太太们所能的。若叫我亲手来料理，我将不胜其忙而且烦。本是享乐的事，变成了苦役；那我倒宁愿把烟戒绝，不受这个罪！
客观形势已成过去，必要的条件也不再存在，而我还带着怀旧的欣喜之情，托着这把陋劣的、徒具形式的竹子烟袋吸着，我骤然发觉到：这简直是一个极大的讽嘲！我有点毛骨悚然，连忙丢开了烟袋。
“不行，不行，我不吸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因为我要在世界上立足，我要活！”我乱七八糟地答道。
“那是怎么讲，你？”她吃惊地望着我。
“总而言之，我还是得抽烟卷儿，而且不要磁器口的那等蹩脚货！”
………【第十四章 饮酒】………
梁实秋
酒实在是妙。几杯落肚之后就会觉得飘飘然、醺醺然。平素道貌岸然的人，也会绽出笑脸；一向沉默寡言的人，也会议论风生。再灌下几杯之后，所有的苦闷烦恼全都忘了，酒酣耳热，只觉得意气飞扬，不可一世，若不及时知止，可就难免玉山颓欹，剔吐纵横，甚至撒疯骂座，以及种种的酒失酒过全部的呈现出来。莎士比亚的《暴风雨》里的卡力班，那个象征原始人的怪物，初尝酒味，觉得妙不可言，以为把酒给他喝的那个人是自天而降，以为酒是甘露琼浆，不是人间所有物。美洲印第安人初与白人接触，就是被酒所倾倒，往往不惜举土地界人以交换一些酒浆。印第安人的衰灭，至少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荒腆于酒。
我们中国人饮酒，历史久远。发明酒者，一说是仪逖，又说是杜康。仪逖夏朝人，杜康周朝人，相距很远，总之是无可稽考。也许制酿的原料不同、方法不同，所以仪逖的酒未必就是杜康的酒。尚书有《酒诰》之篇，谆谆以酒为戒，一再的说“祝兹酒”（停止这样的喝酒），“无彝酒”（勿常饮酒），想见古人饮酒早已相习成风，而且到了“大乱丧德”的地步。三代以上的事多不可考，不过从汉起就有酒榷之说，以后各代因之，都是课税以裕国帑，并没有寓禁于征的意思。酒很难禁绝，美国一九二〇年起实施酒禁，雷厉风行，依然到处都有酒喝。当时笔者道出纽约，有一天友人邀我食于某中国餐馆，入门直趋后室，索五加皮，开怀畅饮。忽警察闯入，友人止予勿惊。这位警察徐徐就座，解手枪，锵然置于桌上，索五加皮独酌，不久即伏案酣睡。一九三三年酒禁废，直如一场儿戏。民之所好，非政令所能强制。在我们中国，汉萧何造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此律不曾彻底实行。事实上，酒楼妓馆处处笙歌，无时不飞觞醉月。文人雅士水边修禊，山上登高，一向离不开酒。名士风流，以为持螫把酒，便足了一生，甚至于酣饮无度，扬言“死便埋我”，好像大量饮酒不是什么不很体面的事，真所谓“酗于酒德”。
对于酒，我有过多年的体验。第一次醉是在六岁的时候，侍先君饭于致美斋（北平煤市街路西）楼上雅座，窗外有一棵不知名的大叶树，随时簌簌作响。连喝几盅之后，微有醉意，先君禁我再喝，我一声不响站立在椅子上舀了一匙高汤，泼在他的一件两截衫上。随后我就倒在旁边的小木炕上呼呼大睡，回家之后才醒。我的父母都喜欢酒，所以我一直都有喝酒的机会。“酒有别肠，不必长大”，语见《十国春秋》，意思是说酒量的大小与身体的大小不必成正比例，壮健者未必能饮，瘦小者也许能鲸吸。我小时候就是瘦弱如一根绿豆芽。酒量是可以慢慢磨练出来的，不过有其极限。我的酒量不大，我也没有亲见过一般人所艳称的那种所谓海量。古代传说“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王充《论衡·语增篇》就大加驳斥，他说：“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狄之人，乃能堪之。”且“文王孔子率礼之人也”，何至于醉酗乱身？就我孤陋的见闻所及，无论是“青州从事”或“平原督邮”，大抵白酒一斤或黄酒三五斤即足以令任何人头昏目眩粘牙倒齿。惟酒无量，以不及于乱为度，看各人自制力如何耳。不为酒困，便是高手。
酒不能解忧，只是令人在由兴奋到麻醉的过程中暂时忘怀一切。即刘伶所谓“无息无虑，其乐陶陶”。可是酒醒之后，所谓“忧心如醒”，那分病酒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付代价也不算小。我在青岛居住的时候，那地方背山面海，风景如绘，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最理想的卜居之所，惟一缺憾是很少文化背景，没有古迹耐人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看山观海，久了也会腻烦，於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豁拳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罄。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史，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有时且结伙远征，近则济南，远则南京、北京，不自谦抑，狂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高自期许，俨然豪气干云的样子。当时作践了身体，这笔帐日后要算。一日，胡适之先生过青岛小憩，在宴席上看到八仙过海的盛况大吃一惊，急忙取出他太太给他的一个金戒指，上面镌有“戒”字，戴在手上，表示免战。过后不久，胡先生就写信给我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育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我就到北京去了。现在回想当年酗酒；哪里算得是勇，直是狂。
酒能削弱人的自制力，所以有人酒后狂笑不置，也有人痛哭不已，更有人口吐洋语滔滔不绝，也许会把平夙不敢告人之事吐露一二，甚至把别人的阴私也当众抖露出来。最令人难堪的是强人饮酒，或单挑，或围剿，或投下井之石，千方万计要把别人灌醉，有人诉诸武力，捏着人家的鼻子灌酒！这也许是人类长久压抑下的一部分兽性之发泄，企图获取胜利的满足，比拿起石棒给人迎头一击要文明一些而已。那咄咄逼人的声嘶力竭的豁拳，在赢拳的时候，那一声拖长了的绝叫，也是表示内心的一种满足。在别处得不到满足，就让他们在聚饮的时候如愿以偿吧！只是这种闹饮，以在有隔音设备的房间里举行为宜，免得侵扰他人。
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
………【第十五章 买书】………
叶公超
以译《鲁拜集》传名于后世的Fitzgerald，有一天呆坐在他的小书房里，怒视着围绕他的书。愤怒之下，致书友人云：“我写这信告诉你我最近的决断。我想把所有的书都卖去，或烧去，只留下《圣经》、字典、《失乐园》，颇普的诗各一部，放在我书案上，最好都就在手边，那样，我再不会找不着我要用的书了，至少我会知道我此处只有这四部书，别的，世间别的书都在别处，不在我的架上。你一定觉得可笑，假使我告诉你我刚才白生一阵气，找了半天一部我并没有的书……我忽感到我书架上无用的书实在太多了……”这是一八七三年写的，这位先生已然是六十四岁了。他买了我想至少有四十年的书才悟到这步，未免令人感觉此道之难也。最苦恼的是，他决不忍真的卖去这些“无用”的书的，至于烧那更不必追究了。不卖不烧就是继续的保存着它们的“无用”，其实也就是它们的“用”。书的有用与无用者不在书而在人。人用着它，它便有用，大有“相公厚我，相公厚我”之势；人用不着它，它便无用，顿时变成寄生虫一般的可恶，甚至要为人变卖，付焚，其潦倒狼狈之状犹不足击动我们的同情与容忍。我要替书说句公道话：不要这样没有良心。书是有生命的东西，有脉博有知觉的朋友。朋友也只有一时之用，或仅仅一度的关系，但日后遇见总不免打个招呼，甚而停下寒暄一阵。你想他总算朋友，他想你居然以朋友看待，于是彼此拿出笑容，彼此容忍，彼此拉手再见。这样之后，便算朋友了。既为朋友，见面自必招呼，自必寒暄，自必拿出笑容，自必容忍。书从铺里到我们的架上不能说不是一度的关系，至少你曾看过它，看过之后，或敬它，或爱它，或憎它，或恨它。既有这种经过，我便主张容忍它与你的关系。
藏书家我想一定不会有这种麻烦，至少如汲古阁、海源阁、百百宋楼等等的主人们决不是我们这样慈悲的善心人。在他们，取舍一经决定似乎就不再有别的问题了，除非后来发现自己被骗了，但这也容易解决，只是难过而已。买书来看，或预备来看的人，久而久之总得容忍一些“此刻无用”的朋友们，否则一面买，一面卖，或一面烧，生活更不堪忍受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而已。同样困难的还有买什么，或先买什么再买什么；对于惯于树立原则的人，就是，哪类的书应当自已买，哪类的书应当到图书馆去借。这样一来，问题马上就严重起来了。古人没有图书馆的方便，反倒容易处置；有钱见着要的书就买，买了不用，安排在架上，望望也好，再为子孙留下一点书香，更觉可为。二十世纪的读书人可苦了。除非你住的靠近伦敦博物院，或国会图书馆，或牛津博得利安，总有你要的书图书馆没有的。就是明知道它有，你也未必总愿意去借，况且还有许多不许你借回家的书，而惯于在孤静的斗室中看书的你又不肯天天按着钟点到那公众阅览室里去看。同时，个人的经济能力又有限，禁不住要妄想买到一部永久有用的书。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