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颐歉盏剑懊娌慷�56团就打响了。
我们的位置是四平火车站以东地带，在那里构筑工事，派出警戒。我19旅接受的是四平以东轧湖泡至塔子山一带的任务。56团在铁路东轧湖泡至202。2高地一线防御；55团在折马背至331。5高地一线防御；20旅58团在小河西至塔子山一线防御；旅指挥部设在河夹信子，纵队指挥部在下三台子。
铁路以西是马仁兴的保l旅。他们是早些时候与56团一起进入这一带进行防御的。
我到了56团，听了团长、政委的汇报，决定56团归还19旅建制，并向西靠一靠，在它的左翼，以55团予以加强。他们占领了―段有起伏的制高点，地名是“折马背”。这样，就展开了两个团，组成防御体系。
我们正面的敌人是国民党的新1军，美械化的正规部队，是抗日战争中的滇缅远征军，有很强的战斗力。l7日，当敌新1军进至四平以南忙牛哨、庙沟和泉眼车站后，英勇的四平保卫战就开始了。18日，敌人展开正面进攻，是试探性的进攻，接近了我们的主阵地。两个团按照预定作战部署．战斗了一天，把进攻的敌人击退了。
…………
1946年5月上旬，由于敌人陆续突破我四平以东的友军防线，对我全线防御极为不利，为迅速摆脱被动地位，保存主力，待机歼敌，19旅奉命于18日傍晚撤出战斗，向北转移。至此，历时31天的四平保卫战结束。
四平战斗开始，林彪并没有提出要持久作战。但是，当时要求一走要顶住敌人，要守住这个阵地，不能让敌人畅通无阻。我们开始就是接受林彪的这个简单的防御作战命令。什么四平是“第二个马德里”呀，要同敌人在这里“决战”呀，那是后来一步步提出来的。作为野战军，我们是按照防御作战的要求来同敌人战斗的。关于这场保卫战，后来有些不同意见。我没有参加东北局关于“四平保卫战”、“四平要成为马德里”的讨论，事后也没有参加东北局关于“四平保卫战”的总结。但是，根据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觉得四平这一仗还是应该打的。
从4月l8日敌人正面进攻开始，整整―个月，到5月18日撤出阵地，在31天里，敌人没有能够从我们的主阵地上突破。随着敌人进攻火力的逐步增强，我们的防御工事也逐步加强。从野战工事，逐步到加盖钢板（就近的油脂化工厂有钢板，我们就把它拿来加盖到野战工事上），提高了抗击火炮和一般火力的能力，始终拒敌人于主阵地之外。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敌人也没有在这里得到什么好处。
我记得当时曾传达过东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简称）首长林彪等对四平保卫战作战部队的奖励，表扬这个部队在现有的装备和阵地设施下，能迟滞敌人前进，给予敌人以杀伤和消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叫苦，完成防御作战，是有成绩的。另外，能经受住这样一场阵地防御作战的锻炼，对部队来说；也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在战斗作风上，不依赖上级，不伸手要装备，都是值得赞许的。
关于这次作战．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这个位该打不该打。上级指挥员下了决心，作为战术单位，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把这场战斗进行到胜利或者进行到最后撤出战斗。要在这个范围内考虑问题，多想办法。四平这一仗，用的兵力并不多，就是两个旅，第一线直接防御的兵力不超过4个团。到最后撤离，也不能说是很被动的。当时东北战场上，北满始终是头等重要的。从整个态势讲，我们在东北对对国民党作战，是属于外线作哉。外线作战有―个主导方向，那就是北满。北满背靠苏联，无后顾之优。在兵力部署上，两边是黄克诚的3师之7、8、10旅和独立旅共4个旅，主力都在铁路两侧。东边稍微偏一点，但地形也是可以依托的。只要把北满控制住，对未来作战，策应南满作战，或在四平以南这个地区运动作战；都是很有利的。自从3月18日我们占据了四平（56团和其它部队协同，消灭了日伪残余势力，控制了四千），如果我们不守住它，敌人就可以畅行无阻地进到长春，那以后的北满形势就会大不一样了。那时长春还不在我们手里，有国民党的所谓“地下军”的“铁石部队”上万人，熊式辉的总部也设在长春。如果四平从一开始就让开，使敌人长驱直入，恐怕对我们不利，那会使“地下军”与北上的敌人合到一起，增加敌人力量。我们采取了在四平阻击敌人，使两处敌人不能合在一起，而且6纵队在长春把敌人消灭了。在四平的防御中，如果仅仅采取运动防御，或者是警戒性酌防御，那是达不到上述目的的。只有运用比较持久的防御作战方法，才能拖住敌人，给敌人以杀伤，挫败敌人气焰，使我后方部队能够保卫住刚刚解放的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至于从对部队锻炼来说，对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锻炼部队的战斗作风等等，也是有很大好处的。
一般说来，防御作战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配合战场的发展进程，给予进攻的敌人一定的杀伤之后转入进攻。这对整个战役来说，是最理想的前途。第二种是迟滞敌人，给予敌人一定的杀伤和削弱之后，离开战场。第三种情况，就是被迫转移了。在我们给敌人以杀伤，但还没有达到使我们进攻部队消灭敌人，或因敌人兵力增加，或作战方向的改变，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这就要转移、撤退，否则会造成重大损失，甚至被敌消灭。这种情况就是被迫撤退。
四平保卫战，最后可以算是被迫撤迟。我认为，当时林彪部署四平防御作战，也是设想在我们的正面，即四平以南的开原、铁岭、昌图方向，选择一个地方以运动方式消灭敌人。但是限于兵力，这种机会很少。黄克诚的7旅、8旅、l0旅、独立旅，山东的1师、2师都在我们的右翼，南满的3纵、4纵也都在东丰、西丰出现过。显然，力量还是控制在翼侧，企图利用四平这个点来吸引敌人，然后调动侧翼部队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作战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保卫四平”。只是后来没有形成作战的机会，没有形成这种局面。当敌人从梅河口向我们的左翼逼近时，我们有可能被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当机立断地不同敌人在我们预想战场以外的地方进行运动作战，而是撤出阵地，这是一种“被迫撤退”。但是，这不是仓皇脱离阵地。这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南京撤退完全不―样。那次是防御部队没有完全脱离阵地，或者脱离了阵地又陷于被敌包围之中，被敌人消灭了。而四平的撤退是很从容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对进攻的敌人侧翼进行了牵制，使敌人进攻得不快。在这种情况下撤退，只要组织得好，再经过一段运动，还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我们撤离时，彭明治的7旅已经站到我们的左翼了。我们撤下来，到达小丰满时，遭到了敌人的一次炮火拦截，但是部队还是有秩序地按照预定指挥，离开了松花江区域。有一个团因遭敌人炮火追击，江桥折断了，就转移到小丰满的上游，在群众支援下，完整地撇到了江东。总的说来，没有什么重大损失。有些所谓纪实文学，说四平撤退后，这个部队“丧失了战斗力”，根本不符合事实。林彪在总结这次四平作战时说，这是“硬着头皮打的”。当时，他的指挥位置在公主岭，作战过程中还召集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开过一次会。据到会人员传达他的讲话说，对保卫四平的部队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在敌人猛烈炮击下，在敌人反复进攻中，部队顶住了，不叫苦，不要求补充，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对部队进行了赞许和嘉勉。
我们从四平撤下时，是李作鹏（东北民主联军作战处长）拿着命令来部队传达撤退的，没有用电报，也没有用骑兵通信员。他来后，就跟着我们撤，一直 撤到敦化。在那里总结作战经验，他也参加了。我们没有感到伤元气或丧失了战斗力。正相反，总结经验之后，我们更清醒了，在战术技术，战斗作风，指挥思想，以及防御中的政治工作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
总之，不论这次“四平保卫战”是不是“第二个马德里”，它的实实在在的情况如何，作用如何，历史将会给予公允正确的评价。
＇ 林彪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林彪极少对人发脾气，大喜大悲从不露显于表面。他从不与人开玩笑。一位战争年代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回忆说：“我在林彪司令部工作多年，只听到林彪开过一次大家都没有笑的“玩笑”。那是辽沈战役前，林彪指挥1947年冬季攻势，他担心万毅指挥的五纵，由于成份新，完不成作战任务，便在司令部的房间渡来渡去。突然，他停住脚步，脸上似笑非笑，转身对在场的人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由于林彪声音低沉，嗓子又有点沙哑，加上他那难懂的湖北黄冈话，林彪连说了几遍，见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听懂这句话，便收住笑容，悻悻地出门走了。”
还有人说过这样一件事，辽沈大战时，一次林彪乘坐的美式吉普车陷入泥绰中，林走下车去，在不远处度步，十几名战士在喊着号子推车。车子推出泥绰，林彪过来问其中的一个小战士：“你是哪个单位的啊！”那时部队刚打胜仗，小战士傲气地拍着胸脯说：“老子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你是哪个单位的？”林彪的脸上又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老子是民主联军总司令！”
四平保卫战之后，林彪曾先后两次找我单独谈过话。林彪说：“现在就是要不惜牺牲，死打硬拼，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从在抚顺我第一次见到他，直到后来双城会议，他对我是信任的。他当时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指挥，也都是正确的。“镰刀湾”那一仗，让我指挥梁兴初的1师．虽然打得不够理想，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认为我是“朽木不可雕”。在四平保卫战时，我单独指挥原来那个部队，他没有批评什么，相反有些地方对我们是嘉许的，说这个部队在防御上还行，顶得住，另外就是不向上级叫苦，不要这要那。
四平撤退，来到敦化整编，他先后两次找我谈话，我总的感觉是，他对我是抱着一种希望，希望我提高能力，不断总结自己的作战经验，以期能使他的指挥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次是他叫我到他的住处谈的，好像还在他那里吃了一顿午饭。他问我，东北作战与山东作战有些什么不同特点？我把自己临时想到的一些看法说了一下。我说，山东作战主要是对日作战，实际经常打击的对象是伪军和顽军。敌人的战斗力很差，武器装备还比不上我们，特别是士气更差。这是一点，即作战对象不同。我还说，大规模作战，我只有一次指挥过4个团，再大的规模没有打过。再就是对日本人打仗，也多半不是直接攻坚，不攻它的城堡，除在运动中外，一般遇到强敌，都是绕开它，避免和它决斗。东北作战则不同，国民党军队的装备比我们强，它还处于进攻状态。从自然条件讲，东北的气候冷。山东没有这么冷，冬季被服稍差点也可以顶过去。东北不行，被服不行，不仅人顶不住，连枪都会打不响。从这一点上看，条件不如山东。但是，自然条件对敌人也是一样，当然，敌人的补给手段比我们强。在东北，也有对我们有利的一面，比如，冬季行动，就没有河川障碍。讲到这里，林彪强调了一句：“你这个讲得很对，地形这东西对于我们和敌人是同一条件，也就是说，在军事上，敌我在地形上都是受同等待遇的。你所说的寒冷条件，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地形和气候，是敌我作战的共同基础。”他还很详细地询问我，东北是什么时候封地，什么时候封河。我说：“我的家在南满。我们家乡讲的是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哈尔滨一带我没有到过，不清楚是什么情况，沈阳就比我老家冷。‘小雪封地，大雪封河’的说法灵不灵，说不准，恐怕只能是赶早不赶晚。”
那次谈话很有一种民主讨论、向下级做调查的气氛。这种精神使我很受感动，觉得老红军领导干部的作风就是不一般，上下级亲密无间，谈话如同拉家常，无拘无束，让人心情舒畅。这次谈话，他还询问了我个人的一些历史情况。
第二次谈话是在第一次谈话后不久。
四平保卫战之后，显然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同国民党美式装备的部队作战的问题。他说：“国民党军队目前气焰嚣张。虽然南满几次战斗和四平保卫战，给了它一点教训，但是没有把它这种骄横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这对我们以后的作战不利！”他当时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一种打法，叫“硬拼战”。一定要跟敌人死打硬拼，不惜牺牲，先把敌人的器张气焰打下去。他问我：“你看我的这种想法，你们实行起来有什么困难？”他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但是，显然也是在用他的思想来感染我，说服我。我后来想过，为什么林彪会在这个时候找我谈这个问题？因为别的指挥员都是老红军，熟悉林彪的指挥思想和作风，林彪也熟悉他们。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双方都还不熟悉。有时，我像听故事一样，听老同志讲林彪打仗的事。他作战，在这个时期是这样打法，在另一个时候又会是另一种打法。国民党来到东北后，还没有遭受到像过去红军给他们的那样的打击。所以，必须要在战场上，首先从气势上把敌人压倒，使它不敢依赖美国的装备和处于优势的地位而嚣张。
林彪的态度很谦虚，讲完了他的想法之后，征询我的意见。我当时表示，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我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先把这样一个处于优势位置的敌人从气势上压倒，把战场的威力发挥到最高度，这是很有必要的。我还讲了历史上明朝名将威继光打仗有三种打法的主张：一是“算定战”，是预先计划好了的，按计划打；二是“舍命战”，我说这一种大概就是林总讲的“硬拼战”，“狭路相逢勇者胜”，遇到遭遇战这种情况，就要用自己的战斗勇气和压倒敌人的气势来战胜敌人，这叫“舍命战”，也就是“拼命战”；三是“糊涂战”，这就是事先没有“算定”，遇到情况又不肯“舍命”，糊里糊涂地打，必然要吃败仗。我说：“听了林总的想法，结合当前的形势看，我觉得很有针对性。我一定按照林总的这一指示，把打‘硬拼战’的思想在1纵队的广大指战员中讲深讲透。”
林彪在东北全军中提出“硬拼战”这种作战思想，酝酿过程中就找我谈，这是对我的一种信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器重。他给我谈的非常实际，也很适合我的情况。四平保卫战，陷在那个阵地上，我只有那样打，这里并没有我多少高明之处。在此之前，我没打过大仗。这次谈话，是对我军事素养的教育，也是对我军事指挥作风和战斗作风的一种提高。回部队后，我同李作鹏一起，蹲在房东的土炕上，回忆林彪的谈话，我说，他记，一句句地整理出来。第二天，便在纵队指挥干部中作了传达，接着还展开了议论。后来我又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写了―篇有关“硬拼战”的学习体会。以后，又写过有关“四组一队”的学习体会，都刊登在参谋处出版的一张小报上。
总之，两次谈话，我的心情都很愉快，获益很深。这是我很难忘却的一段经历。
四平保卫战之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指示，大踏步转移。杜聿明判断我们已经“溃不成军”，气焰更加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