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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净增人口明显减少。我国从1953年到1990年人口总数由5。8亿增至11。6亿，年均增长1。81％。在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率相差甚大。1953年到19*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7％，19*…1982年则上升到2。10％，其间的19*…1973年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计划生育和城市独生子女政策得到普遍贯彻有效实施是在1982…1990年期间，在此期间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到1。50％。到了2005年底全国人口达到*756万人，2000年为万人，平均每年增长率为0。63％，比1996…2000年平均增长0。91％低0。28个百分点。从以上数据分析，近年来我国净增人口明显减少到2005年，我国人口增加了4013万人，年平均增加803万人，比1996…2000时期的1124万人减少了321万人。在“十五”的最后一年，我国大陆总人口达到13亿，使世界60亿人口日和我国13亿人口日的到来各推迟了4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
二、人口出生率继续下降，自然增长率持续回落。1996…2000年期间，年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5。57‰，2001…2005年期间年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2。67‰，下降了2。9个千分点。与国外相比，目前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为11。0‰的水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3。5‰的水平。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口出生率仍存在较大的差异。2005年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人口出生率最高的省份是*，达到17。9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54个千分点。全国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出生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出生率最低的省份为北京，仅有6。2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11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回落。1996…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平均为9。08‰，而2001…2005年期间平均为6。23‰，回落了2。85个千分点。2004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低到6‰以下，实际人口增长率为5。87‰，2005年为5。*‰。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趋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2001…2005年期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3，比1996…2000年时期的117。3又上升了一个点，明显高于103…107国际公认的正常范围。从1990年到2004年，一孩的出生性别比平均为106。9，而二孩为138。0，三孩则高达143。7。出生人口性别比趋高的现象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继续提高。2005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2。1岁，比2000年的71。4岁提高了0。7岁。预期寿命的继续提高，主要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死亡率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的结果。目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65。4岁高6。7岁，比发展中国家63。4岁高8。7岁，但比发达国家低3。5岁。
四、受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2004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01年，比2000年7。62年延长了0。39年。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人口受教育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与2000年相比，2005年总人口中受过小学教育的比重从35。7％下降到31。2％，下降了4。5个百分点；受过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比重从34。0％和11。1％上升到35。8％和13。4％，分别上升了1。8和2。3个百分点；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比重从3。6％上升到5。1％，上升了1。5个百分点。但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结构看，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还很低，只占18。5％，特别是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更低，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五、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2005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43。0％，比2000年的36。2％，提高了6。8个百分点。总数达到56212万人，比2000年的45906万人多10306万人。2001…2005年期间，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061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13％。城镇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不断持续转移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近几年提高较快，但从国际对比看，仍有一定差距。与世界平均水平的48％还相差5个百分点，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水平。
六、人口老龄化加速。2005年底，我国65岁及65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1亿人，达到10055万人，比2000年多118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7％，比2000年的7。0％上升了0。7个百分点。实际上，在2001年，0…14岁少儿人口比重已经下降到22。5％，65岁及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到7。1％，老少比为31。6％，年龄中位数为32。3岁。根据联合国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定义，即65岁以上老人比例大于7％的人口为老年型人口，4％…7％为中年型人口，低于4％的为年轻型人口，我国人口总体上已经*老年型人口了。
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21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的简单能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中国在70年代初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政策。现在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全国计划生育网络，其人口控制的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发达国家在1955年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但是从发达国家生育率转变的历史考察，率先完成生育率转变的法国，粗出生率由30降至20用了77年，瑞士和瑞典都用了44年，比利时用了38年，美国（白人）、荷兰及英国分别用了32年、29年和27年，生育率转变非常快的日本也用了17年。而中国粗出生率由1972年的29。92％降至1977年的19。91％仅用了短短4年时间。这充分说明计划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据估计，从1971到1990年，我国共计少生了3。8亿人。
根据联合国1990年的《世界人口监测》提供的划分方法，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在低生育率国家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城市化水平仅高于泰国，也处于低水平阶段。与60年代后期同中国生育率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是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1990年，虽然中国生育率水平比亚洲（3。3％）、拉丁美洲（3。5％）和非洲（6。1％）都低，但同欧洲（1。7％）和北美（2。01％）相比仍然较高。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尽管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的低水平（1992年），但每年人口仍净增近2000万，人口低生育率和高增长数量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这一人口大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如此庞大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量，无疑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世界范围内人口控制的实践已使人们形成某种共识，即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我国制定人口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然而处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方面是如何充分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它不仅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资料：网络资料
………【第六节 影响人口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归于人口增长。其实西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也出现了人口增长现象，不过，西欧人口增长快，生产增长得更快。在西欧历史上，甚至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生产效率：它可以向不断增长着的人口提供不断攀升的生活水准。这样一来，就为生产者逐步积累财富，即“前原始积累”创造了前提条件。
我国人口的增长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无政府状态、提倡多生、三个多两个好、夫妇俩只生一胎。提倡多生、人多力量大，这是具有帝皇思想的政治家为了称霸世界而提出来的战略决策。马寅初不识时务，主张控制人口，结果被贬回家。好在他以史为鉴，宁静致远，享百年安祥。后来人们发现生出来的儿女张口要吃、闭口要工作，没有生个孩子而已那么简单，真正搞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是上世纪后期才有的事情。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预期寿命还会不断增加，但由于已达到较高水平，估计也不会提高得太快。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会导致死亡率上升。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0。67。本由于现行的生育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动，而现代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作用，“少生优育”观念已深入人心，所以尽管今后10年独生子女的婚龄人口比例会不断增加，从政策规定上说，他们比上一代的生育水平有提高的可能性，但估计也不会导致妇女生育率有多大升高。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很低，所以可以肯定，在今后的10年内，人口的自然变动对人口变动影响不大。
影响人口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条件、人口政策、传统文化和意识，政治因素和人口理论是通过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口增长。从我国人口增长的实践以及世界各国人口增长的规律来看，社会经济条件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它直接导致人口按照一定规律变化；人口政策对一定时期的人口变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人口的增长速度、规模和结构变化；传统文化和意识对人口增长也有重要的影响。中国近20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从自然经济形态过渡到市场经济形态，人口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人口问题也就*了学术讨论的焦点，影响一个地区人口数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口的机械增长（即人口迁移引起的）。
按照现行的人口管理办法，迁入人口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户籍人口迁入，另一种是非户籍人口迁入，就是平常所说的流动（外来）人口。这两类迁入引起总人口变动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前者迁入人口数量少。每年迁入的人口数量比较稳定。从1990年到2000年，户籍人口仅增加了75万人，年平均增加率为0。75％，如果扣除自然增加，则户籍人口的增加每年仅6…7万人。而非户籍人口变化较大，甚至有升有降，虽然这可能是由于统计原因造成的。总的来说还是可以认为是不断增加的。以下我们将详细地讨论一下非户籍人口的增长。
按照人口迁移的经验和理论，人口迁移主要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人口迁移的发生主要由迁入地的“吸引力”（或“拉力”）和迁出地的“排斥力”（或说“推力”）的存在。所谓引力，就是迁入地较迁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人们的收入水平高，或者，迁入地（例如城市）生活方式更吸引年轻人，有些，则是出于某种社会原因，例如宗教、民族等原因。而从迁出地来说，由于当地资源有限，劳动力相对过剩，例如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人多地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所以就有斥力存在。总而言之，由于人具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内在动因，如果社会经济的地区差别存在，就会有人口迁移发生。移民的目标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但是如果迁入地不能提供工作机会，那么，这种目标也就难以实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回家”。所以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迁移量的大小，与移入地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大小成正比。
人口迁移还和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距离有关。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距离越近，迁移量也就越大。当然，由于现代交通的发展，缩小了这种空间距离的差别。按照上面的理论，大中城市作为移入地的重要目标也就自然而然了。但是也引发上了很多问题：确实，有的国家把你的养老金收去了，拿去干别的用处，不记在你的账户上。这就要劳动者自己去争取。有的国家的穷人有穷人的养老标准。象农村，老年人做不动了，需要年轻人照顾，但死后留下了一些遗产，这就补偿了年轻人付出的服务。现在有些人只想继承，不提付出，这不合道理。最近的报纸上登了一些消息，说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扫墓的人络绎不绝、车水马龙，但敬老院里冷冷清清。据说韩国有些老年人，思想前卫，主张*条来、*条去，想办法把房产之类抵押出去，不给年轻人留什么遗产，他们的目的是让年轻人自强自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有立足之地，可为用心良苦。国外还有人从所谓U形社会抚养曲线出发，主张出生人口应该有适度增长。人家说人家的，我们不能照抄照搬。
*总理说：“中国的劳动力有7亿4千万，而欧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只有4亿3千万。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这样简单计算一下，中国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基本国策再坚持100年，人口可能还有八、九、十来亿，还是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过剩与其他资源的相对缺乏长期并存，会引发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报复，以及社会上所谓基尼系数造成的阶级报复。所谓总人口负担系数或被称为社会抚养系数，即：全国0～14岁人口数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之和与15～*岁人口数的比值。这样得到的社会抚养系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显然很不全面。不能光看人口的数量比，应该用负担费用与收入来比，看负担是重了还是轻了。现在一个小孩的抚养费用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