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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牢头狱霸”，是不是真的没有根本解决办法呢？有，那就是针对当前看守所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逐项解决。先制订一个可行性很强的细则用于标定什么“牢头狱霸”。没有细则，谈什么治理，都是空的。其次，一旦认定，必须加刑。这不是法院理会不理会的问题，而这是加刑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一旦看守所出具当事人是“牢头狱霸”这一证明，就是他被加刑的必要条件。第三，对于包室干警实施承包制，自己现“牢头狱霸”可以奖励，如果被人举报自个承包的监室有“牢头狱霸”，对其要有相应的惩治措施。不能说现了“牢头狱霸”就惩治干警，这样只会让一线干警知而不报，要自纠和他人监督相结合。第四，增强警力，增设监控设施。目前看守所的干警大部份同志都是准备从看守所退休的，因为，进入看守所工作的人，就很难在被流动出去。更有甚者，看守所成了某些领导配有“问题”干警的地方。既然大家都承认看守所是一个重点单位，那就增派一些业务素质和身体素质都不错的干警来。还有就是要增设监控设施，对犯罪嫌疑人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控，不仅可以及时现监室内生的打骂行为，还可以现犯罪嫌疑人自残自杀突然病等情况。而好的监控设施，其财力根本不可能是看守所自身所能承受的。看守所的工作需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出事不可怕，出事了，我们去查找原因，找到问题的症结，去解决就是了。怕的是，出事以后，大家都举着棒子去吆喝，来显自己的工作力度，而没有人真正伏下身子去调查研究，去真正的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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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89）】………
所谓“围子”（也有叫槽子的），用警官的话说，就是几个犯人在一起伙吃伙喝。照犯人的理解，就是几个比较谈得来的人，在一起生活。不管看守所，还是监狱，都流行“围子”，而且屡禁不止，现在仍然流行，因为对犯人而言，“围子”的好处，至少有三个——
1、这是拉帮结伙的一种形式，遇到事可以一致对外，团结就是力量嘛！
2、人都有倾诉的****，但犯人很多话是不能乱说的，如果被人“捡药”，要被警官训斥、乃至惩罚。所谓“捡药”，就是犯人跟警官打小报告，这是警官相当支持的积极靠拢政府干部的行为。“捡药”的人，在犯群中被称为“药娃”。一般情况下，本“围子”的人相互不会“捡药”。
3、节约开支。犯人没钱的不用说，有钱的也是家属每月或者每周上点帐。看守所或监狱免费供应的饭菜，犯人称之为“桶儿”。咋说呢，光吃“桶儿”，那吃得面黄肌瘦是肯定的。国家的政策是好的，每个犯人的生活费，好像是拨的一百多元，应该可以生活得很不错，但由于管理上的原因，实际上犯人生活得很差，这点以后的章节，我会专门讲述，此处略过。犯人为了利用有限的钱，把生活开得更好，“围子”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一份小炒卖5元，吃一顿，不划算，吃两顿，怕馊。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围子”，大家轮流买，每顿都可以沾点油荤。
我的第一个“围子”，是跟吴伟伟和张鸥。
进第二天，我终于想起在哪儿见过吴伟伟，恍然大悟地跟他讲。吴伟伟听了，笑问：“xxx是你什么人？”
我答：“堂兄。”
吴伟伟说：“哦！你堂兄啊！他跟我是朋友，我‘黄起’的时候，他还帮过我。”说着，吴伟伟又转头对刘莽子说：“你看，幸好这两天我心情好，手不痒，不然要是昨天打了他，才笑人了。”
刘莽子说：“那是，我跟你说了好多次，别动不动就打人，你看，听我的正确吧？”
吴伟伟大笑，开始讲他和我堂兄的故事，意思不外乎有两个——一是让我知道他和我堂兄的交情；二是从侧面告诉其他人，我是他朋友的堂弟，要想惹我就要先过他那关。
我刚来，什么都还不懂，虽然账上有钱，但不晓得可以登菜。所谓登菜，就是买小炒。为什么叫登菜？是因为犯人是不准用现金的，家属送来的钱都统一上帐。看守所一人一张个人账目卡，称之为“折子”。买烟买菜买日用品，都先到“召集”那儿登记，然后统一放。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拿到“折子”，通常“折子”是由“召集”统一保管，这样就有猫腻——“召集”就有条件用别人的钱。
中午买小炒，我因为没登，就只能看着别人吃。本来我刚进来，肚子里油水还多，并不馋，但因为人有我无，感觉好似低人一等。正郁闷，吴伟伟喊我到生活间去跟他一起吃。
在生活间吃饭的只有刘莽子他们那个围子和吴伟伟的这个围子，其他人都在放风间挨到猪毛吃。人走到哪儿都分三六九等。
刘莽子的围子共四个人——刘莽子、吕大爷、张振国、王医生。另外小四轮在跟他们当“水手”，所谓水手就是跟他们洗衣服洗碗外加泡茶递烟的人，相当于旧社会的家丁小厮。
吴伟伟的围子就他跟张鸥两个人。我因为没花钱，无缘无故别人请吃肉，多多少少有点腼腆。张鸥说：“你随便点，既然喊你过来了，大家就是朋友，有吃的大家就一起吃，别管哪个买的。身体第一。”
张鸥是个爱好的人。一般人进了看守所，换上囚服，剪了光头，看上去不是倒霉相，就是刁恶相，但张鸥不，早早迟迟看上去都清清爽爽的，即使每天挑猪毛，也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像随时准备赴宴的样子。
张鸥是个货车司机，跑长途，拉矿，不说见多识广，至少对社会底层相当熟悉。他是盗窃进来的，但并不是混混。在押室他相当低调，是个聪明且世故的人。
张鸥猪毛挑飞快，每天比其他人至少提前四十分钟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后，他悠悠闲闲地喝茶，吸烟，不帮任何人挑。
张鸥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离婚——在看守所离婚，打击是最大的，因为在焦虑刑期多长和未来的服刑生涯如何面对的同时，又多了一项焦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人在逆境中，有来自亲人和异性的鼓励，要容易度过难关些。对已婚的囚徒而言，妻子是坚强的精神支柱，即使挂着个虚名，不管不问，也比离婚要好得多。
张鸥的妻子在看守所来看望了张鸥三次。第一次是送被子；第二次留了封信，信上有一句话很有点意思——“当初我为你留了长，如今我为你剪了长”；第三次来，就是离婚。
张鸥离婚回来，脸色难看得吓人。刘莽子叫张鸥好好休息。张鸥在生活间躺了十多分钟，爬起来继续挑猪毛。一时间，押室内鸦雀无声——这是男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过了一会儿，张鸥起身挨个烟，笑说：“都咋了，我没事儿，摆你们的龙门阵啊！”于是大家七嘴八舌的开始说话，但话题有心无心地总围绕着女人和离婚。
刘莽子对张鸥说：“这样的女人没得意思，离了好，男人才进来几天嘛！就离婚，真正的无情无义。”
吕大爷感叹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潘驼背说：“离了好，没得意思！劳改单位有句话——老子在里面吃馒头，婆娘在外面舔****。麻辣妈妈，老子在外面弄钱的时候，就晓得用钱，一关进来，人就闪了，女人啊！真她妈的不是个好东西。”
吴伟伟见张鸥又听来闷起了，故意岔开话题，讲他当年是如何踏入江湖的。吴伟伟说：
“小时候，家头穷，读初中的时候，想买一双白网鞋，不贵，好像就十元钱左右一双，但爸妈硬不拿钱买。同学些又都在穿，好没面子嘛！就跟一个同学一起去偷我们乡供销社伙食团的菜票，偷了拿到学校头悄悄买给同学，那段时间潇洒惨了，鞋买了不说，天天吃肉，后来初中毕业，农村头呆没意思，就到市里边来混，结果惹事了，给人追杀。打了几架下来，给王老君看上了，收我当徒弟，就这样开始混黑社会。本来过得还是好，但后来我师傅被抓了，我又年轻，一时间找不到钱用，只好约几个人开始蛮干，偷轮胎，偷汽车，派款，抢劫……啥都干！就偷轮胎那次运气霉，那个守仓库的老头，缩在角落里睡觉，我们侦查了几遍都没现，放心大胆地偷，结果那老头醒了，起来阻止，还喊，只好几刀儿把他割了。这下背了命案，就黄起了。反正都黄起了，逮到就是死，做事就根本没有顾虑了，快活一天算一天。不然咋背这么多命案呢？”
吴伟伟一边感叹一边回忆，押室的话题又转到混黑社会究竟有没有意思上。这下人人大议论。最后归结于一句话——看各人的运气。
刘莽子那个围子里的王医生，是血库里的领导，可能是贪污，和支持血头被抓的。显然自认为是国家干部出身，看不起混黑社会的，所以唱起了埋死人时祭司唱的歌。我第一次听觉得奇怪，心想这老头怎么唱这个，后来听他没事就唱，才了解这是他的爱好。只是不知道他年轻时是干这行的，还是无意中学会了这招，引以为荣，常常卖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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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90）】………
看守所每周四接见。接见是看不到人的，只能递纸条。家属写张纸条进来，我们看了之后，再写张纸条出去，就这样完了。但人人都期盼接见。
每周四，生产任务相当于没有，完成多少算多少。从早上起，人人都在等家属的纸条。有的等到了，有的没等到。等到的未必高兴，没等到的则肯定沮丧。
我妻子每周四都要来，她有一次写的一张纸条把我感动惨了——“每天早上我都不愿意睁开眼睛，因为一睁开眼睛，你就不见了。我的心好痛，真的……像刀在割。”
我妻子没什么文化，写出这样让人动情的文字，肯定是真情流露。我读完纸条就哭了，眼泪止不住的流。回了纸条后，我边挑猪毛边哭，顺手就用手擦眼泪，结果把一根猪毛弄到眼睛里，第二天早上醒来，右眼肿得像桃子。看守所的潘医生把我叫到医务室，用生理盐水跟我冲。几天之后就好了，但视力慢慢开始下降，到现在右眼已经成弱视，戴眼镜也不起作用。
潘医生以前是看守所的警察，因为利用看病的机会，猥亵一名如花似玉的女犯，被人家告，判了缓刑，虽然仍然留在看守所当医生，但不再是警察，而是工人。
每周四接见，没离婚的基本上都是妻子来，离了婚或没结婚的，则是父母来，只有张振国是女儿来。每次张振国收到女儿的纸条都好激动。张振国让女儿转告妻子，他想离婚。但他妻子不同意，理由是没那心情，也没那闲钱。
我猜张振国之所以想跟妻子两个离婚，其实是想在执行死刑前见妻子一面。在看守所见不了家属，但离婚可以例外。而张振国的妻子不同意，多半是怕周围人说闲话——男人还能活几天嘛？你还跟他离婚。
张振国这种案子是很伤夫妻感情的，所以他妻子从来没有跟他写过纸条。但吕大爷说，张振国的妻子肯定每周四都来了的，因为他女儿还没满十六岁，没身份证，没妈妈一路，接见不到。吕大爷的推测合情合理。
我猜张振国其实又害怕妻子同意离婚，虽然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但精神上还是需要支撑，再说实际点，只要没离婚，枪毙之后，妻子总要来收尸。
每周五，张振国都心神不宁，因为据老鬼上，中院一般周五下死刑执行通知书，然后周六法警带出去枪毙。也就是说，像张振国这种情况，只要混过了周五，就又可以安安心心地活一个星期。
虽然张振国每周五都说，希望死刑执行通知书早点下来，因为他这样脚镣手铐戴着，活得人不人鬼不鬼，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但实际上每次熬过星期五，张振国都会大大地松口气。他对人世还有太多留恋。
当然张振国说早枪毙早好，也并不是骗人。死刑犯的脚镣手铐一旦戴起，要执行死刑的时候才取。脚镣手铐是看守所自制的，笨重得很，而且手铐和脚镣还用铁链和一根3ocm长、手指粗的钢管连接起在，称之为“烟杆”，目的是防止死刑犯自伤自残或者攻击他人。
我没机会尝试戴着“烟杆”吃饭、睡觉、走路，不知道那滋味究竟有多难受。每个押室都专门安排有人，伺候死刑犯的饮食起居，因为戴着“烟杆”，连上厕所都要人帮忙解裤子才搞的定。戴着“烟杆”睡觉，衣服裤子还是要脱的，不然时间长了，身上痒，但不可能喊警官拿钥匙开铐子，是犯人自己积累了一套方法，可以慢慢地把衣服裤子从脚镣手铐的缝隙中理出来，习惯了一点都不麻烦，穿、脱，都飞快。
无论张振国愿不愿意，死刑通知书还是该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来。那是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押室一间间开了，死刑犯一个个被叫出去签字。
张振国签字回来后，脚都软了，路都走不稳。然后“伙贼”在警官的带领下，抬了张“老虎凳”进来，给张振国坐。
“伙贼”就是分在伙食团服刑的人，为什么称“伙贼”？是因为在伙食团服刑的，没有不偷肉的。这称呼好像全国各地的看守所和监狱通用。
“老虎凳”是一种专用的笨重木椅，可能应该称之为“囚椅”。设计相当科学，人坐上去，腰部、大腿、小腿处的木板一关，扶手处的铐子再把手臂手腕一铐，就只能转动脖子了。
坐上“老虎凳”的张振国，凄凉且可怜，但还在笑，虽说笑得比哭还难看，但努力在这个时候展现笑容的人，就是个成熟的男人。
“伙贼”陆陆续续给各押室送来香烟、酒菜。酒不多，一个押室只有一瓶，主要是给死刑犯践行用的。然后，值班警官拿一瓶酒，一个押室一个押室地给明天要走的死刑犯敬酒。
警官敬过酒走后，因为酒精的作用，押室热闹了一会儿，等各人分的那一点点酒一喝完了，气氛就冷清了。看着张振国坐在“老虎凳”上的凄凉光景，大家虽说好久没吃过这些好菜了，但还是没几个人吃得下。张振国就更吃不下，刘莽子一个劲儿劝他吃点，死也要做个饱死鬼。王大爷也劝张振国吃，说黄泉路上远，要是没吃饱，路上饿来走不动了，就只好做孤魂野鬼。张振国不忍拂了大家的好意，勉强吃了两口菜，干了两杯酒，便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吃了。
送死刑犯这一夜，为了保安全，是不准睡觉的。大家既是陪死刑犯熬这最后一夜，也是看守死刑犯，免得出什么意外。
然而，一夜实在是太漫长了！虽说在这种气氛下，人人都无睡意，但却找不到话说，个个精神抖擞地坐等天亮。
大概凌晨两点过，有押室传来歌声，其声凄恻悲凉——
“秋风凉，秋风凉，秋风儿阵阵多么的凄凉啊！梧桐树叶儿落哦！孩儿我回故乡，回到了故乡，见到了爹和娘……”
刘莽子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