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说，她之所以委托代表向人大提交《中国同性婚姻提案》，是为了争取某种属于小众但并不侵害大众的权利。在她看来，这可能是中国同性恋合法化的一条快捷方式。“即便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还是不会去结婚的。就像现在的北欧国家，所有对子里，一半同居，一半才进入婚姻。”
这份12oo字的提案终因未能集得3o位代表的附议而未成为有效提案。李银河说，未来1…2年，她没有再递交此提案的打算，她必须等待时机成熟。
同性恋歧视普遍存在。同性恋不被视为非法，但就和其它被歧视的人群一样也没有《反歧视法》的保障。“在西方，如果一家公司因为你是同性恋者而解雇你是要吃官司的，因为《反歧视法》规定，一个人的性取向不能成为解雇的理由。”李银河说，其实要消除歧视，看起来比通过立法更困难。
还有因歧视产生的自我厌恶。皮肤科医生、著名的同性恋者秦士德介绍了所谓“厌恶疗法”：同性恋者在腕上套一牛皮筋，如果见了美少年而想入非非，便用力拉扯橡皮筋弹痛自己。这种疗法一点用处没有，秦士德说。同性恋的起因，到底是基因决定的“先天论”，还是后天习得的“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在调查中让同性恋自己回答，结果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有人说自己是先天的，也有人很肯定地说是后天的，也有人觉得各种因素都有。
基因决定说始于199o年一项著名的研究：一位叫列维的脑神经专家（本人是同性恋者，其伴侣死于艾滋病）对19具同性恋男尸（都死于艾滋病并症）、16具异性恋男尸（其中也有6具死于艾滋病）和6具性取向不清的女尸的下丘脑做了比较实验，因为据说下丘脑是控制男女两性性反应的脑中枢。他的结论是，下丘脑的结构与同性恋有关联，这就为同性恋的“先天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但在2oo1年加州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本人也是同性恋的女教授对该研究表示质疑：列维如何确定被解剖人是同性恋？如果说确认本身有问题，那么结果一定有问题的。这位教授更偏向于“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对此举手同意。
现实似乎能够提供左证，譬如同性恋时尚化的趋向。几乎每到一座城市，李银河都会去访问当地的同性恋酒吧。在上海，她见过2oo多号女性聚在一处的场面，而且，她们是如此年轻。在成都，在广州，男性同志酒吧里早已出现moneyBoy，他们本不是同性恋，但因为金钱交易或者追随时尚，加入了这一群体。而在某些艺术类职业里，异性恋者转变为同性恋或者双性恋代表一种灵感、时髦和品位。这不是“后天习得”是什么？
李银河还纠正了一些关于同性恋的谬传：同性恋在人群中的分布是随机的，并不是传说中的同性恋群体中天才特别多。
爱情是不能永恒的
许多年以前，王小波写信给李银河说：“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爱你就像爱生命。”王、李情书集《爱你就像爱生命》或者能够再次证明，爱情，它确实来过。
这些书信（有几封是写在五线谱上的），裹挟着坐立不安的爱情，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又踢去，终于走向婚姻。人世间，两个人若爱了，结果便是如此。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写了一篇文章《爱情是什么》，探讨加诸制度约束的爱情的出路。“爱情”一词诞生于13世纪的欧洲骑士和他们所追求的有夫之妇之间，它是电光火石般的漏*点，而漏*点是不能持久的。要让爱情与婚姻制度协调起来，除了将它转化为亲情和柔情，别无它途。李银河坚信，一夫一妻制肯定不是永恒的，婚姻制度也不是唯一最好的。
李银河是浪漫的，至少在爱情上——你以为王小波会容忍一个不浪漫的对手么？她说，她一直渴望爱情，这样的渴望非常强烈。在她的调查研究中，她也愿意花费精力去证明爱的存在。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在一个年轻时代的好友那里现了《绿毛水怪》的手稿，一本封面漂亮的横格本，不禁喜出望外：这是她和小波的媒人。当她第一次读完这篇小说后，就生出“要见一见写它的人”的念头。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这叫“眼毒”。
那时的李银河是一家很端正的报社的编辑，一次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逻辑学家王方名时，顺便看了看那个“又高又瘦又丑”而又“涣散得要命”的家伙，从此相连二十年。
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的日子里，一个人的奖学金养活两个人，但他们很快活：每晚从有线电视中收看两部电影，或是去租大量的录像带，当然，生活主要是看书、写字。
1988年，李银河开始做同性恋研究的资料准备，回国后，王小波参与了对调查者的访谈，因为一些同性恋者不愿与女性谈这个话题。李银河对坊间某些闲言碎语的反应是：“在同性恋研究的课题上，小波是我的帮手。”
相对于受过学术规范训练的李银河，王小波的文字是那样能够飞翔。眼尖的人能在一本书中辨认出哪些章节出自他的手笔，辨认他的文字就像辨认帕瓦罗蒂的声音。
王小波说过，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的来看。李银河觉得自己挑到了一本好书。当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在1997年倏地合上时，李银河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那天，是个白天，她接到朋友电话，电话里没说什么，只让她一定赶回北京。她猜到了，立刻动身。
她想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他喜欢的斯汤达的墓志铭：生活过、写作过、爱过；还想加一行：骑士、诗人、自由思想家。然后，她要独自面对北京的一切，包括春天的沙尘暴和人们对一个寡妇所有的善意与恶意。
有一点是肯定的，李银河不会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她是福柯的追随者。福柯深恶痛绝的就是按照规范生活，他热爱自由，尊重每一个人过美好生活的意志和选择。我行我素，方能凡脱俗。
………【狱警日记（连载）（195）】………
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这句话在中国广为流传。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正在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展。这是历史展的必然阶段，希望跨越这个阶段而直接奔向**是不现实的。无论**这个理想多么美好光明，实现理想的手段和路径都必须是现实可行的，并且要假以时日。**的急功近利，导致了新中国在建设方面的曲折。出生于第三代，正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作为第四代人，又将在中国复兴的历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中兴的一代，还是垮掉的一代？
还记得我们少年时，那篇《夏令营的较量》吗？1993年，教育研究学者孙云晓针对中日草原探险夏令营中，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截然不同的表现，写出了一篇振聋聩的文章，引了全国针对独生子女教育的大讨论。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被称为“垮掉的一代”。而当看到日本人甩下一句话：“我们的后代比你们强！”的时候，我相信每个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怒了。
现在，当年较量中的孩子们已经长大，完成了学业，步入了社会。那就是我们，出生于7o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代人。我们的体质、学识和眼界远胜过父辈，但是我们的意志却如此的孱弱，我们的缺乏责任感、懦弱和依赖更是有目共睹。中国的责任就要落到我们的肩上，而不仅仅是权力的传递。我们将要扛起的几十年，是对中国的复兴大业至关重要的几十年。而我们，行吗？郎咸平教授说，要寄希望于中国现今的青年，他们是中国的脊梁。立刻有人回复他，说如果他看到中国大陆年轻人现在的精神状态，立刻就会打消这个念头，他们自己都没有脊梁，怎么指望他们组成民族的脊梁？
更可怕的是，中国对独生子女的教育，在十多年后，丝毫没有改观。2oo5年8月12日至17日，由中国、韩国、日本三国9o名青少年组成的国际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进行。正值当地遭受罕见的高温天气，整个行程十分艰苦。日本孩子个个身背巨大的行囊，当地随行的人员看到日本孩子瘦小的身体却背着与其不相称的包裹，想要帮忙，却立即遭到严辞拒绝，日本孩子觉得受到了侮辱。同行的中国孩子却叫苦不迭，队伍中手机铃声不断，全部都是中国孩子在向家长诉苦……
一年来，国外的媒体在热烈关注中国经济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独生子女作了相当的讨论。其间的种种分析，不无道理，却并不切中要害。我们的“垮掉”，难道仅仅是因为是“独生”吗？家长从小的溺爱与小皇帝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为什么我们没有从社会得到更正确的影响？聪明如我们，难道就不曾向家庭以外寻求精神给养？
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中国主流精神的缺失！
当今社会里，我们找不到偶像。父辈们崇拜领袖，崇拜革命先驱，信仰或真诚至今，或被自己完全否定。而我们，幼时的偶像如雷锋、赖宁，已经在当代拜金主义的大潮中模糊远去，而我们生长的改革开放的时代，使我们对领袖和革命先驱也没有了的虚伪的热情。我们的偶像在哪里？早期的港台明星，八十年代的几位先锋诗人，国际上的体育巨星，影视大腕，著名政治家，企业家……一一数来，又有几个真正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真正能扛得起中国青年一代狂热的漏*点和梦想，有几个能指明我们成长的方向？我们急切地需要崇拜什么，但是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崇拜？成功的政治家背后是盘根错节的血缘关系网，成功的企业家背后是羞于启齿的资本原始积累历史，成功的娱乐明星背后是整个娱乐产业那吞噬金钱的贪婪的嘴。我们在成功人士面前迷茫了。成功到底是什么？
于是，当级女声到来时，中国沸腾了。需要偶像、需要崇拜、需要精神寄托的我们，以及比我们更年轻和更年长的中国人，统统被点燃了。正如一个朋友在朝我拉票时所说：“帮帮她吧，让她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在那几个小女孩身上看到了年轻人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她们身上或多或少寄托了我们自己的影子。而更重要的是，正如《时代周刊》所说，海选是真正民主选拔的过程，虽然大众的评价标准并不完美，但这种民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可能性。
我没有看女，一直以为那只不过是小孩子们的玩玩闹，而直到现周围许多比我年长的朋友也那么真诚地投入，并且感动的时候，才现，整个社会对这种精神寄托的需求是多么强烈。
那几个小女孩身上的积极、自信、勇敢和漏*点的确代表了中国更年轻的一代人的精神风貌。不得不佩服湖南卫视的策划人对当今社会需求的深入体会。然而，她们单薄的身躯，又如何能够承载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呢？这只是一个迪斯尼乐园式的乌托邦。而中国，需要面对的是更沉重、更严肃、更复杂的现实问题。
在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儒家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备受责难，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打倒。**建立了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摆脱外侮。在这方面，他的确功盖千秋。（我们暂且不要假定假如是国民党赢了内战会怎样）但是，他还想建立一个精神意义上的新中国，于是一意孤行地推动文化大革命。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建立精神国度远比建立现实国度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费时得多。而他伟人做惯了，以为天下没有办不到的事，甚至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这项伟业，于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文革的手段完全脱离实际，对除了毛以外的一切思想破而不立，最终演变成了民族的一场浩劫。文革清除了孔子在国人心中的位置，却没能成功地树立新的偶像。**知道人民是需要领袖，需要崇拜，需要跟随的，但他却错误地以为他自己可以成为偶像。而中国社会主义开始阶段的现实失败，则粉碎了他精神领袖的宝座。邓小*平成功地带领中国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是他同样没能在国人心中树立起新的精神寄托。
孔子走了，**也走了，我们的心里空了。我们追求一切，变得浮躁，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每个人心里都是饥渴而焦灼，却茫然不知所求。说得好听，是信仰多元化，说得不好听，是主流精神的缺失。美国社会是多元的，但是，撇开基督教来看，它在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徒理想，建国以后的独立宣言以及相生相随的美国梦，实际上挥了社会主流精神的作用，至今。而我们呢？在伤痕累累漏洞百出的金融体系面前，在**层出不穷的官僚体系面前，在制度无力执行不力的法律体系面前，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担负精神寄托的责任，学者们呼唤社会诚信，呼唤道德伦理，说道德心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我们的政府呼唤和谐社会，我们的党开始保鲜。然而我认为，归根到底，是信仰问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找不到精神寄托，找不到偶像，社会价值体系混乱，而且继续混乱，毫无好转的迹象。这样下去，中国现存的社会问题只会愈演愈烈，任何针对某一方面的应急措施，法制也好，股改也好，医改也好，都只能补救一时，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善。
那么，中国的主流文化从何而来？复古与西化之争，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完全地偏向任何一方，都是错的，行不通的。西化吗？全球化的趋势毋庸置疑，西方文明的强大与先进，我们在炮火中领教了，也在和平中享受了。然而科技的战车到底驶向何方？丹布朗在畅销小说《天使与魔鬼》中再一次提出了这个掷地有声，然而，至今无解的问题。复古吗？古老的东方智慧带给我们一整套完整的价值体系，能还给我们心灵的平静，然而，那套东西是封闭的，无法应对今天的全球化大潮。在复旦学生的质问面前，成熟、睿智、博学如李敖者，尚且没有答案。
而现今的年轻人，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去作出判断，在多元而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摸索着前进。有人成为愤青，有人忿而别国，大多数人，则选择了被这个社会同化。也许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具备同时历史和现实的智慧，既高瞻远瞩，又用务实的方法来逐步解决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而这些人，够吗？与美国、日本的青年精英相比，他们足够优秀吗？我们大多数人，又到底何去何从呢？从这个意义上讲，鸦片战争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炮响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号称伟大智慧的中华民族用了一个多世纪，还没有解决。无论经济如何富足，军事如何强盛，科技如何达，精神和文化的空虚都使我们无力去标榜一个盛世的存在。
写到现在，疑惑依然。虽不敢如孔子那般“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我相信“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因此，以梁启写于19oo年的《少年中国说》的最后一部分为结尾。那年，他27岁。在时局艰辛如清末，他的脊梁实在是很挺拔。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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