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和吉田两人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要求这两个人具有明显不同的气质。我与他们的初次际遇，就反映出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异。
我第一次见到麦克阿瑟是在1951年。当时，我是美国的一名参议员，在议会联席会议上听他发表“老战士决不会死亡”的演说。这位致身于现代政治史上最大的戏剧冲突之一的人，看来派头十足。他的谈吐十分有力，简直令人陶醉。他的演讲一次又一次地被经久不息的喝彩声打断。当他饱含感情地用“老战士决不会死亡，他们只不过是渐渐地消失”的话语向大家道别时，许多众议员和参议员眼里噙着泪水，如醉如狂地欢呼着、跳跃着。这次演说所得到的掌声可能是空前热烈的，超过总统们从前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所得到的掌声。当麦克阿瑟庄严地走下廊道步出会议大厅时，掌声还经久不息。
有人说，我们刚刚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后来，另一位亲麦克阿瑟的参议员还以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这次讲话使共和党人激动得落泪，使民主党人伤心得哭泣。
两年后，我在东京第一次见到了吉田。我们第一次会谈时，他晚到了一会儿，用手绢捂着他的嘴和鼻子。他一再地道歉说，他是防止鼻出血——他又发出令人难堪的咯咯声，并且补充道，这是因为头天晚上鱼子酱吃得太多了。我不记得有哪位领导人能够如实供认这类事情，特别是当它对重要的政府工作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话。
我与他们初次见面得到的印象，又为后来的事情所证实了。麦克阿瑟是一位英雄，一位仪表堂堂、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退休住在纽约时，每一个象我一样应邀前往他的寓所会见他的人，都恭顺地看着他在屋子里踱着步，静静地聆听着他描述他正在思考的问题。与麦克阿瑟不同，吉田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人。他低低地坐在一张椅子里，那恶作剧似地呲牙咧嘴的脸，有时为他的雪茄的烟雾所遮盖。他喜欢用幽默的谈话表现他的见多识广。
他们也有类似之处。两人都是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这两位大权在握的人，也都已年届七旬；他们都出生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在公开场台下，每人都摆出一种老式的尊严和庄重的姿态。但是，麦克阿瑟从不使自己的举止显得软弱。一位一度当过他的助手的人说：“即使受到挫折和谴责时，他也保持着一个绅士的傲慢。”相比之下，在需要这一套的时候，吉田则会表现出使人喜欢的粗鲁。在日本议会中，他曾把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笨蛋”。他甚至拿起水壶，往令人厌烦的摄影记者头上浇水。
如果我第一次和麦克阿瑟及吉田相遇时，就猜测他们一位是傲慢的空想家，一位是顽固的现实主义看，那么我是猜对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战后的日本需要他们两人。没有麦克阿瑟的幻想，必要的改革就不可能进行，没有吉田事必躬亲的精心安排，这些改革则会使日本更趋于混乱。
就本质而言，麦克阿瑟是西方人，他的生活却倾向于东方；而吉田是东方人，他的生活却倾向于西方。他们开创了一种使他们的文化都能适用于拥挤的日本列岛的局面，创造出一个新的、强大的自由国家。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也是最炫人眼目的人物之一。他的个性有时比他的成就更引人注目。由于他的贵族出身和夸大其词的演说，使他成了哗众取宠的人和爱说挖苦话的人唾手可得的攻击目标。他们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极度爱虚荣的、不合潮流的人，一个晚生了五十年的、傲慢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他夸耀美国制度的伟大的讲话，总是那样激烈和鼓动人心，以至于被许多人嘲笑为沙文主义。
但是，他的批评者们发现很难对他产生偏见。他的个性是极其复杂的，以致于一位伟大的演员，甚至象格雷戈里·佩克这样的演员，也未能在银幕上抓住他的特点，不能象乔治·斯科特一样，抓住另一位伟大而并不太复杂的将军乔治·巴顿的特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我作为一名海军指挥官被分配到南太平洋的海军陆战队空中战斗运输队时，我第一次对麦克阿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听到的是对他的一致的否定。因为这既受到那些对麦克阿瑟通常心怀偏见的记者们的渲染，也受到常见的陆、海军之间互相竞争的情绪的影响。
例如，我们使用的C—47型运输机有两种座位：不舒服的翻板座是供机务人员用的；一对舒服一点的、航班型的座位是供高级官员乘坐的。后一种座位就被讥嘲为“麦克阿瑟座位”。
总而言之，这位将军的名声和事实完全不符。在占领巴丹半岛和柯里矶多岛期间，麦克阿瑟坚持住在地面上的房子里，而不是住在地堡里。这样，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就暴露在日本人的炮火之下了。我们听到他在巴丹半岛上的属下称他为“堑壕里的士兵”。当形势变得无望的时候，他除了留在岛上用他的手枪尽可能多地打死日本人，直至以身殉国以外，别无其他想法。最后，是罗斯福总统下令撤离，他才离开该岛。后来我们听到的情况却是：当战事转趋激烈时，麦克阿瑟带着他的妻子、三岁的儿子及中国保姆仓猝地撤出该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麦克阿瑟的绰号是“堑壕里的士兵”，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确实和美国步兵一起在法国的地下掩体和壕沟里呆过。他作为“彩虹”师的参谋长和后来的司令官，由于战术娴熟、临危不惧而备受他的部队的赞赏，甚至是尊敬。在大队美军冲锋时，他不只一次冲在最前面。一年里，他两次负伤，因为勇敢而获得了七枚银星奖章。
他的一生中面临的死亡多得就象例行公事一般。1914年，他在委拉克路斯执行侦察任务时，墨西哥人的子弹戏剧性地穿透了他的军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中过毒气，他的汗衫曾被机枪火力撕成了碎片，他在麦茨的指挥所，就在他撤离的当天被炸毁了。在麦茨的一次早期炮击中，他镇静地坐在他的座位上，对了解他、也关心他的幕僚们说：“所有的德国人都制造不出一颗能杀死麦克阿瑟的炮弹。”
战后有一天，他的车子在纽约被一个抢劫者拦在路边。麦克阿瑟要那人放下手中的枪，用搏斗来抢他的钱。此人曾经在“彩虹”师服过役。当他得知他企图抢劫的人是麦克阿瑟将军时，连连向他道歉，让他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日本人猛烈地射击时，其他人会寻思：如果炮弹袭来，应该跳往何处躲避。但人们经常发现麦克阿瑟还是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着战场。他对军官们和士兵们恳求他不要冒险的劝告无动于衷。他会说，这些子弹并不是对着他的。
他经常把炫耀勇敢和冒失地走到危险地段的举止结合在一起。1945年，他在菲律宾群岛登陆，去看望他那些被收容在日本战俘营里的、营养不良、备受虐待的巴丹半岛和柯里矶多岛部队余部的士兵。他转向他的医生说：“大夫，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要一直向前定会，直到我们遇见火力。我不只是说狙击手的火力。”他大步向前走去，越过了日本军队的尸体，一直走到能够听到敌人的机枪声在头顶呼啸的地方，然后才转过身来，缓缓地往回走，不怕日本人在背后向他射击。
麦克阿瑟的一生，包括他所表现出来的有时近于鲁莽的无畏行为，是出于缅怀他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将军的公正的战斗意识。
无论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他们父子的生涯是极其相似的。1863年，年仅十八岁的阿瑟是盟军中的一名副官。他由于第一个将他们师的旗帜插上田纳西州的教区高地而获得了国会最高荣誉勋章。这为舒曼向佐治亚的进军揭开了序幕。由于在柯里矶多岛的英雄行为，道格拉斯也获得了国会最高荣誉勋章。阿瑟将他大半生时间花在驻守美国边境上——最初在西南方，尔后在菲律宾群岛。道格拉斯从1935年直到1951年被召回为止，也只回过美国一次。
老麦克阿瑟和小麦克阿瑟——菲律宾人这样区分他们一都被远东和菲律宾对西方的前途的重要性所困扰。这两个人的一生，也都被打上了与行政当局发生戏剧性冲突的烙印—道格拉斯对杜鲁门总统；阿瑟对菲律宾行政委员会主席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阿瑟当时是驻菲军事首脑。
麦克阿瑟的母亲平姬经常激励他要以阿瑟为榜样，毕生奋勇向前，甚至超过阿瑟。当他去西点军校学习时，她随他前往，以便保证他能够专心致志学习，不至于使这位漂亮的候补生陷于罗曼蒂克的泥淖而断送前程。他毕业的成绩是他班上的第一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三十八岁的麦克阿瑟上校在法国战壕里作战时，他的母亲还给他的上司写了许多讨好奉承的信，其中包括给曾在他父亲部下服务过的泊欣将军写信。最后，在1930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时，她伸手抚摸他肩上的四星肩章，说：“如果你父亲还在世的话，他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一定会感到一切都如愿已偿了，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总是感到他被周围的人搞得与众不同，这使他颇为恼火，也导致他产生了某种实为无害的怪癖。在军队里，穿军服旨在显示指挥员的官阶。麦克阿瑟却坚决抵制，不服从这一套。另一名军官问到他的不寻常的装束时，他说：“你不服从命令，就会出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经常戴一顶弄皱了的军帽，而不是戴正规的钢盔，穿一件高领汗衫，打一条上好的缎领带，穿一条马裤。有一次，他被误认为是德国人，暂时地被俘了。
从1919年至1922年，当他任西点军校的校长时，人们经常看见他拿着一支短柄马鞭步行穿过校园。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太平洋地区经常穿着简朴而又非正统的制服，很象画报上登的那些在南太平洋一系列岛屿涉水登岸的美国大兵的样子——戴着墨镜，穿着褪了色的黄卡叽军装，戴着旧帽子，拿着玉米轴做成的烟斗。他没有佩带他获得的二十二枚勋章，只是在衬衣领子上别着五颗小星。
有人认为，麦克阿瑟不用金色穗带、臂章和勋章打扮起来，这只会惹人喜爱，而不会引起反感。特别是本世纪中期以来，一般人都变得相当随便了。但是，麦克阿瑟的装束却使杜鲁门很恼火。这两人1950年在韦克岛讨论朝鲜战场时的情景就是一例。多年后，杜鲁门无意中说出，这位将军当时“戴着该死的墨镜，穿着一件没有系扣子的衬衣，戴着一顶有许多金属装饰的帽子。真是莫名其妙，……一个这样的老头怎么会被提升为五星上将？为什么他喜欢乔装打扮成十九岁的少尉呢”？
麦克阿瑟没有必要穿戴得稀奇古怪而与众不同，因为他是他那个时代公认的、最英俊的人物之一。他还具有极大的个人吸引力——他的机敏和智慧，他的使听众着迷的口才，以及鼓舞军队和使下属绝对忠诚的能力。他在西点军校时的副官说：“顺从是一个领导可以掌握到手的东西：忠诚却是另一回事，是一种难以说得清，但又是领导人必须得到的东西。麦克阿瑟本能地知道怎样去得到它。”
麦克阿瑟有吸引周围的人并使他们保持忠诚的诀窍。亚历山大。黑格和卡斯珀·温伯格两人，在我的政府和里根总统的政府里都是显要人物，他们就都在麦克阿瑟手下干过，至今把他奉为楷模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温伯格是麦克阿瑟太平洋部队属下的一名上尉，黑格是麦克阿瑟指挥的驻日美军参谋部的一名中尉。共产主义者侵入南朝鲜时，他是第一个向麦克阿瑟报告的值日军官。
麦克阿瑟几乎从来没生过病。他唯一的正规锻炼只是健身操。但他持之以恒，有时一天走几英里，在办公室和起居室，在飞机上，或是进攻时在甲板上都如此。麦克阿瑟把他良好的体质和体力归因于有午休、几乎不饮酒、饮食适度的习惯和躺下就能睡得着的本事。他是一位笃信教义的人，但不经常作礼拜。
在思想上、讲演上和行动上，麦克阿瑟都是一位受过训练的人。如果说，他给人留下最好的记忆的是他的“老战士决不会死亡”的讲演和他在西点军校的告别讲话，那么，他最生动的表现则是他在参议院朝鲜问题听证会上的答辩。当时我没有参加提问，因为我不是听证委员会成员。就在第一天，我看到了麦克阿瑟在尖锐的问题面前和只能等待几分钟的情况下是如何驾驭自己的，这使我折服。他显得那样才华横溢和迷人，使得我整整三天都去听他的证词。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和其他人准备得很充分，提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难题，旨在证实麦克阿瑟违反了总统指示的精神和拒绝接受文明控制军队的原则。
在这样的攻击下，一个比较渺小的人会被化成盲粉。但是在这次听证会的全部过程中，麦克阿瑟始终保持镇定。他从未陷入要他认输的、害人的圈套。在答辩中，他利用每一个问题进行应付裕如的交锋和反诘。在结束漫长的、使人疲劳不堪的一天的辩论时，他仍和开始时一样，才思敏捷、言辞犀利。
他如何阐述问题这一点，比他表述的内容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强烈。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无论讨论的问题多么复杂，他都能用完美无缺的英语表达得有条不紊、准确无误。
就象戴高乐那样，没有卡壳，没有不完整的思想，没有说了半句就停顿下来再从头说起的情况，而是一气呵成，好象他事先已经写好答案并把它们背诵下来似的。时过不久，我亲自了解到的情况表明，他在私人交谈中也是如此。
1953年，在罗伯特·塔夫脱的葬礼上，我第一次与麦克阿瑟交谈。我提到塔夫脱是他的最忠实的朋友之一，麦克阿瑟立即爽朗地回答：“我是他的最伟大的朋友！”
在那以后不久，我接到了他的助手——考特尼·惠特尼将军的口信，说下次我去纽约时，麦克阿瑟愿意见到我。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当天，我首先与胡佛总统在沃尔多夫大厦31号A他的套间里吃早饭。在与这位被我们亲切地称为“领袖”的人的会见中，我总是能够受到教益。胡佛按惯例问了我的观点，在我回答他的有关政府预算和维持朝鲜停战状态的想法时，他注意地听着。
胡佛是一位心地乎和的人。他是塔夫脱的支持者。但是，他当时唯一的兴趣是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获得成功。早饭后，唯一使我感到不自在的时刻来到了，他要我和他一起吸一根他的名牌古巴雪茄，而我在早晨是从不吸雪茄的。不过，在二十五年前我试过。这次我又试了试。
我们谈过话后，我坐电梯上楼，到37号A麦克阿瑟的套间去。惠特尼将军在门口迎接我，陪同我走进了客厅。胡佛的套间以其简朴、整洁和高雅给人留下了印象。麦克阿瑟的房间虽然同胡佛的大小相同，但显得颇为壮观。墙上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太平洋工作时搜集的大事记，给我的印象是：在美国最高位置上服务过的不是胡佛，而是他。他也收藏了一些精美的日本工艺品。
当我走进房间时，麦克阿瑟向我迎来，握住我的双手。他说：“您能光临，太好了。”接着把我介绍给了麦克阿瑟夫人。她是我有幸见到的最有风度和迷人的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