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人无定见，事无定评，公众舆论混杂。吉田却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按照他自己的直觉办事，就象他的岳父牧野伯爵所称赞的：“茂可能缺乏吸引人的个性，但他是个有主心骨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可信赖的。”
他没有象康拉德·阿登纳不信任德国人那样猜疑日本人。
他仅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谴责了本国的帝国主义小集团。首相的一位亲戚告诉我：事实上，吉田对他的国家的人民是绝对信赖的，而且坚信只要他们的领导是坦诚的，他们就能够重建家园。
他经常戴一顶贝雷帽，穿一件长披风，在东京的街上散步，听听人们说他些什么。他很少被人认出来，而且不只一次地听到人家说他是“光杆”首相。他没有把这种说法看成是侮辱。对他的战略进行批评的，大多是少数党人，因为他们首当其冲；其次就是来自反吉田的新闻界。人们发现他是意气风发的，甚至是有趣的。另一些政治家则纷纷指责他辱骂国会中的一位反对派是“混蛋”。但是，一位美国记者写道，一个人如果称一位出租汽车司机是“八格牙路”，得到的可能是“咧嘴一笑，而不是皱眉头”，因为人们有时不外是把它当作口头禅而已。
吉田对他的下级，有时也象对待政治上的对手一样强硬。
有一次，他为威廉·西博尔德举行宴会，也邀请了一位即将到美国任职的日本外交官员参加。这位官员和他的妻子提早离开了宴会厅，以便赶上回郊区家的末班火车。几天后，西博尔德获悉，因为这个人先于贵宾离开宴会厅，吉田已经取消了对他赴美工作的任命。吉田认为，这位外交官的做法，对于日本绅土和即将担任日本驻外代表的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
尽管他有时是专横的，但他还是具有在做出决定之前倾听专家和顾问意见的好名声。他不是那种面对新的情况或有益的争执却傲慢固执、不肯改变自己想法的人。他尊重在某一领域经验比他丰富的人。例如，吉田知道他自己在经济政策方面不大内行。于是，他象艾森豪威尔一样，在经济方面更多地求教于商业家，而不是官僚。实际上，他是少数几位任命商业家参加内阁的日本首相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象戴高乐和阿登纳一样，善于选择能干的财政部长——池田勇人即为其中之一。
他是受吉田保护的人，后来也当上了首相。
吉田虽然缺少经济方面的知识，但他具有抓住基本经济问题的某些直觉。例如，他确信日本必须使其工业基础现代化，才能在战后的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是对的，“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空袭，日本被夷为灰烬，”他曾经恶作剧他说，“如果日本现在引进新的机器和设备，它会变成一个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战胜国的、光彩夺目的国家。为了拆除机器，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这个破坏是敌人给我们造成的。”吉田虽然爱开玩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
从1953年我与吉田在东京的第一次谈话，到1964年他在大矶请我吃饭这段时间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在私人场合的表现与他在公开场合中的暴躁的样子截然不同。在私下的谈话中，他才智敏锐，善于使人消除疑虑。他的话语对于不习惯枯燥乏味的、日本式的幽默的西方人来说，有时是很难立即领悟的。
1953年，在招待我们的宴会上，吉田冲着坐在他身边的尼克松夫人说：一艘美国驱逐舰已经停靠在东京湾，“请告诉我，他们是来保护你们，以免使你们受到我们伤害的吗？”
这位首相由于板着脸，又蓄着朴素的平头，起初看来似乎很严肃。当我们发现他的眼睛闪着光和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时，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
在外交场合中，吉田经常说实话。战后，许多亚洲国家吵吵嚷嚷要求赔偿战争损失。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时，可能心里确实也有这种打算。首相对此采取了攻势。
“我期待着您的到来，”吉田和颜悦色地说。“从你们国家经常刮来的台风，已经给日本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正等待着您的到来，以便就你们的台风对我国造成的破坏要求赔偿。”
说完，吉田开心地笑了。苏加诺一生中很少象这次一样，完全怔住了，决定不再提战争赔偿的问题。
吉田以其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来的自信和某种近乎天生的优越感，饶有兴味地管理着国家，过着日子。每天早晨刚到六点钟，他就在首相官邸散步，用镰刀割去他心爱的盆景周围的杂草。娱乐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活动。他是一个天生善于讲故事的人，又是一个很好的听众。他还是一名骑手。吉田小时候，是他家周围为数不多的、能骑马上学的孩子之一。他成了首相以后，就在皇家马场里骑马。
除了中国食品以外，其他各种食物他都喜欢。他嗜爱特殊风味的日本米酒，并以每天三支的频率吸雪茄。他喜欢阅读日本最杰出的外交家们的传记，也读法文和英文书籍，熟悉这两种文字的文学作品。他失眠时，就靠读书以入睡，而不是吃安眠药。
象正统的明治维新派的日本人一样，吉田每天读《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把他认为助手们应该阅读的文章和段落作上标记，送到各部门去。他很少有时间接触日本众多的新闻界，认为他们是难以驾驭和过分固执己见的。有时，他单独会见他欣赏的记者。但是，他也经常用准确无误的方式，向广大新闻界表达他的态度。他曾经叫警察把记者们从一次菊花观赏会上撵走，并且经常挥舞手杖轰走摄影记者。
吉田深深地爱他的妻子雪子。她是一位业余的诗歌作者，其作品曾受到日本评论家们的赞赏。她把日本的主题和外国的风貌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些诗是根据她对吉田出使外国时他们住过的地方的回忆而写的。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她去世了。在她病倒住院的三个月里，吉田每天都在她的身边。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的妻子每天也去探望她，并给她带去家里烧的汤。
吉日以后没有再结婚。有一次，当有人问他对续弦有何打算时，他简捷他说，“自从我的妻子去世后，我就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吉田夫人去世后，他家正式的女主人就是他的懂多种语言的女儿阿曾和子夫人了。有时，她被称作“宝座后面的掌权者”，尽管她蔑视这种提法。1953年我们访问日本前夕，曾经担任过罗斯福政府驻俄国和法国大使的威廉·布利特对我说，在他看来，阿曾和子夫人和蒋介石夫人一样，都居于国际舞台上的第一夫人们的前列，从各方面来衡量，她都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她极其聪慧、优雅，是她杰出的父亲的可贵的同伴。有一次，她对我说：许多领导人是伟大的男子，但不是好的丈夫，“我宁愿要后者”。不过，很清楚，她认为她父亲两者都是。
人们普遍认为，虽然要麦克阿瑟报答吉田对他的溢于言表的公开赞扬这并不符合这位将军的天性，但他们两人之间确实存在着很牢固的私人友谊。
每天早晨，麦克阿瑟和他的儿子阿瑟在分别去司令部和上学之前，都要牵着他们心爱的小狗，在大使馆附近高高兴兴地走着。吉田的一位亲戚告诉我一件事：有一天，吉田到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去，发现这位将军情绪很低落。麦克阿瑟说，他们的一只狗突然意想不到地死了。
从那以后，吉田喜欢上了阿瑟，好象他就是自己的儿子一样。这位首相没有对麦克阿瑟说什么，而是不声不响地找到了一张这只宠物的照片，交给他的农林相，要他找到另一只和这只狗一模一样的狗，在国立畜牧业研究所找到了一只以后，吉田亲自把它放进私人小汽车里，带到美国大使馆，送给了阿瑟。麦克阿瑟在一旁高兴地看着。
另一次，他送给麦克阿瑟一匹精制的玩具马，那是他在东京街头微服出巡时为阿瑟买的。几天后，当吉田再次到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去拜会他时，看见玩具马还在这位将军的办公桌上，就在他喜欢的玉米轴烟斗旁边。吉田问麦克阿瑟，为什么他还没有把它交给他的儿子。这位最高司令宫有点局促不安，说，他自己也玩得很有趣。后来，他勉强地把这个玩具给了阿瑟。
麦克阿瑟尊重吉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也许是他允许吉田继续当首相。由于盟军占领日本，二十多万日本人——包括被吉田取而代之的自由党原总裁在内——被清洗掉了。如果这位首相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违抗麦克阿瑟的旨意，这位将军还可以象他干过的一样，轻而易举地把吉田也清洗掉。相反，他还应这位首相的要求，清除掉吉田政治上的对手，这是尽人皆知的。
吉田正如没有用谦恭或不搞摩擦来赢得日本人民的好感一样，也没有通过屈从来博取麦克阿瑟的尊重。1946年，当他正在遴选他的第一个内阁的成员时，东京的街上挤满了游行示威的人群，抗议食品短缺。他马上放出风声说，除非麦克阿瑟答应从美国运来大量食品，否则他就不再任命内阁成员。他私下还说，“美国人一旦看到整整一个月里全国人们的手里挥动着红旗的话，一定会给日本运来食物。”
麦克阿瑟听到这些话后，派了一辆有篷吉普车把这位新首相接到他的办公室。二十分钟后，吉田回来了，看起来非常镇静。麦克阿瑟已经答应在他主管日本期间，决不让一个日本人饿死。吉田马上应允当晚完成组阁。
麦克阿瑟不得不向华盛顿兜售他的上述意见。当时，华盛顿一些自以为正直善良的人们反对用库存的军事物资喂养美国从前的敌人。因此，他写道：“要么给我面包，要么给我子弹。”结果，华盛顿还是送去了食物，使麦克阿瑟得以履行诺作为一位首相，吉田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因为他在发挥个人的首创精神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他的政府用大部分时间对来自麦克阿瑟和他的下属的指示作出反应。对一些改革，他诚心诚意地接受了，另一些他进行了抵制，但还是不得不接受了；又有一些他是反对的，并且最后撤消了。
吉田受着夹板气。他的对手们把他称作美国的替罪羊。
1953年我们访问日本时，约翰·艾利森大使告诉我，在日本的某些反美情绪，实际上就是反吉田的情绪，因为他采取亲美的姿态；与此同时，美军占领机构里的一些工作人员则认为他是一位令人厌烦的人，并且在1948年他第二次组阁时，试图使他下野。
吉田支持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广泛目标：非军事化、民主化和恢复经济。这位将军制定的土地重新分配计划和新宪法，是他首先取得的、影响范围最大的成就之一。这些决定性的打击迅猛地粉碎了造成日本军国主义的两大基础：在日本军队中弥漫的农民的不满；很容易使军国主义分子在以天皇为中心的政体中掌权。
截至1945年，大部分农民耕种的土地还都属于地主所有。
麦克阿瑟认为，这种情形“实质上相当于奴隶制”。吉田也认为，农村的不满很可能象三十年代为军国主义火上加油一样，轻而易举地在日本点燃起共产主义革命之火。按照麦克阿瑟制定的路线，吉田政府设想出了一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的方案。
到1950年为止，百分之九十的日本耕地已归农民所有。
麦克阿瑟的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了两种意识：个人可以发家致富；通过刺激可以促进生产。这次土地改革完成后，共产主义在日本几乎完全成为局限在都市里的一种现象，因为麦克阿瑟已经悄悄夺走了共产党人的大片农村。正如传记作家威廉·曼彻斯特所指出的，“麦克阿瑟将作为一位想在战场上解决共产主义问题的人而为千百万人所怀念，这真是一个讽刺。”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台湾的“经济奇迹”——它可以在特点上、而不是在规模上与日本“奇迹”相比拟——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由于蒋介石从大陆来到台湾后不久实行了开明的土地改革计划的结果。蒋介石从前要是能够在大陆上实施这一计划，毛泽东就不可能利用农村的不满使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获得成功了。
如果说麦克阿瑟最显而易见的目标是农业制度的改革，那么，他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是日本上层机构臃肿的政治制度。
日本人民没有明确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麦克阿瑟以令人惊叹的速度，给予他们这些权利。他颁发了人身保护法，取消了对公民自由的所有限制，解除了五千名秘密警察官员的职务。
他也给了妇女投票权，正如他向一位助手吐露过的，他相信“妇女们不喜欢战争”。1946年4月，一千四百万妇女第一次参加了投票——许多人显然认为，如果她们不参加，麦克阿瑟会惩罚她们。还有三十九名妇女，包括一位闻名的妓女，当选为国会议员。
一些渴望民主制度在日本能够一蹴而就的日本政治家认为，妓女参加选举是不祥之兆：一位神经质的、老资格的议员还跑到占领军司令部去，当着麦克阿瑟的面，撕碎了有关的报纸。最高司令官问他：这位女人得到了多少票？这位议员叹口气说：二十五万六千张。麦克阿瑟后来写道：“当时，我尽可能庄重地答复他说：那么，我应该说，一定还有更多职业比她的更为暖味的人参加了选举。”最后，他还是向所有的新议员、包括那位妓女发了贺信。
在麦克阿瑟的“学校”里，关于民主的教科书就是麦克阿瑟的宪法。当吉田前任的日本政府在重新草拟普鲁士式的明治宪法而遇到挫折时，这位将军手里拿着黄色的拍纸簿，亲自绘制新宪法的轮廓。由他的下属用不很熟练的日文写成的最后一稿，是美国最高行政议会制度和英国议会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它废除了贵族爵位，规定在解决与外国的争端时不使用武力，还开列出了各种权利的清单。最重要的是，它使日本人民当权，并把天皇只当作“国家的象征”。这部宪法被议会通过后，天皇宣布它为国法。
麦克阿瑟宪法经常受到批评，许多人说它是不合法的，因为它是外国人写的，而且是外力强加给这个衰弱的、无决断权的国家的。然而，到目前为止，日本仍未放弃一切试图修改这部宪法的企图。大部分日本人显然也赞成把天皇作为宪法上的君主。
麦克阿瑟巧妙地回击了苏联想对占领日本公开施加影响的企图。在占领日本的问题上，他们是美国名义上的伙伴。当斯大林在东京的人士说，俄国人可能占领北海道最北部的岛屿时，麦克阿瑟断言，只要有一个俄国士兵踏上日本的土地，他就要把他投入监狱。就这样，麦克阿瑟把日本从被分裂成共产党的北部和非共产主义的南部的苦恼中拯救了出来。
但是，日本内部的共产主义者更为狡诈有害。1949年，斯大林最后释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战俘时，他们已经被进行了灌输，并被安排为骨干。在苏联命令日本共产党强调非法的恐怖战术并放弃寻求“和平革命”的政策后的年月里，共产党人煽动的暴力活动还在升级。
我于1953年去日本时，我强烈地感觉到，共产党煽动的暴力行动，已经为取谛该党提供了法律根据。麦克阿瑟在1951年被召回以前，已经和吉田一起，从政府中和事业部门中清洗了共产党员。然而，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吉田这位我所见过的最坚决的反共人物，竟然反对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