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还驻有全部现代化的四十多个师，比十年前至少增加了三倍。
太平洋彼岸是美国。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周恩来把美国看成意识形态上的最大死敌。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也认识到：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所有的邻国中，美国是现在或将来都不想反对中国的唯一国家。更重要的是，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制止中国的北方死敌的国家。
上述格局为中美恢复邦交准备了条件。这并非由于这一方喜欢那一方的哲学，而是为了维持力量的微妙平衡——这对中美双方的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正因为如此，当周恩来获知我们希望重新打开两国关系的信号时，他就象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行动了。
斯大林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长维奇斯拉夫·莫洛托夫曾经警告一位美国谈判看说：“如果你认为我们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对付周恩来吧！”但当我们和周恩来接触后，发现他并不是莫洛托夫所说的那种毫不妥协的谈判者。作为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把我们看作意识形态的敌人：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中国人，他又懂得他需要我们。
我们的分歧很大。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更大。我们的任务是减少分歧，而不是扩大分歧。中国领导人想要摆脱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而使自己受到敌视和包围的处境。我们也看得出来，中国政府急于结束这种“愤怒的孤立”状态：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通过三角外交将有助于遏制苏联的机会。虽然中美复交是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但我们必须在联合公报中阐明我们的关系，并解决许多技术性的问题。
在谈判中，我感到要求周思来突然放弃由他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外交立场是不可能的。但我也懂得，他是一位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对基辛格说过：“舵手必须顺水行船。”
当我和周恩来讨论美军留在日本和太平洋地区这一问题时，我知道这是个尤为敏感的问题，并注意到中国人要求美军撤出日本和废除美日共同防务条约。于是我指出，即使我们的政策违背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则，但这实际上还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在谈到苏联时，我又说：“美国可以从日本水域撤出，但别的国家仍会在那里渔利。”我继续说：日本要么应该寻求同克里姆林宫和解，要么应该重新武装自己。
我知道，周思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大概会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又不会明确表态。果然，他以一种特有的微妙姿态作出了反应：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变了话题，对我的看法不作任何评论。但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清楚周恩来的沉默正是表示首肯。
除了共进午餐、晚宴和其它公开活动之外，在面对面的正式会谈中，我与周思来会晤了十五个小时以上。他有四个特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精力充沛；准备充分；谈判中显示出高超的技巧；在压力下表现得泰然自若。
他的精力是惊人的。我注意到在一些时间较长的会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谈双方的年轻人逐渐感到困倦，翻译也显得语调不清了，但七十三岁的周思来却始终反应敏捷，态度强硬和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从不离开正在讨论的议题，从不延宕时间影响讨论，也不要求休息。如果在下午的会议上双方对联合声明的措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也不会把问题留给他的助手，而是在当天休息的时间里或晚上，亲自与基辛格一起去完成它。第二天早晨，他看起来就好象刚从乡间度过周末归来似的，又以旺盛的精力去解决重大的问题了。巨大的权力和责任感，使他永葆青春。
他和我见过的其他领袖一样，事先为会谈作了充分准备，只是在碰到高度技术性的细节问题时，才回过头问一下助手。
基辛格曾经对我说过，周恩来的谈判技巧将会使我感到吃惊。他说对了。我们的会谈既涉及象征性的问题，也涉及实质性的问题。我会见毛泽东之后，和周思来坐下来进行第一轮会谈。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一个象征性问题，十分巧妙地试探我的意图，以便摸清我这次来中国是否放弃了自己过去强烈地坚持的观点。
周思来说：“下午，您对毛主席说，今天我们终于握起手来了。不过，约翰·杜勒斯可不想这样做。”
“可是您说过，您不想和杜勒斯握手了。”我回答。
“未必，”周思来说，“我倒愿意和他握手。
“那好，我们握手吧！”我说着，把手伸向桌子对面，再次和他握手。
周恩来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很感兴趣。他继续说：“当时，杜勒斯的助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采取不同的做法，但又不敢打破杜勒斯的戒律。于是，他右手拿着咖啡怀。由于不能用左手握手，所以他只用左手摇摇我的胳臂。”听到这里，在场的人都笑了。周恩来接着又说：“但是，当时我们也不责怪你们，因为当时世界上流行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国家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明白了，情况并非如此。”
我对周恩来的说法表示同意，说：“我们已经冲破了旧的框框。我们根据每个国家的所作所为来看待这个国家，而不是把它与它所属的国际集团混为一谈，由于它们持有同样的哲学观点而把它们说成漆黑一团。我应该坦率地告诉总理阁下，我当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任职。观点和杜勒斯先生相似。但是，从那以后，世界已经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改变。”
周思来是强硬和不肯让步的，但在弭合中美两国的分歧方面，他又是灵活的。在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那一段，中美之间的观点相去甚远。我们不愿抛弃台湾，也不能抛弃台湾：周思来则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毫不含糊的主权要求。
他想利用中美联合公报来肯定中国的这一要求。中美公报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主要应归功于基辛格和周恩来。双方终于达成一项折衷的协议，即双方都用心平气和的词句在公报中阐述各自的立常总是着眼于首要问题的周恩来懂得，中国与美国的新关系与台湾问题相比，显然重要得多了。
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周恩来总是镇定自若，与赫鲁晓夫的滑稽可笑和勃列日涅夫的矫揉造作恰成鲜明的对比。他从来不提高讲话的调门，不敲桌子，也不以中止谈判相威胁来迫使对方让步。1976年我重访中国时，特意向周恩来夫人谈到她的丈夫给我最突出的印象：他总是那样坚定不移而又彬彬有礼，他在“手里有牌”的时候，说话的声音反而更加柔和了。
周的沉着冷静，我认为主要归功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经历，但也反映出他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周恩来从来没觉得有必要象苏联领导人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那样，在他的助手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大丈夫气概。
周思来的谈话不象毛泽东的谈话那样丰富多彩，但他在谈到某些问题时，有时也有相当生动的想象力。当我们坐车从机场前往北京市内的宾馆时，他言简意赅地说：“您从大洋波岸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们已经二十五年没有联系了。”
周恩来擅长写诗，有时用诗来表达他的感触。在谈到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时，他希望我能获胜，并提起毛泽东写的一首题为《咏梅》的词，说：“在这首词中，毛主席的意思是说，那些开拓事业的人，不一定都是收获成果的人。百花盛开之时，也是他们行将凋落的日子。”周思来继续说，“这一次您开了头，但您可能看不到它的最后胜利。不过，我们将欢迎您再次来访问。”
我们在北京的宾馆里举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时，周恩来再次引证诗词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说：“在您楼上的餐厅里有一幅毛主席手书的《题庐山仙人洞照》，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您是冒着一定风险来中国的。然而正如诗中所述，在危岩之上，正有着无限优美的风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诗才，在伟大的领袖们中也是不常见的。最成功的政治，则比优美的散文更富有诗意。
在中国内战期间，周恩来与国民党人和美国调停者之间的谈判，为共产党取得胜利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他的拖延战术为红军力量的壮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装出愿意进行妥协的姿态，使蒋介石的美国担保人处于被动的地位。
一位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甚至对我这样说：“在内战时期，只要有周思来一个人在我们这一边，那今天在台湾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泽东了；安居于北京的则可能是我们。”这个官员的话语是否夸大姑且不论，但他有一点却说得很对：过去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价过高了。毛泽东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征服中国，统治中国。假如没有周恩来，他是否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记住之点是：并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由于有他和周恩来二人的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反抗地主和军阀；周恩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则反对不平等和外国侵略。他们两人各自代表着在共产主义革命中联合起来的、中国社会的两种主要力量。
尽管毛、周二人的合作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可是这一合作开头时并不顺利。周恩来于1931年到江西毛泽东的根据地时，是一位在城市暴动中失败的人。他迅速接管了军事指挥权。许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说，这段时期里他“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当国民党军队把红军赶出江西根据地、红军开始长征之后，毛与周合作，一起制定了迁回的行军路线和红军的战略战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周恩来在政治上支持毛泽东，并，帮助毛泽东升迁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他们的这种合作关系终于定型了，在此后的四十二年中，广为世人所知。
他们当权之后，这种合作又处于互相对抗与互相依赖之间，出现了动摇不定的情况。在毛泽东看来，世界是充满矛盾和经常处于动摇不定的状况之中的。毛泽东把斗争看作高于一切。
周恩来则是一位比较务实的人，他更多地强调要有选择地通过斗争来获得具体的成果。周恩来运用他那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和用之不竭的精力，与中国五千万官僚极大的惰性进行斗争，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就，使毛泽东能够全神贯注地关心自己，对国家领导工作采取超脱的态度。
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恩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不过，当毛泽东在场的时候，周思来总是退到不显眼的位置，这也许是有意识的。因为他明白：觊觎毛泽东的宝座是极其危险的。
这并不等于说，毛、周二人的合作缺乏相互信任和尊重。
毛泽东从来没有当众赞扬部下的习惯。但有件事可以说明毛、周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文化大革命中，一群红卫兵给周恩来贴上了“资产阶级腐朽的代理人、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标签，要求斗争周恩来。对红卫兵的要求，据说毛泽东这样回答：“那好吧，让我也和他一起挨斗吧。”九年之后，当周恩来卧病在床，奄奄一息时，长期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到医院同他一起度过了他弥留的时刻。当时，除了照料周恩来的医生之外，毛泽东是与周恩来最后诀别的人。
这两位中国二十世纪的伟大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合作，于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中美恢复关系取得胜利时达到了顶点。
在周恩来陪同我走进陈设着大批书籍的毛泽东的书房时，我想起了动身来北京之前几天在白宫一次晚餐上，法国作家莫尔劳克斯曾对我说：“您将与一位巨人打交道，但他是一位面对死神的巨人。”毛泽东和我见面之后，我和他没有进行谈判，他是在试探我的想法，我也在试探他的想法。他想知道我的全球观点是否和他的观点一致。他很想辨明美国的富裕是否已使美国人变得软弱无力，以及我们在越南遇到的麻烦是否已使我们元气大伤。
他的身体显得十分虚弱。在我进屋时，他的秘书扶他站立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的话不能说得很清楚。后来周恩来告诉我，这是由于他患支气管炎之故。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病的后遗症。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但病容使他脸呈蜡色。他的脸是慈祥的，但又是缺乏表情的。他的眼神有些茫然，但又是锐敏的。他的手看起来不象老人的手，并不僵硬，而且皮肤柔软。然而，由于年岁已高，他的精力显然不济了。原先中国方面安排我和毛泽东的会见仅约十五分钟。后来由于毛泽东被我们讨论的话题吸引住了，一直谈了一个小时。我注意到，由于毛泽东开始感到疲倦，周恩来越来越频繁地看表。
这两个人之间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周恩来的外貌、言行和举止，表现出他是一位具有高尚文化素养的、雍容大度的外交家。毛泽东则是一位健壮的、朴实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他是中国的主席，即使到了晚年，仍然被公认为领袖。
周恩来则是最高的行政官员。
毛泽东谈吐随便，言简意约，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这给我以他想在顷刻之间把许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详而又平和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在小型的会议上会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如果大演说家这样做，那只能招致失败。
即使在谈论严肃的问题时，毛泽东也喜欢发出令人骇异的话语。他开怀大笑说，“在您上次的竞选中，我投了您一票。”我说，那您一定是两害相权取其径吧。他高兴地回答说，“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站在右的一边，还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随便说出了戴高乐的名字。毛泽东表示异议，说，“戴高乐是另外一回事。”他接着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的。比较起来，我喜欢这些右的人掌权。”
在谈到我们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时，我把话题扭了回来，说：“我认为，在今天的美国，值得指出的最重要之点是：右派做到了左派只能说说而已的事情。至少目前是如此。”
毛泽东常用自谦之词来委婉地说明他的观点。我和毛泽东开始会谈之前，当摄影师在拍照时，我们进行着轻松的交谈。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经指定他的学生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回答说，“我的这些著作算不了什么。我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教益。”我说：您的著作已经推动了国家，也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道：“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而已。”
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就象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里，美国正罹受越南战争综合症之苦，并力图摆脱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承担的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