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苏加诺。在我们会见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不是谈论本国令人头痛的问题，而是大谈其对荷属新几内亚——印尼人称之为西伊利安——的领土要求。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苏加诺对伊利安耿耿于怀，这是尽人皆知的。就在这次会见的前几天，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曾经在堪培拉警告过我，要我到印尼以后，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听一堂课。
我总想把我和苏加诺的话题拉回到他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上去，但他就是不谈，而是想在越南问题和法国人不义的问题上也给我上一课。当我问他我们在越南该做些什么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什么也不用做了。由于你们不支持胡志明，已经把这件事毁了。”
六十年代初期，苏加诺下令突袭荷属新几内亚，最后占领了它。但是，他的“辉煌胜利”是一种付出了过大代价的胜利。没过几年，他就下台了。在他对伊利安问题大叫大嚷、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印尼共产党人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国内的贫穷和动乱、印尼与大陆中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苏加诺愿意接纳共产党人进入其政府的态度，都使共产党人大受鼓舞。
苏加诺曾经声称，他本人是反共的。五十年代中期，他在访问华盛顿时还向我吹嘘过：“我对共产党人并不耽心。我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付他们。”但是，印尼共产党人在1965年还是作了一次政变的尝试，结果被军方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军人们从苏加诺手中夺取了全部权力，并且在1966年对他实行了软禁。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在我认识的革命领导人中，苏加诺是能老练地摧毁一种制度、但不能集中精力重建国家的最好例子。明摆着的事实是：印度尼西亚是非共产党世界中仅次于印度和美国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比东南亚其他任何一国更多的自然资源，但是，它却缺乏合适的领导。苏加诺暂时地迷住了他的人民，使他们忽视自己的问题；他本人则从未动手去解决这些问题。
印尼尽管土地肥沃，苏加诺的人民却非常穷困。他不是用物质上的繁荣、而是用他称之为“象征性的空想的富裕”来支撑他的人民。他那从未付诸实现的五千一百页的经济计划共分为八大卷，十七章，一千九百四十五条。但它不过是为了纪念印度尼西亚1945年8月17日从荷兰手中获得独立而制订的。
此外，他还象恩克鲁玛一样，任意地、愚蠢地挥霍国家钱财。
结果，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率在战后的世界中居于首位。
政治上的激情和肉体上的纵欲，把苏加诺搞得精疲力竭。
1953年我访问他时，他象谈论挤满了他在雅加达的宫殿的美女一样，肉麻地谈论着革命。他把革命视为一个国家渲泄感情的痉挛，认为它尽管可能造成损害，但本身完全是好事；他还认为革命应该永无止境地反复进行下去。他曾经说过：革命使我神魂颠倒。革命强烈地吸引着我。浪漫主义使我发狂、入迷。革命象波浪一样，几乎在地球上的每个角落汹涌澎湃，发出闪电和雷鸣。
来吧，兄弟姊妹们，让我们不断地煽动欢跳的火焰吧！让我们变成木柴，使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更旺吧！
我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亲眼看到苏加诺在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演讲的情景。他使听众入迷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又象举行仪式似地不断高呼“曼达加”，以此来结束他的讲话——这个词是印象尼西亚革命的战斗口号，也是自由、尊严和独立的象征。群众也一再高声呼应：“曼达加！”
陷于几乎难以置信的狂热之中。我膘了一眼苏加诺：他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
苏加诺是一位非常英俊的人，他知道自己具有磁铁般的、吸引人民的魅力。我见过的最有煽动性的政治演说家中，有些人谈吐很文静，私下谈话时甚至还有些害羞，因此，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那种感人的、超凡的魅力，只是为需要这种品质的场合而存在的。然而，苏加诺却表里如一，身上没有一点老谋深算和深思熟虑的影子。对他来说，群众的激情就是他赖以生存的支柱，象食物和水一样重要。这场革命把人们的激情释放了出来，又使人民不顾一切地恣意行动，而苏加诺还要把他的这种革命无上境地继续下去。我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读到，印度尼西亚刚开始向苏联要求援助时，苏加诺就立即要求赫鲁晓夫提供款项来建造大运动常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当时，苏联总理则迷惑不解，他原来估计苏加诺会要求提供粮食，或者提供武器。但是，苏加诺要的却是一个他可以继续举行大规模集会的场所。
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富裕与赤贫经常同时并存。不过，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贫富悬殊的情况象苏加诺的雅加达那样严重。1953年，我们从机场驱车穿过这座城市时，看到地上尽是敞开的污水沟和绵延几英里的、简陋不堪的棚屋。苏加诺自己却住在占地几百英亩的、葱翠的花园中的宫殿里。当我们抵达他的官邸的大门口时，他在门前的台阶上迎候我们，身穿洁白夺目的、裁剪得非常合身的西服。他的宫殿也是纯白色的，在明媚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如果我们直视它，准会刺伤眼睛。
苏加诺是一位高贵显赫的主人，丝毫没有许多小国领导人在欢迎大国代表时常有的那种阿谀奉承的样子。他不象他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自卑情绪。相反，他给人以不仅觉得自己应与别人平起平坐，甚至还要高人一等的印象。他讲地道的英语，在陪同我们参观他那座满是印度尼西亚艺术的无价之宝和漂亮的印度尼西亚女人的宫殿时，甚至流露出一种自我陶醉的优越感。那天晚上的宴会也是很高雅的。我们在一个宽阔的人工湖旁进餐，周围是一千多支火炬，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开满了白色的荷花。这顿晚宴用的餐具全部是金质的。
然而，苏加诺也关心比较细小的事情。他告诉我，在来宾的浴室里，既有一套新式的淋浴设备，又有一个老式的水桶。
他说，他喜欢用后者。尽管他的生活过分奢侈，但他仍然与最贫穷的人民保持着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联系。他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总是喜欢让汽车在路边停下来，与人们握手、攀谈。我在其他国家见到的一些领导人，以及我们许多驻外人员——尤其是在亚洲的人员——认为这有失尊严。但是，苏加诺并不这样看。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农村访问时，发现这些村庄比我们在雅加达地区看到的更为贫穷。我们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停了下来，看到他炸红薯作为午餐。我们还参观了一家乡村的咖啡馆，而且与店主闲谈。人们看到一位美国副总统与他们在一起，似乎有点惊讶，但是，当他们见到自己的总统时，却没有表示出吃惊的样子。苏加诺定期地到农村巡视，和他的人民打成一片，并在失修的村舍里过夜。
苏加诺感人的、超凡的魅力，不仅吸引着印度尼西亚人，而且也吸引着美国人。1956年，他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由我陪同他。作为欢迎仪式的一部分，我们到首都市政厅的特区大楼去，苏加诺就在那里接受这座城市的钥匙，他穿着一身卡其制服，戴一顶穆斯林的无沿便帽，还拿着一根镶嵌着象牙的轻便手杖，彬彬有礼，心情很愉快，装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突然，使我们的安全分队毛骨惊然、但使群众兴高采烈的情况出现了：他挤过了警戒线，与男人们握手，和孩子们活跃地交谈，还亲吻妇女们，使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高兴得尖叫起来。
在政治上自我放任的同时，苏加诺在肉体上也是纵欲的。
最近，我向突尼斯的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提及苏加诺。布尔吉巴本人也是同时代的一位革命领袖，而且是一位国家的建设者。当我说到苏加诺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时，他皱着眉、摇了摇头，说：不。首先，他坚持说苏加诺是由日本人扶上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与日本人相勾结，以此作为把荷兰人赶出印度尼西亚的一种手段。接着，布尔吉巴又补充提出了另一条反对我的看法的理由，说：“我记得很清楚，当苏加诺来到突尼斯时，我们本来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讨论，而他要我办的第一件事情，却是要我给他找‘一个女人’。”
苏加诺至少结过六次婚。在他掌权的整个时期里，他的性能力和性欲是无数传说和故事的话题。我在1953年出访之前，接到国务院给我的情况简介，其中强调了他的性格的这一方面，而且指出，他喜欢人们在这方面奉承他。很明显，性和革命使他那种要别人敬慕他、并为他作出牺牲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不幸的是，一位称职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所需要的品格，恰恰是与他这种品质相反的。对苏加诺来说，至高无上的东西，应该是人民大量而迫切的需求，而不是他自己的需求。
然而，他却把政府当作在政治上和肉体上炫耀男子气概的场所。荷兰殖民主义曾使他个人蒙羞受辱，对他的男子气概是一种挑战。苏加诺在执政的二十年中，以毫无约束的私生活和向荷属新几内亚进行大叫大嚷的威胁来显示他的这种气概。这些狂热最后终于把他本人吞噬了。
苏加诺和恩克鲁玛的事例，同时证明了一条关于领导问题的可叹的真理：那些最善于在感情上接近人民的人，其纲领往往却是最糟糕的。
蛊惑人心的行为还是起作用的。由于这样的人缺少责任感，所以他们可以信口开河，选择那些最具有感染力的词语，以便触动听众的感官最基本的机能。恐惧和憎恨是强大的力量。蛊惑民心的政客可以把这些力量利用起来；希望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因此，蛊惑民心的政客又善于抛出虚假的希望，诱骗那些非常愿意相信这种希望的人们，使他们把对于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空想之上。
苏加诺有一个纲领——从殖民统治下取得自由。他围绕这个纲领来塑造自己的形象。除此之外，他的统治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来说就只是意味着一场灾难了。但是，他依然把他们掌握在自己手中。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曼达加”的口号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二是由于他本人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吸引力和演说家的气质，三是由于他喜欢吹嘘的作法对那些崇拜英雄的人来说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
在殖民主义结束之时，新兴国家中那么多新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蛊惑民心的政客，这可能不是偶然的巧合。摆脱殖民统治是一种单打一的运动。它为蛊惑民心的宣传提供了合适的场所；蛊惑民心的宣传，又特别适用于这种运动。它要求相当大的、激起人们感情的力量。实际上，它又把一个国家变成了全民皆兵的国度，至少是造成一种可能出现全民皆兵局面的威胁。它丝毫不需要审慎的、错综复杂的均衡。而这种均衡正是民主政治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这种运动只要求把人民扭成一股足以威胁宗主国的力量，使它觉得继续保持控制将是危险而枉费心机的，这就行了。
印度的贾瓦哈尔·尼赫鲁与恩克鲁玛和苏加诺不同，他既是一位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革命领导人，又是一位国家的建设者。然而，他与他们——特别是与苏加诺一样，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尼赫鲁纠缠于克什米尔问题，与苏加诺纠缠于西伊里安问题如出一辙。他对印度的需要的关切，与他对自己在第三世界政治舞台上所起作用的关切相比，如果说不是黯然失色的话，起码也是相形见绌的。
尼赫鲁才华横溢而傲慢，是一个具有贵族派头、脾气急躁和极端自负的人。他热沈地献身于印度和独立、统一的理想。
对印度来说，不幸的是，他象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越来越为社会主义理论所吸引，他和他的女儿决意在地大物博的印度强行推行这种理论，使印度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国家具有几百年反抗外来势力的传统，数百万人仅能勉强糊口。
1889年，尼赫鲁生于阿拉哈巴德——它现在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他的父亲是克什米尔一个有钱的婆罗门，而且是印度最杰出的律师之一。尼赫鲁与克什米尔这种祖传的联系，很可能是他后来那么热衷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一个原因，他决意把克什米尔变成印度的一部分，拼命反对让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自已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自决权有利于巴基斯坦而不利于印度。
尼赫鲁本人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受过英国的绅士教育，并于1912年被接纳参加英国律师界。回到印度后，他当了一个时期的律师。但是，1919年英国在阿木里查对印度军队的大屠杀使他极为愤怒，从那时起，他就献身于印度的独立事业了。
他是圣雄甘地的信徒。然而，他在政治上倾向于甘地的左翼，而且不象甘地那样信奉非暴力主义。他向别人鼓吹非暴力；但当使用武力符合他本人或印度的目的时，他又不怕使用武力。
尼赫鲁似乎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竞选者。1937年大选之前，他作为国大党执行委员会主席进行竞选，在二十二个月中，行程达十一万英里，一周之内作了一百五十次演讲。
三十年代期间，尼赫鲁因为参与抵抗活动而一再受到监禁。第二次大战中，他反对援助大不列颠——除非英国立即让印度独立——因此被再次投入监狱。他在狱中写下了他最好的著作，包括他的自传，以及以给他女儿的书信的形式写成的世界史。战争结束时，他参加了分割次大陆和使印度及巴基斯坦成为独立国家的谈判。1947年，他成为印度第一任总理，并一直担任该职到1964年他逝世时为止。
尼赫鲁中等身材，大约五英尺十英寸高。他五官端正，育着一个鹰钩鼻和一双暗棕色的、善于表达感情的眼睛。他还具有一种贵族式的风度。他的英语，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语，也都是无可挑剔的、严谨的。他可能也是一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具有超凡魅力的演说家。尽管我从来没有机会听过他向群众讲话，但他那种使人数众多的听众入迷的能力，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据说，他有一次使一百万人都听得入了迷。只要他到场，数以十万计的群众哪怕听不到他的讲话，也都会被他吸引住，在我见到的世界领导人中，尼赫鲁肯定居于最有才华者之列。他可能也是傲慢的、不易相处和自以为是得使人难以忍受的人。他还具有一种明显的、他本人也不予掩饰的优越感。
尼赫鲁也面临过一些会使小人物犹豫动摇的挑战。
1979年，我在墨西哥的柯奈瓦加最后一次见到伊朗国王时，他议论起尼赫鲁和印度其他领导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他把印度和中国作了对比，说：“中国是一个民族。他们可能讲不同的方言，但他们的书面语言是通用的。不管他们住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社会感。这把他们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了。在政治问题上，他们相互之间可能也有尖锐的歧见，但是归根结底，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为他们的中国传统而感到骄傲。”他又说：“印度却是一个种族、宗教和语言的大杂烩，没有一种基本的印度语言。印度人在议会中唯一能够相通的语言是英语。”
他指出：印度次大陆的人民信奉六大宗教，讲十五种使用范围较广的语言和数千种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