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群众会四散离去。结果，虽然许多人走了，但是更多的人仍站在原地，目不转晴地看着麦格塞塞，对大雨毫不理会。他的声音、他的音调和他的话语，响彻了整个会场，到处都可以感到他的存在。当他的讲话结束时，人们仍然置热带豪雨于不顾，欣喜若狂，鼓掌欢呼。这是我在演说方面所见到的、最令人惊叹不已的壮举之一。
麦格塞塞破除了菲律宾政治的清规戒律。在一个贪污腐化盛行的国度中，他顽强地抗拒着腐蚀。在1951年的选举中，为了缩小地方财主们和军人在政治中的影响，他这位国防部长进行了斗争（在城镇里，警方当时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谋杀反对党的选民），并取得了胜利：那一年的选举是廉洁的。作为总统，他把他在马尼拉的宫殿向每个人开放，而且耐心地听取农民和工人们的控诉。他不相信所谓的专家们对一些问题的意见，宁愿亲自去郊区和农村巡视，了解人们的感觉和需要。他在驱车出巡时，还时常伸出手来，和涌上街头看他驾车驶过的菲律宾人握手。
菲律宾伟大的政治家、作家和教育家卡洛斯·罗慕洛经常对他的国家的政治作出敏锐而古怪的评论。在我对马尼拉的一次访问中，菲律宾参议院的一位议员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恶意的攻击。我向罗慕洛问起这位议员的情况。他回答说：“他是美国的一位伟大的朋友。”我说：“喔，那他肯定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友谊的罗。”罗慕洛眨眨眼睛，答道：“您不懂菲律宾的政治。在这里，政治家成功的诀窍是：‘使美国人受不了，又恳求他们别离开’。”另一次，他告诉我：“你们美国人把我们教育得太妙了。我们把美国政治制度中过了头的东西全盘接了过来，而且把它们发展了。”
麦格塞塞不在此例。这可能因为他具有强烈的自信心。但我认为，这也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缘故。在他寻求取得成功的这一方面，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亲眼见过战争，亲自战胜过日本入侵者和共产党恐怖分子这两个敌人。他了解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间保持平衡是多么困难。他识破了新极权主义者的面具，也认定他们在菲律宾不会取得胜利。因此，他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知道路程还很漫长，途中还会有许多艰难险阻和令人失望的事情。但是，他迫使他的国家朝前走，小心翼翼地沿着一条介于既不要使人民感到希望渺茫、又不要对他们作过分承诺这两者之间的航道前进。他深切地感到，他正肩负着让菲律宾广大人民群众有一个正直的、进步的政府的使命。
1956年我访问菲律宾期间，麦格塞塞陪我作了一次神秘而可怕的旅行：参观柯里矶多岛上黑暗的隧道，当年麦克阿瑟被围困在巴丹时，曾与他的家人居住在这个岛上。麦格塞塞虽然与日本人打过仗，但他具有一种政治家的见解，仍然认为日本人肯定还会在亚洲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对我说，日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相信，在日本人手中遭受过比其他国家更多苦难的菲律宾人民，是会接受日本人参加亚洲大家庭的。
他用他的总统快艇带我到柯里矶多岛去。白天很长。我们俩人下到舱里，在两个床铺上舒展了一下。他累了，但看起来精神还很松快。他双手交叉，垫着脑后，凝神看着天花板，若有所思地谈论起他所取得的成功及招致的失败。当时，土地改革正在进行。许多农民已从拥挤的吕宋岛上迁走，在其他岛屿上给他们分了土地和房屋。他已着手进行一次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清除政府中的不良现象。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但他仍然有使不完的精力，对未来充满乐观情绪。
他也懂得，他正在从事的事业的重要性已超出菲律宾的范围。他说：“在亚洲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在注视着菲律宾，而且认识到美国的价值正在这里受到检验。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如果能够成功地给我们的人民带来繁荣、自由和公正的话，那么，我们的榜样，以及通过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美国的榜样，对这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翌年，他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去世了。许多人认为，这次失事不一定是一次意外事故。他的去世，对菲律宾人民和对亚洲所有的人民都是一个悲剧。他是一位具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人，他了解建设国家这门艺术的艰深。他的国家需要他的领导，世界也需要他的榜样。
以色列的先驱者：本·古里安和梅厄
在二十世纪的这些岁月里，老殖民帝国瓦解了，相互竞争的核超级大国涌现了，全球的距离也缩短到了一日的旅行或一次直拨电话即可到达的程度。在这些岁月中，中东有时也发生急遂的巨变。在那里，新兴的国家纷纷出现：古老的国家重新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旷日持久的对抗也点燃起来了。失去耐心的、向往现代化的人们，与拼命维护旧习惯的人们在互相摩擦，各种文化在互相冲突；被压抑的愤怒情绪一触即发，时而平息下去，时而又爆发出来。
中东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是文明的摇篮。它的圣地对三大宗教来说都是神圣的。今天，中东是游牧部落与学者、杂货铺与实验室、油田与以色列聚居区、议会和阿亚杜拉等杂处并存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农民们耕种着几世纪前他们的祖先照料过的、多石的田地，在另一些地方，衣着时髦的妇女则在去现代化办公室的途中阅读着来自开罗或伦敦的最新杂志。中东是动荡不定的、脆弱的、对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至关紧要的地区。
它还深深地陷入了不断变化着的漩流之中，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富有爆炸性，更牵动人们的感情。
在中东剧烈变动的年月里，这个地区也产生了一些非凡的领袖人物。
最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戴维·本·古里安——以色列建国之父和第一任总理。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震动中东、并以其特殊而十分重要的方式改变着世界的事业。
艾森豪威尔总统过去常常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本·古里安说成是”《旧约全书》中的预言家”。我发现，这种说法对两者而言都有点令人啼笑皆非。杜勒斯是一位虔诚的美国新教徒，他把《新约全书》的教义镌刻在自己的心灵之中，本·古里安则是一位谙熟基督教《圣经》的学者。不过，他把自己说成是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他有一次解释道：“虽然我经常援引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开头的五篇，但请允许我声明一下，我个人并不相信它所假定的上帝。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能‘求助于上帝’，或者向一位住在天上的、超人的上帝祈祷……然而，尽管我的哲学是世俗的，我却深深地相信那利米和以利亚这两位神灵。我确实认为这是犹太遗产的一部分。我不是笃信宗教的人。以色列早期的建设者们大多数也如此。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情，还是来自子《圣经》一书。”他把《圣经》说成是“我一生唯一的、最重要的书”。
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尽管颇为令人啼笑皆非，但还是恰当的。杜勒斯和本·古里安都从《圣经》中得到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都是他们个人最突出的特征。杜勒斯的使命是保护自由，使其免受极权主义的危害；本·古里安的使命是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故土上重新定居下来。
本·古里安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只有五英尺三英寸高。
但是，他给人以一种庞然大物之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骨架宽阔，脑袋很大，脸色红润，还有着满头银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那突出的下唇，刚毅的下巴，以及疾步如风的步态使他显得更有风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有的人是兴风作浪的。本·古里安则是一位息事宁人的人。
1906年，本·古里安从波兰迁冒以色列。也就是在这一年，戈尔达·梅厄从俄国移民去美国。作为一名二十岁的非法入境的移民，古里安刚抵达雅法，就在塞杰拉的加利利村当农民，从事劳动。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他的生命，那么，他坚持认为耕种——使沙漠开花——是他最大的乐趣。后来他退休时，又回到了沙漠地带，在这块土地上度过自己的余生。
本·古里安一生中也贪婪地阅读书刊，而且撰写了大量著作。他在五十开外时，又学习了希腊文，这样他就能够阅读柏拉图的原著了。他还研究过印度教和佛教。本·古里安能讲九种语言。1966年，我、我的夫人以及我们的女儿特蕾西娅和朱莉一起去他家里拜访他，当时他住在特拉维夫的郊区。他把我带进他的书房，只见四面墙边摆满了杂乱的书籍，多到快要溢出来的程度。我1972年和1976年拜访毛泽东时，不禁联想起这间书房。毛泽东的房间里也堆满了书籍和手稿，有的还散落到地上。很明显，他们俩的这种情况说明，这些书并不是一种摆设，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东西，这与我在很多时髦的府第中的正式藏书室里见到的情况不一样。那些藏书室里的书籍经常满积灰尘，很少打开。
从本·古里安在雅法上岸之日起，到1948年5月他站在特拉维夫博物馆的话筒前向全世界宣读以色列独立文件之时上，四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岁月里，他在土耳其、英国的统治下和国际共管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而斗争着。
然而，与其他革命领导人不同，以色列独立之时，却不是本·古里安庆祝和平之日。就在他宣布独立后的一天之内，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就向这个新兴国家发动了战争。
在军事上，以色列最艰巨的战斗并非发生于独立之前，而是在独立之后。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进行的是一场继续不断的革命——首先是反抗英国的统治：接着，又是反抗它的阿拉伯邻国的敌对行动。以色列幸而有本·古里安这样一位领导人。事实表明，他不仅有能力领导一场不管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革命，使之取得成功，而且能够在革命成功之后建设国家。
本·古里安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八十年来，他一直为实现犹太人的梦想而奋斗。他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了解，由于敌对势力包围着以色列，使以色列不能在地域上进行扩张；他也相信，以色列会一如既往地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并为此而感到自豪。就其信念而言，他又是一位空想家。他认为，以色列南部的沙漠地区内吉夫总有一天会繁荣起来，发展成为一个既不完全象城市，也不完全象农村的地区，成为犹太人的家当时和后来的以色列其他领导人，一直妄想得到更多的地盘。本·古里安却不是这样的人。他把自己称作“狂热的内吉夫分子”，还争辩说，以色列的使命是开垦沙漠地带。他说，沙漠地带如果不改良的话，这对“人类是一种耻辱”，对：“不能供养其全部人口的世界也是一种可耻的浪费”。他说，如果沙漠地区得到改良，就能为以色列提供它所需要的全部空间。他常以尖刻的口吻谈论想以武力扩展以色列领土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扩张主义分子，并争辩说，除非以色列既是一个犹太国家，又是一个民主国家，否则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他说：那些主张兼并阿拉伯土地的“极端分子”将会剥夺以色列的使命；”他们如果取得成功，以色列就将不是犹太国家，也不是民主国家。阿拉伯人在数量上超过我们。为了控制他们，到时就只好采取不民主的镇压措施了。”
1967年的六天战争之后，他建议，除了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外，从埃及和叙利亚手中夺得的其他土地应该归还给阿拉伯人，因为这些土地“只不过是不动产”。他的建议使许多以色列人大为吃惊和恼火。他说：“对以色列最大的考验，不是在它的疆界之外与敌对势力进行战斗，而是在于能否成功地从占以色列领土百分之六十的荒地上收获更多的东西。”
本·古里安是以色列的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对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生活的影响渗透到各个角落。他撰写了以色列的独立宣言。他组织了第一支地下的犹太人军队。1948年以后，他担任了总理和国防部长，在四条战线上开展反对阿拉伯人和保卫以色列的斗争。在残忍的独立战争之后，他制订了先发制人以减少以色列仿亡的防卫战略。这种战略时至今日仍在应用。他赞同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公开审判：同时又不顾他的同胞们的强烈反对，与西德打开了非官方的关系，接受康拉德·阿登纳的战争赔偿。
他的国内政策是建立在他对平等的梦想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保持民族的统一，为了发展和保卫现代化的犹太国家这个共同目标而共同劳动。
本·古里安与许多只把生命献给单一事业的人不同，他并不是狭隘的。我发现，他不仅在观察以美关系方面，而且在观察一般性的世界事务方面，都是坚定的、清醒的和果断的。他对待各种事物比较公允。1967年的六天战争以后，戴高乐公开抨击了以色列，由于当时正在火头上，所以他也发表了一些略有轻视犹太人的言论。戈尔达·梅厄从未就此宽恕过他。本·古里安后来则说：“我认为我们对戴高乐是很不公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是否喜欢犹太人，而在于他拯救了法国。”
在待人方面，他和蔼并有耐性。1959年他在美国进行官方访问时，访问了我们在华盛顿的家。那一年，特蕾西娅正在公谊会学校七年级研习犹太教。她次日要参加一次考试，因此向古里安问个不休。在向她解释为什么犹太教的安息日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日，以及什么是大分枝烛台的问题时，他还就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传统作了半个小时的讲解。结果，特蕾西娅在考试中得了个“优”。自此以后，她一直很珍惜这次令人难以忘怀的会面。
戴维·本·古里安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杰出人材，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基本力量。他有激情、有信仰、有信心，是一个勇于探索和独辟蹊径的人，而且知道自己的脚步正改变着世界。也许有人会争辩说，以色列的创建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要使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变成现实，还需要耗费一个人非凡的精力。
美国和以色列一直都是欧洲犹太移民的两大目的地和犹太难民的主要避难所。这种共同的特性象一种强有力的纽带，把这两个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各地犹太人对以色列有一种精神上和感情上强烈的依恋，这使以色列各届总理和美国各届总统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许多人认为，这种关系仅仅是一种政治关系。诚然，这种关系中包含着政治方面的因素，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战略上的考虑。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以色列对美国有一种独特的重要性，因为以色列对大量的美国人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每位美国总统都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会有相应的表现。对他们来说，其他国家永远不能与以色列相提并论。
对我来说，戈尔达·梅厄与其他领导人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两人都是在1969年执政的，而且同在1974年辞职。
她在我就职后两个月担任总理，一直到我辞职前两个月才辞职。实际上，她是“我的”以色列总理！我是“她的”美国总统。
就我们两国而言，我们当政的那些岁月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无情的。我们关系中的紧张状态时而还很严重。她的要求经常超过我的预计。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