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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位领导人匆忙作出的结论，常常会被现实向历史这个高级法院提出的上诉所推翻。有的人在离开舞台之后，其形象逐渐缩小了，有的人却逐渐增大了。有一些人在去世时被封为圣徒，但他们的缺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变得越来越明显。智利的阿连德、埃及的纳赛尔和中国的毛泽东就是例证。伊朗国王则是在一片争论声中去世的。但我确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将属于那些形象会变得越来越高大的人中的一员。
正在实行现代化的君主们会面临着一个异常困难的平衡问题，因为他试图改变的习俗，也正是支撑着他的、使他有权统治的那些传统。为了取得成功，他必须体察人民的脉搏；他的改革必须是稳健的，而不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在实行改革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丧失东西最多的人真的起来反对他的话，那他就必须迅速地、充分地行使他的权力。一旦他选定了他将要遵循的道路，在向批评看作出让步时，就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如果让步过多，自己必将无路可走。
与广为流传的神话相反，伊朗国王的垮台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暴君，事实刚巧相反，他垮台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耐心。他可能是做得太多、太快了。原因之二是他在遏制那些威胁他的国家的稳定的人们时，还不够残酷无情。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对他的敌人及时地进行镇压，本应是伊朗国王为了把伊朗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最好措施。然而，黑暗终于把伊朗吞噬了。一如我们当初就不幸地看到的那样，伊朗国王的敌人，也就是伊朗人民的自由和进步的敌人。
费萨尔·伊本·阿卜杜尔·阿齐兹·阿尔·沙特是1964年到1975年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象伊朗国王一样，这位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也动手对一个充满旧的社会准则和习俗的国家进行改革。然而，费萨尔并没有掉进触犯强大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的陷阱。很明显，他本人是非常虔诚的，过着无可指滴的简朴生活。他实施伊斯兰法与他的前任一样的严格。与此同时，他对他的国家进行了改革，并使之现代化。费萨尔的一生表明，人类社会具有使现代世界的长处与对伊斯兰教真主的信仰和谐并存的可能性。费萨尔登基后不久，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须加入到现代世界的行列中去，而且在其中找到一个体面的位置。……就象革命可从阴谋家的地下室里发动一样，也可以从王室的宝座上发动起来。”与日本的吉田茂一样，费萨尔既鼓励西方有益的影响，又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它们破坏本国的传统——就费萨尔而言，即不能破坏伊斯兰教这立国之本。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纽约的瓦道尔夫·阿斯多利亚旅馆第一次见到费萨尔。那时他是他的兄长沙特国王下面的王储。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是一位老练的、超乎常人的外交官，在西方的环境中感到完全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讲地道的英语。
当时，沙特阿拉伯切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以便在它的南翼——也门——反对受到纳赛尔支持的叛乱者。费萨尔的举止虽然没有一点诌媚的味道，但还是低姿态的和友善的。
多年以后，我于1974年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了沙特阿拉伯。
那时费萨尔已是国王，国际舞台上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纳赛尔去世了，费萨尔的朋友萨达特统治着埃及，沙特阿拉伯及其中东盟国的石油可以当作经济手段对西方施加压力的情况也刚刚出现。他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条件与我打交道的。他在机场迎接我，尽管气温已超过一百度，他仍穿着多层的、黑白相间的传统长袍，由酋长组成的随从和阿拉伯游牧部族的卫队簇拥着。卫队们的长刺刀在骄阳下闪闪发光。他在吉达的那间简朴的私人办公室，与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套雅致的旅馆套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74年我们会谈时，费萨尔完全不讲英语。显然，他已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握有极大的权力，要充分行使他的权力来实现他的目标。这次会谈证明，他是一位老练的谈判者。他转达了他的一些中东和穆斯林盟国对美国武器的要求。但当我要求石油生产国采取行动来阻止最近发生的油价暴涨时，他很有外交手腕，不承担任何义务。然而，他在告别仪式上还是给我赏光，打破了传统和礼仪，对我的政府在国内的反对看作了间接的，但又是明白无误的攻击。
在费萨尔和他的继承者的领导下，沙特阿拉伯在中东这个多事的地区一直是一个稳定的重心。在我与他的会谈中，我也发现：他固然在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具有透彻的了解，但他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这就是他固执地认为，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在根本上是一脉相通的。不管在什么场合和什么问题上，他都是这样。1974年我们会见时，他谈到的首要之点，就是共产党人在阿拉伯半岛的阴谋，以及他所看到的这些阴谋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要他放弃这种索绕于心的、奇怪的想法，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向他保证：尽管我们美国坚决支持以色列，但对苏联的用心也不抱任何幻想。最后，我总算把话题引向另一方面，表示我们希望更多地鼓励中东那些温和的、负责任的政府。在这方面，我们对费萨尔抱有最大的期望。在中东地区，他具有真正的国务活动家的风度。他曾帮助他的朋友——萨达特与苏联疏远，而且是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外交活动的不爱声张而坚定的支持者。除了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具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想法以外，费萨尔对国际舞台上所发生的其他事件的看法是明智的、豁达的。1974年的会谈以后，我确信，他是当时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掌握政权的政治家之一。
费萨尔说话时心平气和，文质彬彬。他在同我及他的顾问们谈话时，用词简洁。他也是一位专心致志的听众。他爱说：“真主赐给我们每人两只耳朵，一根舌头。因此，我们可以听两次，说一次。”费萨尔象戴高乐一样，他通过讲阿拉伯文和使用译员的办法，对我提出的问题和发言都可以听两遍。这样，他就可以用两倍的时间来考虑他的答复了。
贵萨尔与戴高乐还有一个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军人兼政治家。他是按自己的条件执政的，对他的国家以及它在世界上的使命也很有远见。
伊本·沙特这位沙特阿拉伯的建国之父在谈到他最有才能的儿子时，曾经说过：“我只希望有三个费萨尔。”费萨尔几乎就是为了掌权而生的。他在十四岁那一年，就被派到国外执行第一次外交任务。不久，他又成为一位英姿勃勃的、老练的沙漠骑手，被他父亲任命为一支部队的司令官。1933年，伊本·沙特在他儿子的协助下，把一帮沙漠游牧部落统一成为一个新的国家。
伊本·沙特去世以后，他的大儿子沙特继任国王。沙特放荡不羁的行为，几乎使这个压国破产。他为了自己的享乐，恣意挥霍，而且把计划不周的公共工程项目，象上天思赐的吗哪一样，随意加在他的人民头上。传说1958年费萨尔王储接管政府的日常工作时，发现国库中备用的现金还不到一百美元。他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减少王室的开支，并使这个王国开始走上预算平衡的道路。沙特国王对他兄弟行政管理才能的嫉妒，造成了越来越紧张的局势。1964年，沙特阿拉伯的长老们废黜沙特，使这种紧张局势达到高峰。
作为国王，费萨尔开始实施对妇女进行教育的计划，他废除了奴隶制，修建了道路、学校和医院。他将巨额的石油收入用在新的工业建设上，并在国外投资，以便在石油一旦枯竭时能够继续提供财源。
费萨尔很少有笑容。当他笑的时候，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就象啃了一口柠檬、发现里面是甜的一样。他面容憔悴，皱纹很多，眼睛疲劳无神，眼皮困顿松垂。他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连年轻的助手们也说很难赶得上他。象意大利的德·加斯佩里一样，他经常也是在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关闭政府办公室电灯的人。
费萨尔患有溃疡病，只能吃刺激性小的食物。在1974年他为我们举行的国宴上，他的客人都上了味美的烤羊肉，而他只吃米饭、豌豆和蚕豆。他用叉子把它们捣碎，然后用勺子吃。那繁忙的工作日程及禁欲主义的本性，使他毫无娱乐活动。领导九百万沙特阿拉伯人的重任和对其他几百万穆斯林的精神上的职责，都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
其他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建立了立法机构：费萨尔则拥有绝对的权威，通过分散在整个王国的几千名王子这个网络来进行统治。他把能干的顾问们召集在自己周围，细心地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由他自己作出抉择。由于他拒绝分散权力，连许多赞同他的施政大纲的沙特阿拉伯人也抨击他。
尽管费萨尔拒绝实行民主，但他仍然接近他所统治的人民。他登基后不久，他的妻子陪他参观了在阿尔·玛萨的一所重新装磺的皇宫。当他看到奢华过度的王室卧房时，不禁问她：“这是谁的房间？对我来讲，实在大豪华了。”他在楼下大厅中选中了一间窄小的房间，在里面只安置了一张单人床。他不喜欢人们吻他的手或称他“陛下”，而是喜欢人们称他“兄弟”，甚至叫他“费萨尔”。沙特阿拉伯传统的议会，是他的政府的组成部分。这位国王每周接见臣民时，总是耐心地倾听他们抱怨家畜被偷或发生财产纠纷等情况。
费萨尔之死是特别出人意外的。在1974年我们的会谈中，他对他的空军中一些年轻军官的忠诚表示深为忧虑。他们在美国受过训练。他担心他们可能受到革命左翼的毒素的感染。伊朗后来就感染上了这种毒素。费萨尔始料不及的是，他致命的危险是来自于右翼，而不是左翼。他最引起争议的改革之一，是在他的王国开放电视——尽管他已决意对电视节目进行严格的控制。1985年，一位持异议的王子认为电视传播了邪恶的影响，因而率队突袭利雅得广播电台，但未获成功。这位王子撤退到他的宫殿，在那里被保安部队杀死了。十年后，费萨尔被这位王子的兄弟所暗杀，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报复行为。在与我交谈时，费萨尔曾经说过，他认为，一般他说来，电视和新闻工具充其量只是现代世界中必需的“邪恶”之物。他是唯一由于电视而丧命的领导人。
费萨尔被暗杀时，一家周刊说，虽然他的权力平静地、和平地传给了他的兄弟哈立德——他是1932年以来的第四任沙特阿拉伯国王，但这次谋害事件再次“表明了中东石油国家的不稳定性”。无独有偶，当萨达特总统在1981年秋被暗杀时，许多人也说，美国不应该把武器出售给中东的：“不稳定的”政府，即使其权力是平静地、和平地传给萨达特亲手挑选的继承者—1956年以来埃及的第三任总统。但在上述事件中，权力交接的情况都不比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谋害后的权力交接情况差。
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东的许多政府确实是“不稳定的”。埃及宪法中，载有关于有条不紊地交接权力的条款；沙特阿拉伯却没有。不过，比较而言，世界上实在很少国家有可靠的继承权力的法律程序。共产党国家就没有。认为沙特阿拉伯政局不稳的人，大多数是以此隐晦地发泄他们对君主专制思想的僧恶。由于西方的民主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他们的上述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忽视了沙特阿拉伯的现实：这个国家历史上没有民主。君主政体也是一种政府形式，而沙特阿拉伯人对这种形式已绎习惯了，目前还感到心满意足。约旦和摩洛哥也是君主政体。在侯赛因国王和哈桑国王的领导下，它们都成为阿拉伯世界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在突尼斯，哈比卜·布尔吉巴自我任命为终身总统。尽管他那温和的极权主义领导同样遭到抨击，但西方式的民主是否会给突尼斯带来布尔吉巴已经带来的那种进步和稳定，也是值得怀疑的。
由于越来越多的沙特阿拉伯人受过教育，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吵吵嚷嚷地要求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政府。不过，就算他们不这样做，这种发展趋势也将是沙特阿拉伯君主政体改革的必然结果。虽然君主政体终将被一种新的政府形式所取代，但它也将完成费萨尔想要它完成的使命：使沙特阿拉伯按部就班地、和平地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民主对沙特阿拉伯不一定都是好的，正如君主政体不一定都是坏的一样。1982年6月，继承王位的法哈德国王曾经直率地说过，他的国家并不准备成立共和政府。他说：“我们要起用本国的杰出人物。但我们深信，如果不进一步普及教育，就算进行选举，杰出人物也不会被推上掌权的岗位。”正如费萨尔所说：“就一个政权而言，重要的并不是它的名称，而是它的行动。既有腐败的共和政权和贤明的君主政体，也有贤明的共和政权和腐败的君主政体。一个政权到底如何，应根据它的所作所为及其统治者是否廉正来判断，而不是根据它的名称来判断。”
纳赛尔和萨达特是革命者；伊朗国王和费萨尔则是主张革新的君王。从心理上来说，这两位埃及人比其他两人占上风。
因为成功的革命领导人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这是君主们无法比拟的。革命者是流星，是一种正在运动的力量；君主则是静止的力量。前者被看成是能动的，后者则被视为静止的。即使君王比革命者具有更好的思想，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还必须克服可怕的习惯势力。
在革命看看来，过去的传统和习俗只不过是革命这部机器的燃料。他可随意地摒弃它们，或对之进行修正。然而，君主却是依靠传统来维持他的权力和权威的。所以，当传统妨碍他未来的计划时，他要么得修改他的计划，要么就得以原封不动地保持其文化和权威的方式，把他的计划和传统结合成一个整体。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对政治家来说，也是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
纳赛尔执政时，他是从零开始的。他1952年废黜和驱逐法鲁克国王时，也把埃及最近和昔日一切令人不愉快的往事——英国人、土耳其人、罗马人、希腊人和波斯人的统治——荡涤干净了。多少世纪以来，他第一次给他的人民以一个由埃及人选举、为埃及人办事的政府。他还竭力想把埃及与它的阿拉伯兄弟团结在一起。这是一个完整的革命思想。它既有吸引力，又不切实际。
纳赛尔在政治上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他是通过虚有其表的共和国政府这一结构形式来进行统治的。他是以“总统，，纳赛尔的名号、而不是以“埃及的铁腕人物”或“埃及的独裁者”而为人所知的。他的政府是苛严的权力主义政权，但因为纳赛尔是一位受人爱戴的革命领袖，所以这种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