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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是二十世纪的人物，但也是十九世纪的。他把法国引向前进，又引向倒退。从他整个生涯中可以看到法国历史的延续和法国的过去。从他的名字本身——夏尔·戴高乐能听到夏尔马涅和高卢中的回响——伟大、光荣、崇高——法文grandeur一词，用在戴高乐的文章或讲话里的时候，有时译者就用这几个意思去表达，在他看来，这个词对于一个国家，特别对法国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可以把戴高乐说成是历史人物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他下决心那样干的。他把他的一生致力于使历史按他想象的格局来形成。正如一位评论家写的那样，“对戴高乐来说，政治首先不是可能的艺术；它是有志者的艺术。”对戴高乐来说，意志是国家的主要动力。他对自己能够用意志铸造历史的能力是有高度信心的。
他也感到需要使法国决心朝着伟大的方向发展。他始终如一地号召他的人民去攀登“高峰”，虽然这些“高峰”只是隐约可见或朦胧难辨的。对于戴高乐来说，重要的事是让人民自己觉得是在攀登，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变得伟大。他曾经说过：“法国只有在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时唯物论和无神论相结合，成为机械唯物论的最完善的形式。肯，才能显示她的真正面目。”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国的化身，他的责任是奋发法兰西精神。
作为一个人，戴高乐是有诱惑力的，这不仅因为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他在充当领导人必备的条件和如何发挥非凡的洞察力的领导艺术方面给予我们启示。在分析问题的说服力方面或写出那样透彻的文章方面，很少有人可与他比拟，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对自己的方法作出清楚的交待，然而，也很少有人能在交待清楚后，使笼罩自己的迷雾并不消散。而他甚至在解释他是如何做到的时候，也总是能把这层神秘的迷雾紧密地围裹着自己。他是一个幻想大师。象熟练的幻想家那样，他是一个万能的魔术师。似乎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而常常做成了不大可能做成的事。
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多数伟大领导人身上是罕见的——揭穿戴高乐的神秘，其关键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不仅可以在他的表达非凡的文学作品中和有创见的回忆录中找到，也可以从他早年的分析作品中找到。
在他第一次崭露头角后又接着掌权的很久以前，就写了一本实际上相当于领导指南的小册子——《剑刃》，原先是作为法国军事学院的讲义而写的，以后于1932年正式出版。一直到戴高乐去世后我才发现这本书。但是在我读了之后，发觉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思议的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直接联系，，它就是以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来描绘特点和方法。这些特点和方法在我以后认识的戴高乐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很清楚，当时机会终于来到，由他来细致地塑造这个号召和领导全国的半神秘的“戴高乐将军”时，他遵循着他在这本书中写下的规定。这本书是在他还是个四十一岁的陆军军官，在军界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时候出版的。
《剑刃》不仅对于仔细考查戴高乐提供了方便的条件，而且对于了解他，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纲要。
在的《剑刃》中，戴高乐提出了一个领袖必须具备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品质：为了制定正确的路线，他需要智慧和直觉；为了说服别人遵循他的路线，还需要有权威。
因为政治学家生活在学术界，难免要强调领袖人物的知识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戴高乐指出，领袖们自己都了解直觉的关键性意义。亚历山大把直觉称之为“希望”，凯撒称之为“时运”体西用之说。传播颇广。后收入《张文襄公文集》。，拿破仑称之为“星宿”。当我们谈到一个领袖具有“想象力”或“现实感”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说，他直觉地知道事物是如何发展的。戴高乐写道，直觉能使领袖“看事物入木三分”。
正如他指出的，“我们的智慧可以向我们提供事物的理论性的、一般抽象的知识，但是只有直觉才能给我们对事物以实际的、具体的感触。”这句话真是一语道破了复杂的情况，抓住了本质。然后理智才能把从客观得来的所谓“原材料”进行阐述、塑造和提炼。
他争辩说，只有当一位领袖在理智与直觉之间保持正确的平衡时，他作出的决定才可能具有先见之明的特点。
预见，就是知道向什么方向引导，是伟大领导人的领导艺术核心。领袖这个词就蕴藏着有充当向导能力的含义，在拟定通向未来的航程时，眼光超越了目前的情况。我在1969年访问法国时参见“‘真正的’社会主义”。，戴高乐对我说：“我要为后天的报纸制定政策。”大多数领导人被纠缠于当天报纸的大标题新闻及瞬间的压力，结果就见不到长远的前景，然而戴高乐并不是为“瞬间”而活着，他是利用“瞬间”的人。
在戴高乐出名之前很久，他就显示出一种超过同时代人观察事物的天才。实际上，在反对马其诺防线的争论中，在作出反对向希特勒投降的决定时，在反对草率地拼凑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时，他基本上都是孤立无援的。然而，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上，事实证明他都是正确的。
1934年，戴高乐在一本名为《未来的军队》一书中，概述了他关于现代化战争性质的理论。他争辩说，由于技术革命：内燃机的发明，那种事先精心策划好的战略已经过时。他写道：“机器掌握了我们的命运。”各种机器改变着生活的各个领域，战争也不能例外。
他建议组织一支由十万精锐部队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将包括六个全部机械化的师。他又强调说，机动性和攻击性的打击力量在下一次战争中将取胜，正象数量上占优势和防卫火力上优势在上次战争中取胜一样。
戴高乐的思想在法国不受欢迎。亨利·菲利普·贝当元帅把这本书斥之为“打趣话”。马克西姆·魏刚将军称之为“一种恶意的批评”。
《未来的军队》的销售量不到一千五百本。然而其中的两百本流入了德国，在那里人们仔细地阅读着这本书。1934年，法国新闻记者菲利普·巴尔见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阿道夫·休亨林将军——德军摩托化部队司令。在交换对于机械化战争的看法时，休亨林问巴尔：“我的伟大的法国同行为发展这些技术正在做些什么呢？”巴尔从未听说过戴高乐，所以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不知所对。这位德国将军又提示说，“我是说你们的伟大的摩托化专家，你们的戴高乐上校。”
他的建议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法国人却没有。戴高乐在德国人入侵前四个月写的一份备忘录中大声疾呼，不管法国政府把马其诺防线加强得如何好，敌人可以摧毁它或绕过它。他警告说，如果突破一个缺口，那么整个马其诺防线就会崩溃，汽车到巴黎只有六个小时的路程。正如他在《未来的军队》一书中所说的：“在上一世纪，每一次巴黎被侵占，法国的抵抗力量在一个小时内就被瓦解了。”1940年6月14日，那个时刻又到来了，戴高乐的预言成了现实。
尽管法国抵抗力量在德国人面前瓦解了，戴高乐看到：战争并未结束，而只是真正的开始。那时看到这点的法国人并不多。他飞到英国，决定继续抵抗，即使他的政府不愿抵抗。他坚持说：“法国输掉了一次战役，但是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
在他第一次从伦敦发出的广播呼吁中，戴高乐宣布法国不是孤立的，因为法国的战斗已经点燃了另一次世界大战之火。
他说，法国的殖民地在英国海上优势和美国军火生产上的巨大潜在能力的支持下，能把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并能最终取得胜利。那种先见之明使得戴高乐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使他有可能在那个极为黑暗的年代里，成为法兰西灵魂永燃不熄的火焰的看守人。
战后，戴高乐对法国所抱的希望在“政治不变”这块巨石上碰得粉碎。尽管法国人把戴高乐拥为救世主，但是对他建议的各种宪法修改方案却置之不理，因而使战前的政治家和各政党能迫使他下台。
戴高乐反对恢复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度，因为他认为由于军事政策不健全而导致的1940年的惨败，应归咎于议会制度。
那时有那么多的政党，但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多数票，得以制定出一个合理的军事政策来。吵吵嚷嚷的会议与霍布斯所描写的自然界状态一样，是一场一切人与一切人之间的混战。戴高乐警告说，如果议会制恢复的话，那么议会政府只能产生一系列极其软弱无能的联合内阁。这些内阁在最轻微的政治震动下就会倒台。正如许多年后他说的：“议员们只会使行动瘫痪，他们不能发动行动。”
戴高乐知道，法国在本质上是一个拉丁民族的国家。一度为波多黎各总督的路易·穆纳茨。马林讲到自己的拉丁传统时，曾告诉我：“我为我的拉丁传统而自豪。我们对家庭、教会的忠诚，在哲学、音乐和艺术方面的贡献是令人羡慕的。但是我们拉丁民族恰恰不善于搞政治。我们感到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间搞平衡是很难的。我们走极端——不是秩序大多自由太少，就是自由大多秩序太少。”戴高乐的天才是，他有能力在法国保持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因为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对回到“党派政权”去，许多左翼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们指责他寻求建立专制制度。他们对他判断错了。在法国解放斗争期间和解放之初，确实需要戴高乐所谓的“某种君主制度”。当环境许可时，他毫不拖延地允许人们选择自己的政府。他从不向统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提出挑战。但是他相信，统一意见的领导就是没有领导，总统或总理必须领导议会而不是跟着议会跑。
在1945年后期，戴高乐认识到他在这场争论中失败了。
第四共和国宪法建立的是控制着一个软弱的行政机构的、有无限权力的立法机构。他深信应辞去政府职务，应该在“事情把人甩开之前，从事情中摆脱出来”。他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宣布了他辞去职务的决定后，遽然大步走出了房间，引退了。
他坚信法国召他来领导的时刻会到来的，但是要按照他自己的条件来领导。戴高乐又一次表现出他的预见性，他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他有一种命运感，并不想为当总统而当总统。只有在他觉得唯独他能实现国家所需要的领导时，才愿意当总统。在政治活动中，人的成年和童年的区别是：童年想要高位以出人头地；而成年想要高位则是做一番事业。戴高乐想要权力，并不是为了权力能为他做些什么，而是为了用权力去做些什么。
在放弃权力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戴高乐发动了一场气势磅礴的运动去夺回权力。他改造自己的个性，以求能成为伟大事件中的主宰。现在他轻蔑地注视着别人笨拙地处理小事情。
由于不耐烦再继续等待法国来召回他，便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建立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使自己重登政坛。
1947年，冷战的阴云刚在地平线上出现，法国人民正忍受着物资匾乏、工资低、物价高的折磨。戴高乐没有去关心他们的生活琐事。他说，他解放法国并不是为了“操心通心粉供应定量问题的”，相反，他瞩目于全球力量的问题，并宣告法国的伟大。
在那些混乱的岁月里，被法国人经常称为“暴风雨中的人”的戴高乐，他的政治股票戏剧性地上涨了。1951年，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中赢得的席位比其他党派要多。从一开始戴高乐就禁止他的代表们支持任何政府，这道命令的奇特效果，是使法兰西人民联盟与共产党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
由于来自左、右两翼顽固的反对，几届中间派政府接连下台。但是，情况尽管如此，他们到五十年代初期时，还是几乎不费气力而在改善国内和国际处境方面取得了成功。事实上，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是沾了这位“暴风雨中的人”的光。戴高乐似乎也承认：“共和国政府治理不好法国，但它把自己保卫得不错。”——这是戴高乐在失望中向来访者说的话。
到1952年时，法兰西人民联盟显然已经不可能打倒第四共和国了。在戴高乐命令他的代表们拒绝筹组政府的邀请后，党的纪律涣散了。到1953年，背叛联盟的人越来越多，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里的地位微弱。在以后的几次市议会竞选中，由于境况凄凉，戴高乐便脱离了这个运动。
法兰西人民联盟这一段长插曲证明，一个聪明的领导人并不一定是一贯正确的。戴高乐对未来看得很远，但是有时现实却愚弄了他。有时他对他的人民有一种本能的敬畏情感。在其他的时候，他又不关注人民的心情，他的政党的失败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对议会制政体的批评将证实是有预见性的。但是时机还未成熟，他为实现预言所做的努力却带来了灾难住的后果。
造成戴高乐重新掌权的危机起源于1954年下半年，阿尔及利亚的部分穆斯林人组成了民族解放阵线，并且开始发动游击战争来反对法国的殖民当局。战争拖延了多年，随着战争受挫，法国军队的残忍性在增长着。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表明，是战是和，他们自己都没有能力来结束这场战争。
1958年，这个政权无力解决它在阿尔及利亚遇到的各种问题，因而导致了一次政府危机。特别是1954年军队在印度支那蒙受失败的耻辱后，法国军队已下定决心，将不惜一切代价使法属阿尔及利亚仍归属法国。戴高乐派人士、右翼政治家和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主义者与军队站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反对法国政府，准备在政府没有能力时采取行动。
当阿尔及利亚问题达到危急关头时，第四共和国正处在从戴高乐1946年辞职以来的第二十四次内阁危机中，无政府状态几乎已达一个月之久。一群暴徒袭击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政府大楼，而当地治安部队却静悄悄地在一旁观看。将军们在重新建立秩序的借口下，推翻了法国阿尔及利亚政府。不到两个星期后，驻守在科西嘉岛上的军队参加到反叛将军一方去了。阿尔及利亚的将军们打算继续干下去，想在几天之内征服宗主国法国，政府却没有能力来阻挡他们。
在整个事件中，戴高乐表现了政治上的英明。他既拒绝谴责，也拒绝公开赞同军事政变，尽管卷入的人中有些是他的支持者。他的沉默有利于在他最后宣布已经：“准备接管共和国权力”的时候大家都听他的。他一直注视着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用尽他们所有的招数，最后转而向他求教的时候，便可以按他的条件进行合作。
虽然政府对他提出的条件唯命是从，可是这些条件中并没有使他成为独裁者的条件，然而，许多法国人继续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传记作者布莱恩·克罗泽写道：在听了戴高乐重新执政的条件后，国民议长安德烈·勒·特罗奎尔对他大声说：“所有这些都是违反宪法的，从阿尔及利亚事件以后，我就对你了如指掌了。你有的是独裁者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