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法知晓雍齿的活动细节。
然而又是这个曾犯有“叛逆”罪的雍齿，在消失了近8年之后，于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史记》竟又让其名字突然出现在汉王朝封赏的功臣名单中。还说是：“急先封雍齿。”且仅提及名字而已。更恰似一团迷雾，使本来视“雍齿降魏”事件为一“疑案”的读者再次陷入困惑，大家不禁会对汉皇室“封侯雍齿”的做法提出种种疑问。相信深入探索解密该疑案内幕，应能成为关心秦汉历史的人们的热门话题。
1。“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的背景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刘邦先封雍齿的历史背景。据《史记》载：大汉王朝建立伊始，百废待兴，人心思治，稳定政局修复经济的压力十分严峻。
然而对高祖皇帝来说，最紧迫的压力还不在于此，而是如何安抚那一批在起义之初便跟定自己冲锋陷阵，战绩卓著的功臣。这些人整日仰望权贵齐天的汉家皇帝，内心难以平衡。他们在焦急地观察着朝廷动向，翘首以待与昔日的平民兄弟刘邦分享胜利果实。萧何、曹参等已经封侯，他们已饥不可耐，甚至在朝堂上发牢骚，下朝后则交流串联。其活动已对新皇朝构成了潜在危胁。如何妥善地对这批功臣进行嘉奖，并尽量减少后患，是汉王室必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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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
其实，古往今来新旧朝更替之时，每一个夺取政权的开国之君在立国之初都会面临如此问题。这里只是司马迁为后世留下的汉王朝处理此类棘手问题的一个范例。《留侯世家》便较翔实地记载了刘邦稳妥解决这一危机的全过程：
上（高祖）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平生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
上述记载是说：汉高祖已封赏二十多位大功臣，其余的则互相争功，私下交头接耳，却被刘邦发现。他便问：“这些人在说什么？”
留侯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吗？在商量谋反呢！”
刘邦一听顿时警觉：“天下安定了，为什么还要谋反？”
张良说：“陛下来自平民，这些人跟你一道打天下，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已封的功臣像萧何、曹参都是你的老乡和亲信，而你所杀的都是平生所怨恨者。军吏虽然在统计大家的功劳，但天下土地就那么多，这些人便担心不可能全部封赏，还担心平时犯的过失若被抓住，可能还会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在商量谋反呢！”
张良如是添油加醋的目的，现在是无法考证了，但经过张良这么一咋呼，刘邦果真犯起愁来，便向张良讨教解决矛盾的办法。于是，张良认真地问：“皇上平生最憎恨谁，而此人又是为群臣所知晓的？”
刘邦说道：“雍齿与我原先就有隔阂，还经常侮辱我，弄得我当众下不了台，我早想杀掉他，无奈他立功太多，所以不忍心。”
张良便说：“你就先封他为侯，以告示群臣。大家见雍齿这种人都能封侯，便会坚定忠于大汉的信心。”
接下来丞相、御史便按高祖旨意定功行封，并宴请功臣。群臣皆喜出望外。
3。刘邦的无奈与张良的才智
这便是发生在汉初政坛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表面看，主要涉及刘邦封赏雍齿等大臣之事，然而故事中刘邦与张良更像是在演双簧，受封人雍齿倒像是个局外人，看不到他的身影，也听不到他的一句话，只是因为封赏功臣遇到了麻烦才想到了他。故事中刘邦与雍齿和张良之三角关系混混沌沌，让人读不懂，其中的疑点是很明显的：
这里，功臣们只是窃窃交谈，一向为人尊重的张良，何以便在皇上面前妄言他们在商议谋反？所以，此事件本身及张良之所为，常常被后人质疑。清代著名史家梁玉绳先生在其著作《史记志疑》一书中，作了深入探讨：
（该书）引邵氏《疑问》曰：“谋反何事？明语沙中，上方何语？良云谋反。岂诸将之不轨之情，先之良舆？未之信也！”引《史通暗惑篇》曰：“群下聚谋，俟问方对，若高祖不问，竟欲无言耶！且诸侯图乱，密言台下，犹惧告知，群议沙中，何无避忌，然则复道之望，座沙而语是敷衍妄益尔。”引《评林》曰：“明茅坤云：沙中偶语，未必谋反也。谋反乃族灭事，岂野而谋者，子房（张良）特假此恐吓高帝，及急封雍齿，则群疑定矣！”
应该想到，张良对于汉初雍齿“守丰降魏”案及“封侯”的内情是了解的。只是此时，萧何、曹参、卢绾等一大批“丰沛”籍的将相均未露面，其原因是否与当事人——老乡雍齿有关已无法得知。
唯独非“丰沛”籍的张良，看来他作为“汉初布衣将相集团”的核心人物，对雍齿是同情的，却又与雍齿不存在任何感情瓜葛。故尔，在此案处理的最后决策上，他肯定是为刘邦所倚重的极具影响的大臣。然而，张良在这里却更像是受众大臣所托，为之做说客。当然，他主要也是为刘家天下着想。张良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两个目的他都达到了。
至此，太史公才将汉室对当年“雍齿叛刘降魏”事件处理的结论托出水面。即雍齿有罪过，但功大于过。可这显然是个充满谜团的结论。
大家自然会追问：既如张良所言，刘邦一向爱憎分明，“所封皆平生所爱，所杀皆平生所怨”。从表面看刘邦对“雍齿降魏”也的确是怨得要命，而且此怨涉及汉初叛逆大案，于法于理，雍齿都是当斩之人，而刘邦亦发狠说：“我欲杀之。”何以非但不杀，还说雍齿功高，不忍杀之？
再说，对于先封雍齿，众臣也会责问或议论，雍齿之功为何？功高如何抵过？皇室当然也应明示天下，以令臣民心服。然而刘邦亦未如此去做，而是把对雍齿的怨和无奈都写在脸上，挂在口边。这似乎不是刘邦的性格，司马迁也没作任何交代。
尤其是雍齿，更像是平地蒸发，既不出来解释，也未见拜谢受封之恩，而只是在一边默默地承受众臣民的误解和猜疑，并甘愿承担刘邦长期以来对之怨恨的责任。
我们无法知道当时雍齿躲避在何处，但可以想见，他内心深处或许有无限的委屈并藏有天大的秘密无法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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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始皇在时天下已坏矣！”
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学者对《史记》记述的汉初第一案的始末及结局表示过怀疑，鲜见人们留意《史记》中隐约透露出来的疑点。似乎雍齿确实做过“叛刘降魏”的悖逆之事，刘邦对雍齿之怨恨也顺理成章。这对雍齿来说，显然是很不公平的。
欲破解此疑案，探求当年雍齿“叛刘降魏”事件的内情和真相，当然要追溯到那烽火连天的秦朝末年。
“秦始皇在时天下已坏矣”，在暴戾无道的秦王朝专制统治下，民怨沸腾，哀鸿遍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境内）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其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各地郁积已久，星罗遍布的反秦怒火迅速形成为燎原之势（见《陈涉世家》）。
实际上，早在陈涉起义之几年前，经过充分反秦准备的刘邦，便在丰西泽（今江苏丰县王沟乡）精心策划了“纵徒起义”事件，公开走上了反秦道路。事后他率亲信在丰西、芒砀（今安徽省砀山县等地）山泽之间与秦军周旋，如同遍布全国的反秦志士一样，积极发展势力，等待时机。其影响所及，古沛国地区广大人民子弟纷纷前来投奔。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刘邦那里之后，他没有附从陈胜西攻咸阳，而是立即挥兵北进，……率领义军首先占领了“丰”地。在家乡父老支持下，队伍迅速壮大。
只是，不知什么原因，《高祖本纪》对上述重大事件只是一语带过，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则记载，随刘邦自丰地起兵后获封侯加爵者，竟有十几人之多，被封为什方侯的雍齿也是其中之一。
接下来，《高祖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述了刘邦自“丰”地率兵进攻沛县等战役的情况：在萧何、曹参内应下，刘邦向驻守沛县的秦军晓以大义，并扬言要“屠城”，如此恩威并施，迅速完美地占领了沛县，势力大增。从此刘邦便号为“沛公”，进而攻陷湖陵、方与两县，军威大震。“回守丰”后，又依据“丰” 之城高池深，反秦基础好的优势，军民同心，同仇敌忾，一举歼灭前来围剿义军的秦朝大将，泗水郡监“平”（ 参见“关于刘邦起义”章）。
5。千钧重任托付雍齿
大获全胜后，刘邦命令雍齿率所部据守“丰”。自己则再率主力东征，以迅猛之势渡过微山湖，一举拿下薛城（今山东枣庄市）。并再败前来###义军的秦军大将，泗水郡守“壮”，刘邦部将曹无伤乘胜追击，生擒“壮”并将其斩杀。
毋庸置疑，刘邦此时将留守根据地的重任托付于雍齿，应能反映刘邦对雍齿的绝对信任。可以想见，刘邦义军离“丰”东征与父老乡亲告别时的难舍难分的情形。
然而，就在刘邦义军在薛城附近与前来围剿的秦军浴血奋战，并取得节节胜利之时，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丰地，却骤然发生了令刘邦最不愿看到的军事政变。原魏国旧贵族，陈胜的部将周市，受命以复辟魏国收复魏国旧地为名，突然兵临刘邦故里和义军根据地“丰”之城楼之下（以上见《高祖本纪》）。
说到这里，笔者认为应该对“丰”与魏国之关系先作一简要介绍：在反秦烈火燃起之后，原六国旧贵族再也按捺不住复辟故国的欲望，如原魏国名士张耳在投奔“张楚”后便多次鼓动陈涉先分封六国的旧贵族为王。由于秦朝占领六国尤其是齐、魏、楚、燕四国时间并不长，所以旧贵族在其故国百姓中还有一定势力和影响。于是他们便急不可耐地在“应涉”的外衣下，忙着攻占被秦国占领的，自认为曾经属于自己的地盘。
周市此时便也借陈胜之名义（或受其指使），带领军队忙着进行恢复魏国的战斗。《高祖本纪》载：“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率兵围丰，即言此事。在这里太史公虽然如此惜字慎言，但也将周市围丰的原因和背景说了个大概。只是陈胜派周市袭击刘邦故里和根据地的隐情和原因为何？倒是值得深思了（参见本书“刘邦起义”章）。
6。“屠城”之严峻威胁
只是周市的进攻并不顺利，于是他也采取诱降及威逼的两手策略，便派人对雍齿传话。据《高祖本纪》载：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
意思是说，“丰”从前是魏梁人民为避秦乱，东迁居住之都邑。现在魏军已经攻下数十城，你雍齿如果降魏，便封你为侯，若不投降魏军就要“屠丰”， 即攻陷“丰”后进行“屠城”。
眼见形势危急，迫在眉睫。太史公竟未对守城军民的反应作任何说明，便记述道：雍齿本来就不情愿归属沛公，此时周市招降，他便背叛刘邦，归属魏国了（以上见《高祖本纪》及安作璋《汉高帝大传》）。其叛降理由明显不够充分。
当然也可能在“丰”之城内，有一些群众本来便为魏国遗民，他们怀念魏国，看不起平民出身的义军首领刘邦，为周市做内应，从而促成了“魏军围丰”事件的发生。
不管如何，以雍齿为首的守丰义军当时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是：魏军包围了“丰”，周市已向“丰” 地军民发出了“降魏受封”的引诱，更发出了“不下则屠丰”的威胁。
这就是发生在秦末汉初的最著名的“周市围丰”事件，是刘邦义军举事以来，在刚刚取得一系列胜利之际，面临的第一次关乎义军生死存亡的最严重的军事危机。
为帮助读者认识当时危机的严重程度，这里先把“屠城”的含义做一解释：
在那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战争之惨烈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不管是诸侯争战还是秦并六国，尤其是秦将白起、章邯，还有项羽之虎狼之军，兵锋所指，皆烧杀抢掠、城毁巷空、没有人烟，白骨遍野。被坑埋残杀的俘虏更不计其数。据《高祖本纪》载，即便是被众反秦义军公推为“宽大长者”的刘邦，在举义攻沛之时，亦曾将“书帛”射城上，与沛父老曰：
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
不是也向故乡沛城军民发出过屠城的威胁吗？何谓“屠城”，看来无需解释了。
刘邦深知该词的血腥意义，他也不会不知道，雍齿守“丰”所肩负的重如泰山的责任：一则，丰地是义军的根据地；二则也是最重要的，丰地乃刘邦及丰沛将相集团许多重要成员的家乡故里。也就是说，刘邦义军将自己的父母、妻子、亲属、故旧的身家性命全部交予雍齿手中了。雍齿承担了如此信任，怎能用“雍齿本来与高祖有隙，不愿归属刘邦”作解释呢？
话说回来，面对周市“屠城”之严峻威胁，我们倒应该考虑雍齿在怎么想，丰沛将相集团的亲属该怎么想，他们恐怕都在焦急地苦思冥想妥善解决这一燃眉之急的办法。
毫无疑问，摆在雍齿及其义军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则为战，一则为降。
先说战：战事一开，雍齿若似纪信、周苛那样置生死于度外，率军英勇无畏地冲锋拼杀在前，肯定所有挑拨雍齿与刘邦关系之流言便不攻自破，但以驻丰守军的兵力，恐怕很难是有陈胜大军支持和派遣的旧魏国贵族周市的对手。况且城内也一定有人作为内应，其结果必然是城破人亡，玉石俱焚，惨遭屠戮之祸。这种结果肯定是雍齿、刘邦和所有丰沛集团成员及其亲属和拥护沛公的父老乡亲无法接受的。
再说降：若果真如《高祖本纪》载：“雍齿雅不欲属沛公”； 或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述，雍齿“与上有隙”，即与刘邦有故怨；或如唐代史家颜师古所谓：“雍齿每以勇力困辱高祖” 等说法属实。此时，的确是雍齿背叛刘邦的大好机会。“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自然顺理成章。那么刘太公和义军众将士及亲属，恐怕也是雍齿降魏的最好见面礼。然而义军将士及刘太公是否会愿意呢？以刘太公后来在荥阳前线大义凛然的表现来看，是不太可能的。事实上，在事件中也未见有人员伤亡。当然也有可能是雍齿为顾旧情与周市有约，以保全义军亲属性命作为降魏条件，只是这些看来合乎情理之事，太史公却未作任何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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